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全國暴力傷醫事件層出不窮，一些醫生在無奈的現實面前選擇離開這個職業。鮮為人知的是，作家馮唐曾在協和醫科大學學醫8年，棄醫從文從商，如今功成名就。對於當年的離開，他在《三十六大》一書中寫道——
1990年到1998年，我在協和醫科大學認真學過八年醫術，正經科班唸到醫學博士，從DNA、RNA到細胞到組織到大體解剖，從生理到病理到藥理，從中醫科到內科到神經科到精神科到婦產科。十多年前，學完八年醫術之後，飲酒後，嘔吐後，枯坐思考後，我決定不再做醫生。
當時決定不做醫生，主要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懷疑醫生到底能幹什麼。
學醫的最後三年，我在基因和組織學層面研究卵巢癌，越研究越覺得生死聯絡太緊密，甚至可以說，挖到根兒上，生死本來是一件事兒。而且多數病是治療不好的，是要靠自身免疫能力自己好的。我眼看著這三年跟蹤的卵巢癌病人，手術、化療、復發、再手術、再化療，三年內，無論醫生如何處理，小一半的死去，緩慢而痛苦地死去，懷著對生的無限眷戀和對死的毫無把握，死去。
現在再想，整個醫學八年，還記得什麼。除了認得二月蘭和紫花地丁、體溫38℃以下不要吃退燒藥、陰道出血要排除癌症等等傻子都知道的常識，沒記得什麼。但是，我記得卵巢癌晚期的病人如何像一堆沒柴的柴火一樣慢慢熄滅，如何在柴火熄滅幾個星期之後，身影還在病房慢慢遊蕩，還站到秤上，自己稱自己的體重。從這個意義上講，學醫的八年是我練習素描人類的八年，是我瞭解生死的八年。這八年裡，無論我做什麼，幾十個病人還是緩慢而痛苦地死去，這種無能為力讓我動了離開的念頭。
第二個原因是擔心做醫生越來越艱難。
其實，學了一陣兒醫之後，我基本明白了，醫學從來就不是純粹的科學，醫學從來就應該是：偶爾治癒，常常緩解，總能安慰。我當時擔心的是，這麼做，除了救死扶傷的精神愉悅之外，醫生還能收穫什麼？完全沒有足夠的經濟基礎，醫生又能精神愉悅多久？人體組織結構和解剖結構之上有疾病，疾病之上有病人，病人旁邊有醫生，醫生之上有醫院，醫院之上有衛生部和發改委和財政部，醫院旁邊有保險機構，保險機構之上有保監會和社保部。
在現代社會，醫生治療病人，從來就不是一個簡單的商業活動。在醫療衛生上，國內強調平均、平等、“全民享有醫療保健”，強調計劃調節、遠離市場。“藥已經那麼貴了，就只能壓低醫生的收入，醫院就只能以藥養醫。”美國的醫生收入好些，但是，不但訴訟橫行，而且也從根本上解決不了公平和效率的平衡問題。
醫學院畢業之後，不碰醫療十多年之後，現在主要的衛生指標（平均壽命、新生兒死亡率等等）越來越好，醫療環境卻似乎越來越令人擔憂：整體素質加速變差的醫護群體，將多種不滿發洩到醫護個人身上的加速老齡化的病人群體，只湊熱鬧、求聳人聽聞、基本不深入思考的自以為是的媒體。
和過去一樣，醫生繼續窮困，繼續請不起美麗的護士小姐吃宵夜。和過去相比，小大夫更加窮困。房價比過去高五倍到十倍，原來在北京三環邊上買個二三十多平方米的小房子，騎車上下班。想買個QQ車代步，北京市車輛限購令出臺了。
小大夫熬到副教授，醫院裡同一科室裡的正教授還有四十多名，一週輪不到一臺手術，每次手術都是下午五點之後開始。和過去相比，大大夫的掛號費漲了點，還是在一本時尚雜誌的價格上下，一上午還是要看幾十個病人，還是要忍尿忍屎忍餓忍飢，每個病人還是隻能給幾分鐘的問診時間。大醫院繼續像戰時醫院或者災後醫院，從黑夜到白天，大醫院到處是病人和陪病人來的家屬，目光所及都是臨時病床和支起的吊瓶。病人繼續不像人一樣被關懷，沒有多少醫生能有時間和耐心去安慰、緩解、治癒。
