一項政策，即使很多人反對，並不代表它就是壞的；同理，另外一種政策，就算得到了許多人支援，但也並不意味著它就是好的。
就好比戰國時期的商鞅變法，這個後來被證明代表了歷史發展方向的跨時代變革，在實施的過程中卻遭遇了排山倒海般的反對浪潮，反對者甚至殺掉了商鞅方才解氣。
而王安石，就有著“宋朝的申韓”這這種評價，他就是新時代的申不害、韓非子甚至商鞅。但跟法家大行其道的戰國不同，宋朝是儒家的天下，所以王安石的變法必定會困難重重。
有這麼一種說法，宋朝的兩大變法中，反對范仲淹的全是“小人”；而反對王安石的，則大多是公認的“君子”。若不能理解，看看青苗法的遭遇就明白了。
所謂青苗法，規定在每年二月、五月青黃不接時，由各地官府向百姓提供貸款；第一等戶每次貸款不得超過15貫，隨後的按等級遞減（北宋戶口根據財產多少分為五等，第一等最富、第五等最窮）。貸款利息二分，以半年為期，在繳納夏秋兩稅時歸還。
為啥叫“青苗法”？因為在每年二月、五月，正值民間青黃不接時：田地裡的禾苗泛青、還沒成熟，但家裡的存糧已經吃完，老百姓正嗷嗷待哺。此時由政府出面借貸、幫他們渡過難關，待豐收後加利收回，可謂一個“雙贏”的解決方案。
這一政策其實是對歷史傳統的繼承與發展，充分體現了王安石與時俱進的為政理念。
在古代社會，自然條件是農業生產的頭號影響因素，人們無法控制豐、荒年的出現，因此會出現這樣一種情形：當糧食豐收時，糧價暴跌，農民利益受損，即所謂的“穀賤傷農”；但若遇上荒年，糧食供不應求、價格暴增，尋常人消費不起，這種情況被稱為“谷貴傷民”。
其後的歷朝歷代，但凡在政局穩定時期，大都會設定“常平倉”，除了調節糧價，還是賑災、救災的一大“法寶”。
北宋當然也延續了這一做法。但由於政治腐敗，徇私舞弊、貪贓枉法屢見不鮮，這一機制效果有限。沒辦法，人們只能找民間富商、大地主借貸，但利息普遍在五分以上，最誇張的甚至達到一年的利息與本金持平，由此不難想象那時尋常老百姓的苦難有多沉重。
王安石在入京執掌變法前，長期在南方做官。雖是讀書人出身，但他極端務實、因地制宜，探索了許多有益舉措，積累了豐富的基層經驗，政績在當時堪稱出類拔萃。其中，在覲縣期間，他就推行了“貸谷於民，立息以償”的做法，收到了很好的反響，這就是“青苗法”的前身。
青苗法的積極作用是顯而易見的，它一方面大大增加了政府的收入，另一方面也有效抑制了民間高利貸對農民的剝削，對於提高財政收支、改善民生、緩和階級矛盾都具有積極意義。
其實，除了青苗法之外，王安石在經濟層面還有諸如農田水利法、免役法、均輸市易制一整套制度，這些組合拳的目的很明確，打造一個抑制兼併、國富民強的國家。
平心而論，王安石精準找到了北宋諸如國貧民弱、兼併嚴重等經濟層面的弊端，並且提出了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可謂“救世之良法”。
實際上，像這種由國家替代民間資本對社會物資進行調控的做法，在歷朝歷代並不鮮見，最典型的就是鹽鐵專賣制：春秋時期的管仲就提出了“官山海”的政策，政府對鹽、鐵實行專賣；秦國商鞅變法控制山澤之利，也實行這一政策；西漢初年無為而治、對鹽鐵採取放任政策；到了漢武帝時期，為了解決對外連年用兵所帶來的經濟壓力，朝廷將鹽、鐵和酒的經營收歸國有，後來酒類專賣被取消，但鹽鐵專賣一直被沿用。
那麼，青苗法這種利國利民、且有先例可循的政策，如果引起那些地主豪強痛恨，倒也情有可原，但為什麼像司馬光這樣的一大群之名士大夫、飽學愛國志士同樣對其極力排斥呢？
