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里士多德從文藝起源的角度論證了文藝起源於摹仿活動。“一般說來，詩的起源彷彿有兩個原因，都是出於人的天性。

人從孩提的時候起就有摹仿的本能(人和禽獸的區別之一，就在於人最善於摹仿，他們最初的知識就是從摹仿得來的)，人對於摹仿的作品總是感到快感。”“我們看見那些影象所以感到快感，就因為我們一面在看，一面在求知，斷定每一事物是某一事物，比方說，‘這就是那個事物’。假如我們從來沒有見過所摹仿的物件，那麼我們的快感就不是由於摹仿的作品，而是由於技巧或著色或類似的原因。摹仿出於我們的天性，而音調感和節奏感(至於‘韻文'則顯然是節奏的段落)也是出於我們的天性，起初那些天生最富於這種資質的人，使它一步步發展，後來就由臨時口占而作出了詩歌。”

這裡亞里士多德為文藝活動找到了兩種心理方面的根源：一種是摹仿的本能，另一種是愛好音調與節奏的天性。喜愛摹仿雖然是人的一種本性，但這種本性又不同於動物的本能，而是包含著求知的因素，求知也是人的一種本性。亞里士多德關於文藝起源於人的天性的主張雖然不盡科學，但與“神創說”相比，仍不失為一大進步。他的這一說法也有為文藝辯護的意義。既然摹仿是出於人的天性，人對摹仿的作品總是感到愉快，文藝也就不應該受到譴責。

自詡為詩人的人，也許永遠都成不了真正的詩人。而真正的詩人，不管是對內還是對外都要能夠經受得起各種各樣的考驗。

古希臘人亞里士多德，是一位百科全書式的科學家，同時也是舉世聞名的哲學家，教育家。公元前335年，亞里士多德在雅典辦了一所叫呂克昂的學校，被稱為逍遙學派。他的寫作涉及神學、詩歌、倫理學、心理學、經濟學、自然科學以及雅典法律等，對後世的文藝理論、社會進步等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亞里士多德把科學分為三類。第一類，是理論的科學(數學、自然科學和後來被稱為形而上學的第一哲學)；第二類，實踐的科學(倫理學、政治學、經濟學、戰略學和修飾學)；第三類，創造的科學，即詩學。

在《詩學》一書中，亞里士多德闡述了自己對於詩意的產生、悲劇、情節、發現等文學命題的看法，探討了值得重視的理論問題，如：人的天性與藝術摹仿的關係，情節的組合，悲劇的功用，悲劇和史詩的異同。從言語和思想、詩與歷史的區別等內容可以看出，亞里士多德對某些詩學問題的思考是超前、深刻且獨到的。

從詩人詩歌創作刻畫人物性格這樣一個角度，我們得以窺見亞里士多德對於主人公形象塑造手法的關注與思考。在亞里士多德看來，關於性格的刻畫，詩人應該做到以下四點。

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性格應該好。我們說過，言論或行動若能顯示人的抉擇（無論何種），即能表現性格。所以，如果抉擇是好的，也就表明性格亦是好的。每一類人中都有自己的好人，婦人中有，奴隸中也有，雖然前者可能較為低劣，後者更是十足的下賤。

第二，性格應該適宜。人物可以有具男子漢氣概的性格，但讓女人表現男子般的勇敢或機敏卻是不合適的。

第三，性格應該相似，這一點與上文提及的性格應該適宜不同。

第四，性格應該一致。即使被摹仿的人物本身性格不一致，而詩人又想表現這種性格，他仍應做到寓一致於不一致之中。

井井有條的分析，讓詩人在刻畫主人公形象時有了可以參考的依據和遵守的準繩。詩人要想讓筆下的陳述物件血肉豐滿、性格鮮明、生動有趣，就不得不放棄模板式套路化寫作的程式，轉而去開拓具體化、個性化塑造的新路。當然，保持全詩敘事主體的一致性更有利於讀者解讀作品，明確作品的結構、解析作品的主題。

其實，在詩的草創時期，那些對社會生活觀察特別敏銳的人，透過點滴的積累，在即興口占的基礎上促成了詩的誕生。詩的發展依作者性格的不同形成兩大類。較穩重者摹仿高尚的行動，即好人的行動，而較淺俗者則模仿低劣小人的行動。前者起始於製作頌神詩和讚美詩，後者起始於製作謾罵式的諷刺詩。尤其是在荷馬及荷馬以後的作者的作品裡，出現了許多的諷刺詩。

歸結起來，不管是讚譽也好，謾罵也罷，詩歌總是對社會現象的反映和對社會問題的思考。憑空產生的詩歌固然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證明創作者豐富的想象力和大膽的創造力，但完全與現實脫節卻也表明作者對眼前現狀的冷漠與忽視。真正好的詩歌，應該既提煉於生活，又能超脫於生活。

當然，《詩學》不是十全十美的，存在著一定的侷限性。全書雖然強調了詩的自我完善，卻沒有提及希臘悲劇的起源和發展的宗教背景，也忽略了悲劇的存在、興盛和趨於衰落的社會原因。悲劇人物固然應對自己的抉擇（或決定）和行動負責，但在某些作品裡，命運的制約或神的催動是導致悲劇性結局的重要原因，《詩學》對此沒有給予應有的重視。尤其是在希臘神話和傳說中，悲劇人物要想擺脫神力的束縛，是費力且困難的。

詩歌的誕生、發展和流傳，正如文化大花園中的一株清新淡雅的水仙，以其獨特的姿態和香味吸引著人們駐足停留、靜心欣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