而和過去不一樣，除了窮困，醫生開始有生命之憂了，個別病人開始動手了。“幾年前我們還只是隔幾個月激憤一次，現在已經變成每隔幾天就要激憤一次了。一個月的時間，一個醫生被患者砍死，一個醫院主任生殖器被踢爛，人民醫院某主任被毆打至骨折，南昌醫鬧與醫生百人對打”，“鑑於人身安全受到威脅，我們科的醫生已經準備組團學習功夫了，教練提供的選擇有：詠春拳、跆拳道、搏擊、散打。該學哪個？”
病痛這個現象和生命一樣共生，醫生這個職業同刺客、妓女和巫師一樣古老，如何能讓醫生基本過上體面的生活？如何讓病人基本像人一樣有尊嚴？我重讀希波克拉底（被西方尊為“醫學之父”的古希臘著名醫生）2400年前寫的醫生誓言，尋求答案。
2400年前，他發誓：“凡教給我醫術的人，我應像尊敬自己的父母一樣，尊敬他。對於我所擁有的醫術，無論是能以口頭表達的還是可書寫的，都要傳授給我的兒女，傳授給恩師的兒女和發誓遵守本誓言的學生；除此三種情況外，不再傳給別人。”
“我願在我的判斷力所及的範圍內，盡我的能力，遵守為病人謀利益的道德原則……無論到了什麼地方，也無論病人是男是女、是自由民是奴婢，對他們我一視同仁……”
希波克拉底的誓言是想告訴我：醫生要存敬畏之心，敬神、敬天地、敬心中的良心和道德。哪怕面對極端窮困的利刃，哪怕面對病人的利刃，都不能忘記敬畏之心，要有所不為；醫術是門手藝，醫生要延續這門手藝，要精誠團結，要彼此親愛；病人的利益高於醫生的利益。
可是，在希波克拉底的誓言之外，我想，醫生還應有足夠的收入。任何好的發展中國家的醫療體系都採取雙軌制，不過分強調絕對公平，在保證基礎醫療的同時，提供高階醫療服務滿足差異化的醫療需求。我堅信，在這個每年為LV貢獻25%銷售額的國度，有足夠的人願意為自己的醫療付出合理的價錢。
在制度、體制和世風基本改變之前，我還是建議醫生面對利刃要學會保護自己，苦練逃跑。每天研習醫術的同時，研習凌波微步和50米加速折返跑。為了逃跑方便，建議參考胡服騎射，變白大衣為白長褲……
——節選自天津人民出版社《三十六大》馮唐著，《新京報》
2014年，全國暴力傷醫事件層出不窮，一些醫生在無奈的現實面前選擇離開這個職業。鮮為人知的是，作家馮唐曾在協和醫科大學學醫8年，棄醫從文從商，如今功成名就。對於當年的離開，他在《三十六大》一書中寫道——
1990年到1998年，我在協和醫科大學認真學過八年醫術，正經科班唸到醫學博士，從DNA、RNA到細胞到組織到大體解剖，從生理到病理到藥理，從中醫科到內科到神經科到精神科到婦產科。十多年前，學完八年醫術之後，飲酒後，嘔吐後，枯坐思考後，我決定不再做醫生。
當時決定不做醫生，主要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懷疑醫生到底能幹什麼。
學醫的最後三年，我在基因和組織學層面研究卵巢癌，越研究越覺得生死聯絡太緊密，甚至可以說，挖到根兒上，生死本來是一件事兒。而且多數病是治療不好的，是要靠自身免疫能力自己好的。我眼看著這三年跟蹤的卵巢癌病人，手術、化療、復發、再手術、再化療，三年內，無論醫生如何處理，小一半的死去，緩慢而痛苦地死去，懷著對生的無限眷戀和對死的毫無把握，死去。
現在再想，整個醫學八年，還記得什麼。除了認得二月蘭和紫花地丁、體溫38℃以下不要吃退燒藥、陰道出血要排除癌症等等傻子都知道的常識，沒記得什麼。但是，我記得卵巢癌晚期的病人如何像一堆沒柴的柴火一樣慢慢熄滅，如何在柴火熄滅幾個星期之後，身影還在病房慢慢遊蕩，還站到秤上，自己稱自己的體重。從這個意義上講，學醫的八年是我練習素描人類的八年，是我瞭解生死的八年。這八年裡，無論我做什麼，幾十個病人還是緩慢而痛苦地死去，這種無能為力讓我動了離開的念頭。
第二個原因是擔心做醫生越來越艱難。