原因其實在於“人”這個因素上。再好的政策，如果執行的人有問題，那也會帶來問題。
當初范仲淹推行慶曆新政時，主張“先重治人而後及於治法”，即先整頓吏治，再開展具體變法，但北宋計程車大夫何其強勢？整治他們談何容易？更何況當時在位的是“老好人”宋仁宗。因此，范仲淹擔任參知政事不到一年，就在來自四面八方的指責聲中黯然隱退。
與范仲淹相反，王安石一上來並不管什麼吏治，而是將目標聚焦於保證變法政策的推行落實，而不管那些落實者都是些什麼樣的人。宋神宗對此也表示支援，聲稱：“終不以吏或違法之故而為之廢法”。
其實這也是現實的無奈：假如先拿那些官場老油條開刀，變法甭想推得動。因此，不如在變法中結合成績考核官員、順便肅清吏治。
但帶來的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一些官員大力配合推行青苗法，並不代表他們支援這一政策，只是為了迎合王安石來討好宋神宗。
當時，推行青苗法被當做考核官員政績的指標之一。一些地方官為了完成任務，強迫本不需要借貸的富戶貸款；而對於那些實際需要借貸的窮人，官員擔心他們還不起錢，故意不借給他們，這種奇葩現象被稱為“抑配”。
為了解決這種情況，朝廷透過嚴格的立法進行打擊，但很難從根本上消除。不過，這並不出乎王安石的設想，他的本意就是不追求十全十美：“使十人理財，其中容有一二敗事，要當計利害多少。”也就是說，只要能整體實現改革目標，就可以容忍些許不完美。這種態度，可謂盡得“務實”之精髓。
但像司馬光這種清流派可不樂意了，在他們看來，青苗法名為抑富民之兼併、增國家之收入，但本質上跟漢武帝時期的鹽鐵酒專賣一樣，屬於典型的“朝廷與民爭利”，有為政府斂財的嫌疑，這哪有讀書人朝廷的樣子？
同時，一些士大夫反對王安石的變法，其實是出於對他做事風格的反感。像司馬光，雖然也一樣主張改革，但向來提倡循序漸進；在經濟層面，尤其注重“節流”，也就是省錢，與王安石的“開源”是兩種思路。
實際上，這兩種思路並不衝突，一個好的理財思路，必定是既開源又節流，但王安石可是有名的“拗相公”，強調“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為患，患在治財無其道”，對司馬光的意見嗤之以鼻。凡是反對他的，都被他視為“不讀書”的“流俗”，並提出了“”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議論不足恤”的主張，對那些反對者一律予以打壓，以至於當初許多支援、幫助他計程車大夫都站到了對立面，如前輩歐陽修、好友司馬光、曾高度欣賞他的程顥、大文學家蘇軾等等。
最終出現了這麼一種情形：支援王安石變法的，大多是官場中積極鑽營的“小人”；反對他的，很多則是公認的“君子”。即：當初反對范仲淹的，如今支援王安石；當初支援范仲淹的，如今反對王安石。
其實，只要能解決北宋的現實問題，何所謂“小人”、“君子”？王安石變法之爭，反映了北宋政治的割裂，治國思路的差異演變為道德高下之爭。宋神宗死後，王安石被排擠、司馬光執政，包括曾取得巨大成功的青苗法等一攬子變法被悉數廢除，帶有明顯的“為了反對而反對”之嫌，連當初批評王安石的蘇軾都轉而對司馬光不滿。就這樣，曾經一度讓北宋國富兵強的王安石變法，就這麼付諸東流，這實在是歷史的悲哀。
