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不就是向清廷表示，我們勢力很大，有和你們談判的籌碼，將來東林黨可以支援你當皇帝但是要給足我們利益。清軍反手就是揚州十日，嘉定三屠表示聽話還行，不聽話就是死。東林黨權衡了一下表示這不是一個能28開就能打發的主，清軍也夠狠。東林黨沒辦法不想死，投降了至少還能繼續當地主。。

潞王朱常淓之所以被東林黨以“立賢”為名，要求擁立為帝，其主要原因還是黨爭的體現。崇禎帝自盡後，由誰來繼承明朝的衣缽成了頭等大事。依照血緣關係和繼承順序，理應由福王朱由崧繼承帝位，他不僅是明神宗的長孫，而且近在淮安，又離南京較近。當時的一些有識之士也認為應該由福王朱由崧繼位，如淮撫路振飛就給史可法寫通道：“謂倫序當在福王，宜早定社稷主。”劉成也給史可法上書道：“公率先諸臣奉迎福藩殿下，臨蒞南京，此中外居民之願也。”但以禮部侍郎錢謙益為首的東林黨人，對擁立福王朱由崧繼位堅決反對。這是因為朱由崧的祖母是備受明神宗寵愛的鄭貴妃，從萬曆朝到天啟朝，圍繞儲君問題展開的“妖書”、“梃擊”、“移宮”等案都與鄭貴妃有關，何況正是由於東林黨人的力爭，明神宗才沒有立朱由崧的父親朱常洵為太子。因此，東林黨人擔心一旦朱由崧登上帝位，重翻舊案，他們必然會在政治上失勢。抱著這種狹隘的私念，以禮部侍郎錢謙益為首的東林黨人，堅決反對由朱由崧繼承帝位，轉而以“立賢”為名，到處遊說，提議擁立明穆宗的孫子、潞王朱常淓為帝。這就是東林黨人的真實想法。

首先，談一下背景，潞王朱常淓首次進入明朝選立新君的範圍是在1644年三四月份之間，此時崇禎皇帝在北京自盡，明朝群龍無首，而南京的明朝備份政府開始發揮作用。

崇禎皇帝在煤山自盡，但是這個時候明朝並沒有亡，江南半壁還在明朝地方政府的控制之中，而且更加特殊的是，明朝有一套中央政府的備份系統，這是當年朱棣遷都北京的副產品，在明朝中央政府遷往北京後，原來南京的中央政府依然被保留著。雖然在朱棣遷都以後的大部分時間內，南京的中央政府只不過是養老機構和發配之所，但是到了崇禎皇帝自盡、北京朝廷覆滅的情況下，南京的備份朝廷反而成了挽救明朝的關鍵。

國不可一日無君，在崇禎駕崩的訊息傳到南京以後，立誰繼位成了南京朝廷考慮的首要問題。崇禎皇帝的三個兒子都落入李自成手中，所以只能立藩王繼位，但是那麼多藩王應該立誰呢？

這個好辦，華人最講究禮教宗法，按照血緣親疏、長幼排序就可以知道誰是皇位的第一繼承人了。崇禎他爹明光宗朱常洛就兩個兒子，天啟和崇禎，都絕後了，這一支就不用考慮了。往上推，和朱常洛平輩的還有福王朱常洵、桂王朱常瀛、惠王朱常潤，三人中福王居長，所以應該立福王這一支，當時的福王朱由崧是老福王朱常洵的兒子，所以朱由崧按照倫理是毫無疑問的第一人選。

但是有時候歷史就是這麼不講理，正當福王朱由崧滿懷希望準備做皇帝時，一撥道貌岸然的君子站了出來，他們就是東林黨，他們建議“立賢”，而他們口中的“賢王”則是崇禎皇帝的堂叔潞王朱常淓，他只不過是崇禎的爺爺的侄子，血緣較福王疏遠多了。而東林黨立潞王只是因為他們不想立福王而已，因為他們之前堅決抵制崇禎皇帝的爺爺萬曆皇帝立福王朱常洵為太子，他們害怕小福王繼位後對他們進行報復。

於是，潞王朱常淓所謂的“賢名”不過是東林黨人阻止福王繼位的藉口罷了，最後的事實證明，潞王恐怕還不如福王。1645年五月，弘光政權（福王朱由崧）被清軍擊潰，潞王在杭州被擁立為監國，結果清軍剛剛抵達杭州，潞王就投降了，一共監國七天，這樣的藩王是“賢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