其實，學了一陣兒醫之後，我基本明白了，醫學從來就不是純粹的科學，醫學從來就應該是：偶爾治癒，常常緩解，總能安慰。我當時擔心的是，這麼做，除了救死扶傷的精神愉悅之外，醫生還能收穫什麼？完全沒有足夠的經濟基礎，醫生又能精神愉悅多久？人體組織結構和解剖結構之上有疾病，疾病之上有病人，病人旁邊有醫生，醫生之上有醫院，醫院之上有衛生部和發改委和財政部，醫院旁邊有保險機構，保險機構之上有保監會和社保部。
在現代社會，醫生治療病人，從來就不是一個簡單的商業活動。在醫療衛生上，國內強調平均、平等、“全民享有醫療保健”，強調計劃調節、遠離市場。“藥已經那麼貴了，就只能壓低醫生的收入，醫院就只能以藥養醫。”美國的醫生收入好些，但是，不但訴訟橫行，而且也從根本上解決不了公平和效率的平衡問題。
醫學院畢業之後，不碰醫療十多年之後，現在主要的衛生指標（平均壽命、新生兒死亡率等等）越來越好，醫療環境卻似乎越來越令人擔憂：整體素質加速變差的醫護群體，將多種不滿發洩到醫護個人身上的加速老齡化的病人群體，只湊熱鬧、求聳人聽聞、基本不深入思考的自以為是的媒體。
和過去一樣，醫生繼續窮困，繼續請不起美麗的護士小姐吃宵夜。和過去相比，小大夫更加窮困。房價比過去高五倍到十倍，原來在北京三環邊上買個二三十多平方米的小房子，騎車上下班。想買個QQ車代步，北京市車輛限購令出臺了。
小大夫熬到副教授，醫院裡同一科室裡的正教授還有四十多名，一週輪不到一臺手術，每次手術都是下午五點之後開始。和過去相比，大大夫的掛號費漲了點，還是在一本時尚雜誌的價格上下，一上午還是要看幾十個病人，還是要忍尿忍屎忍餓忍飢，每個病人還是隻能給幾分鐘的問診時間。大醫院繼續像戰時醫院或者災後醫院，從黑夜到白天，大醫院到處是病人和陪病人來的家屬，目光所及都是臨時病床和支起的吊瓶。病人繼續不像人一樣被關懷，沒有多少醫生能有時間和耐心去安慰、緩解、治癒。
而和過去不一樣，除了窮困，醫生開始有生命之憂了，個別病人開始動手了。“幾年前我們還只是隔幾個月激憤一次，現在已經變成每隔幾天就要激憤一次了。一個月的時間，一個醫生被患者砍死，一個醫院主任生殖器被踢爛，人民醫院某主任被毆打至骨折，南昌醫鬧與醫生百人對打”，“鑑於人身安全受到威脅，我們科的醫生已經準備組團學習功夫了，教練提供的選擇有：詠春拳、跆拳道、搏擊、散打。該學哪個？”
病痛這個現象和生命一樣共生，醫生這個職業同刺客、妓女和巫師一樣古老，如何能讓醫生基本過上體面的生活？如何讓病人基本像人一樣有尊嚴？我重讀希波克拉底（被西方尊為“醫學之父”的古希臘著名醫生）2400年前寫的醫生誓言，尋求答案。
2400年前，他發誓：“凡教給我醫術的人，我應像尊敬自己的父母一樣，尊敬他。對於我所擁有的醫術，無論是能以口頭表達的還是可書寫的，都要傳授給我的兒女，傳授給恩師的兒女和發誓遵守本誓言的學生；除此三種情況外，不再傳給別人。”
“我願在我的判斷力所及的範圍內，盡我的能力，遵守為病人謀利益的道德原則……無論到了什麼地方，也無論病人是男是女、是自由民是奴婢，對他們我一視同仁……”
希波克拉底的誓言是想告訴我：醫生要存敬畏之心，敬神、敬天地、敬心中的良心和道德。哪怕面對極端窮困的利刃，哪怕面對病人的利刃，都不能忘記敬畏之心，要有所不為；醫術是門手藝，醫生要延續這門手藝，要精誠團結，要彼此親愛；病人的利益高於醫生的利益。
可是，在希波克拉底的誓言之外，我想，醫生還應有足夠的收入。任何好的發展中國家的醫療體系都採取雙軌制，不過分強調絕對公平，在保證基礎醫療的同時，提供高階醫療服務滿足差異化的醫療需求。我堅信，在這個每年為LV貢獻25%銷售額的國度，有足夠的人願意為自己的醫療付出合理的價錢。
在制度、體制和世風基本改變之前，我還是建議醫生面對利刃要學會保護自己，苦練逃跑。每天研習醫術的同時，研習凌波微步和50米加速折返跑。為了逃跑方便，建議參考胡服騎射，變白大衣為白長褲……
——節選自天津人民出版社《三十六大》馮唐著，《新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