一項政策，即使很多人反對，並不代表它就是壞的；同理，另外一種政策，就算得到了許多人支援，但也並不意味著它就是好的。
就好比戰國時期的商鞅變法，這個後來被證明代表了歷史發展方向的跨時代變革，在實施的過程中卻遭遇了排山倒海般的反對浪潮，反對者甚至殺掉了商鞅方才解氣。
而王安石，就有著“宋朝的申韓”這這種評價，他就是新時代的申不害、韓非子甚至商鞅。但跟法家大行其道的戰國不同，宋朝是儒家的天下，所以王安石的變法必定會困難重重。
有這麼一種說法，宋朝的兩大變法中，反對范仲淹的全是“小人”；而反對王安石的，則大多是公認的“君子”。若不能理解，看看青苗法的遭遇就明白了。
所謂青苗法，規定在每年二月、五月青黃不接時，由各地官府向百姓提供貸款；第一等戶每次貸款不得超過15貫，隨後的按等級遞減（北宋戶口根據財產多少分為五等，第一等最富、第五等最窮）。貸款利息二分，以半年為期，在繳納夏秋兩稅時歸還。
為啥叫“青苗法”？因為在每年二月、五月，正值民間青黃不接時：田地裡的禾苗泛青、還沒成熟，但家裡的存糧已經吃完，老百姓正嗷嗷待哺。此時由政府出面借貸、幫他們渡過難關，待豐收後加利收回，可謂一個“雙贏”的解決方案。
這一政策其實是對歷史傳統的繼承與發展，充分體現了王安石與時俱進的為政理念。
在古代社會，自然條件是農業生產的頭號影響因素，人們無法控制豐、荒年的出現，因此會出現這樣一種情形：當糧食豐收時，糧價暴跌，農民利益受損，即所謂的“穀賤傷農”；但若遇上荒年，糧食供不應求、價格暴增，尋常人消費不起，這種情況被稱為“谷貴傷民”。
其後的歷朝歷代，但凡在政局穩定時期，大都會設定“常平倉”，除了調節糧價，還是賑災、救災的一大“法寶”。
北宋當然也延續了這一做法。但由於政治腐敗，徇私舞弊、貪贓枉法屢見不鮮，這一機制效果有限。沒辦法，人們只能找民間富商、大地主借貸，但利息普遍在五分以上，最誇張的甚至達到一年的利息與本金持平，由此不難想象那時尋常老百姓的苦難有多沉重。
王安石在入京執掌變法前，長期在南方做官。雖是讀書人出身，但他極端務實、因地制宜，探索了許多有益舉措，積累了豐富的基層經驗，政績在當時堪稱出類拔萃。其中，在覲縣期間，他就推行了“貸谷於民，立息以償”的做法，收到了很好的反響，這就是“青苗法”的前身。
青苗法的積極作用是顯而易見的，它一方面大大增加了政府的收入，另一方面也有效抑制了民間高利貸對農民的剝削，對於提高財政收支、改善民生、緩和階級矛盾都具有積極意義。
其實，除了青苗法之外，王安石在經濟層面還有諸如農田水利法、免役法、均輸市易制一整套制度，這些組合拳的目的很明確，打造一個抑制兼併、國富民強的國家。
平心而論，王安石精準找到了北宋諸如國貧民弱、兼併嚴重等經濟層面的弊端，並且提出了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可謂“救世之良法”。
實際上，像這種由國家替代民間資本對社會物資進行調控的做法，在歷朝歷代並不鮮見，最典型的就是鹽鐵專賣制：春秋時期的管仲就提出了“官山海”的政策，政府對鹽、鐵實行專賣；秦國商鞅變法控制山澤之利，也實行這一政策；西漢初年無為而治、對鹽鐵採取放任政策；到了漢武帝時期，為了解決對外連年用兵所帶來的經濟壓力，朝廷將鹽、鐵和酒的經營收歸國有，後來酒類專賣被取消，但鹽鐵專賣一直被沿用。
那麼，青苗法這種利國利民、且有先例可循的政策，如果引起那些地主豪強痛恨，倒也情有可原，但為什麼像司馬光這樣的一大群之名士大夫、飽學愛國志士同樣對其極力排斥呢？
