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唐朝初期開始，這套考課制度的弊病，從唐朝初年就已經初露端倪，主要表現在考核不認真、不公平上。從唐朝初期起，除了有大功或大過的官員之外，絕大多數官員的考課都是以官職高低為基礎：位高權重者，考課官員不願得罪他們，往往一概從優，而位卑權輕的底層官吏常常即使工作成績突出，也得不到高等。

在唐代趙璘所著的《因話錄》中，曾經記載過這樣一個故事：

裴充所任的太常寺太祝，官位正九品上，是名副其實的“九品芝麻官”——這類官員在考課制度中所受的不公待遇，從這一故事中可見一斑。

此外，掌握考課大權的官員往往不嚴格執行標準，經常以自己的好惡來決定官員評級，甚至多有弄虛作假的情況發生。唐高宗總章初年，負責考核外官的刑部尚書盧承慶在考核一位因大風損失糧食的漕運官員時，一開始將其定為中下，但當盧承慶看到這位官員舉止自若時，又將他改為中中，而當這位漕運官面對突然之喜依然保持鎮定時，盧承慶又以此人“寵辱不驚”為由，將其評為中上等。短短時間內，這位官員的考核成績就連升兩級，可見當時考課制度的隨意性。

除開這些問題外，唐代考課制度中最為嚴重的弊病，莫過於制度中的“年勞之法”了。

按照考課制度的規定，唐朝官員自從入仕做官以來，每經歷一次考課便記做“一考”，官員經歷的考數越多，相應資歷也就越深。而在唐朝選官過程中，又往往最注重年考的資歷深淺，“但以資次為選，不以才能得職”。在武則天當政時期，就曾規定過凡升五品官，必須是經歷過十三次年考的六、七品官員，而唯有經歷二十五次年考的四品官員才有資格升任三品官。

武則天雖然改朝換代 但依然沿用了唐朝的各項制度

這一制度的存在，加之前文所述考課執行中的種種弊病，使得大量官員不重視工作實績，而將全部精力放在混年考、熬資歷上，考課制度原有的監督作用幾乎蕩然無存。

此外，依照這一制度的規定，大量官員以年考為憑，逐年升遷，又缺少有效的淘汰制度，造成了唐代冗官多、授官濫等亂象，給唐代吏治、財政都帶來了極大的負面影響。唐德宗時期的史學家沈既濟曾經評價這一制度的弊端：“（官員）至死不黜，故里語謂人之為官若死然，未有不了而倒還者。

總之，唐代雖然建立起了較為完備的考課制度，然而由於封建制度的侷限性，制度本身和制度執行上都出現了大量的問題，最終導致了制度流於形式，“善政”轉為“惡政”的結果。

武則天寒門出身，為了打擊李唐貴族與門閥士族，增加寒門士族的勢力，對科舉制度有多次修改，以加強自身統治。

其中最重要的武科考試。武舉報名考試方式與進士科無異，先去地方政府報名考試，通過後將名單送至中央參加“省試”。武舉考試內容為武試，如射術、馬術、負重、長垛（遠距離射擊）等等。

選官制度在唐朝已經比較完善了。在科目的數量的設定，在考試內容形式的多樣化，在防止作奸犯科的的措施方面，都遠勝於前代。同時，為了保證科舉正常進行，在法律法規上也為科舉制度提供法律保障。應該說，科舉選官為唐代提供大量的人才，擴大其統治基礎，促使階級流動，為其延續國運、文化昌盛不斷提供養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