原因其實在於“人”這個因素上。再好的政策，如果執行的人有問題，那也會帶來問題。
當初范仲淹推行慶曆新政時，主張“先重治人而後及於治法”，即先整頓吏治，再開展具體變法，但北宋計程車大夫何其強勢？整治他們談何容易？更何況當時在位的是“老好人”宋仁宗。因此，范仲淹擔任參知政事不到一年，就在來自四面八方的指責聲中黯然隱退。
與范仲淹相反，王安石一上來並不管什麼吏治，而是將目標聚焦於保證變法政策的推行落實，而不管那些落實者都是些什麼樣的人。宋神宗對此也表示支援，聲稱：“終不以吏或違法之故而為之廢法”。
其實這也是現實的無奈：假如先拿那些官場老油條開刀，變法甭想推得動。因此，不如在變法中結合成績考核官員、順便肅清吏治。
但帶來的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一些官員大力配合推行青苗法，並不代表他們支援這一政策，只是為了迎合王安石來討好宋神宗。
當時，推行青苗法被當做考核官員政績的指標之一。一些地方官為了完成任務，強迫本不需要借貸的富戶貸款；而對於那些實際需要借貸的窮人，官員擔心他們還不起錢，故意不借給他們，這種奇葩現象被稱為“抑配”。
為了解決這種情況，朝廷透過嚴格的立法進行打擊，但很難從根本上消除。不過，這並不出乎王安石的設想，他的本意就是不追求十全十美：“使十人理財，其中容有一二敗事，要當計利害多少。”也就是說，只要能整體實現改革目標，就可以容忍些許不完美。這種態度，可謂盡得“務實”之精髓。
但像司馬光這種清流派可不樂意了，在他們看來，青苗法名為抑富民之兼併、增國家之收入，但本質上跟漢武帝時期的鹽鐵酒專賣一樣，屬於典型的“朝廷與民爭利”，有為政府斂財的嫌疑，這哪有讀書人朝廷的樣子？
同時，一些士大夫反對王安石的變法，其實是出於對他做事風格的反感。像司馬光，雖然也一樣主張改革，但向來提倡循序漸進；在經濟層面，尤其注重“節流”，也就是省錢，與王安石的“開源”是兩種思路。
實際上，這兩種思路並不衝突，一個好的理財思路，必定是既開源又節流，但王安石可是有名的“拗相公”，強調“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為患，患在治財無其道”，對司馬光的意見嗤之以鼻。凡是反對他的，都被他視為“不讀書”的“流俗”，並提出了“”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議論不足恤”的主張，對那些反對者一律予以打壓，以至於當初許多支援、幫助他計程車大夫都站到了對立面，如前輩歐陽修、好友司馬光、曾高度欣賞他的程顥、大文學家蘇軾等等。
最終出現了這麼一種情形：支援王安石變法的，大多是官場中積極鑽營的“小人”；反對他的，很多則是公認的“君子”。即：當初反對范仲淹的，如今支援王安石；當初支援范仲淹的，如今反對王安石。
其實，只要能解決北宋的現實問題，何所謂“小人”、“君子”？王安石變法之爭，反映了北宋政治的割裂，治國思路的差異演變為道德高下之爭。宋神宗死後，王安石被排擠、司馬光執政，包括曾取得巨大成功的青苗法等一攬子變法被悉數廢除，帶有明顯的“為了反對而反對”之嫌，連當初批評王安石的蘇軾都轉而對司馬光不滿。就這樣，曾經一度讓北宋國富兵強的王安石變法，就這麼付諸東流，這實在是歷史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