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商君書》，洞悉人性，利用人性，毀滅人性，它讓皇帝這個職業的門檻大大降低，與此同時，卻讓無數底層民眾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但最恐怖的卻不止於此。
公元前453年，韓趙魏三家分晉，戰國時代降臨。
隨後幾十年，三晉勢力急劇膨脹，不斷攻伐各路諸侯。在這一過程中，秦國被魏國奪走了河西之地，後世秦簡公、秦惠公雖屢次試圖收復河西之地，但始終不能如願。
公元前389年，秦惠公賭上了秦國的老本，起兵50萬與魏國決一死戰。但當時的魏國經過了李悝變法，又有吳起為將，僅憑5萬士卒就在陰晉之戰中把秦國打得大敗虧輸。
50萬對陣5萬，還輸了！
殺人誅心啊！
也因此，外患催生內部矛盾，幾乎把秦國推向了滅亡的邊緣。
幸好，蒼天眷顧，三晉聯盟中的趙國和魏國突然反目，秦國壓力驟減，這才給了秦國喘口氣的機會。
在隨後的幾十年中，秦大陸部經過了激烈的政治鬥爭，終於在秦獻公時代穩定了政局。
公元前362年，秦獻公去世，兒子嬴渠梁繼位，是為秦孝公。
面對日益衰敗的秦國，21歲的秦孝公頒佈了《求賢令》；
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
只要能夠幫助秦國走向強大，高官厚祿，列土分封，指日可待，你們還在等什麼？
此時，29歲的商鞅正因為在魏國得不到重用而鬱鬱寡歡，所以想也不想便帶著李悝的《法經》投奔了秦國。
來到秦國後，商鞅透過秦孝公寵臣景監見到了秦孝公。
第一次見面，商鞅闡述了帝道，秦孝公以為聽到了催眠曲，直接睡了一覺，醒來後大罵商鞅狂妄無知。
第二次見面，商鞅闡述了王道，秦孝公還是沒興趣，直接淘汰，並且還順帶責備了景監。
兩次失敗之後，商鞅也不氣餒，又找到了景監，景監也不知收了商鞅多少賄賂，硬著頭皮再次推薦了商鞅。
第三次見面，商鞅提出了霸道。
這一次，秦孝公聽得如痴如醉，雖然沒有當場表示採納，但內心已經篤定商鞅就是他要等的那個男人。同時，商鞅也明白了秦孝公是想以最短的時間獲取爭霸天下的資本，所以，他需要的是立竿見影的政治改革，對那些耗時太長的政策不感興趣。
此後，兩人經過多日暢談，終於定下了改革大計。
一般改革變法首先需要的理論論證、統一意見，其次是試點實驗、檢驗成果、如果以上都通過了，最後才能成體系地推廣全國。
第一、理論論證、統一意見
在第一階段，商鞅遇到了秦國守舊勢力甘龍、杜摯的反對。
雙方展開了激烈的爭辯。
爭辯一開始，秦孝公首先發言；
今天把你們聚到一起，我準備說一些推心置腹的話。首先，我作為國君是不能忘記國家憂難的，首要目的是把國家搞得強盛，所以準備變法。當然變法第一原則是明尊卑，也要避免百姓對我的非議。
啥意思呢，就是變法歸變法，你們不僅不能動我手中的權力，而且還得給我手中的權力加碼。另外，也不能把老百姓逼得太緊，不然，他們造反，我還怎麼當國君。而且，變法後，老百姓如果有怨言，你們必須做擋箭牌！
看到這兒，商鞅發言；
臣聽說，行動遲疑沒有成就，辦事猶豫不會有功績，國君應該下定決心、當機立斷，不要顧慮天下人的非議。況且，成就大事業的人不用考慮老百姓的意見，因為愚笨的人在事情辦成之後可能還不理解。所以，只要我們變法成功，國家必定富強，老百姓一定會對您感恩戴德的。
接下來甘龍表示；
沒事不要總想著改變祖宗的律法，官吏們普遍熟悉舊法，貿然改變，天下的官吏會不適應的，他們不適應，老百姓更不適應，所以，老百姓非議國君是不可避免的。
甘龍的潛臺詞很簡單，你要變法，國君權力要加碼，老百姓又不能逼得太緊，合著就是欺負我們唄！行，你們要敢動我的權力，那我們守舊派的官員大不了掀桌子，一拍兩散，把老百姓逼反，誰也別想好過！
商鞅接著說；
商鞅的言外之意是那些官員都是因循守舊、沒能力的平庸之輩，誰幹都一樣，誰要不聽話，大不了換掉，他們掀不起多大的浪花！還有，別聽甘龍在這兒嘰嘰歪歪了，他是既得利益者，屁股坐歪了，肯定不想變法！
但此時，杜摯發言了；
沒有百倍的利益，千萬不要改變原有的法度，沒有十倍的功效，也不要去更換使用的工具。只要舊法沒有重大的錯誤，遵循原來的制度不會錯的。
還是遵循舊制吧，穩妥，新法也不見得有多大成效。而且，你要變法，要換掉那些工具人（普通官員），他們不得罵死你？
商鞅；
以前的朝代各不相同，制度也千差萬別，應該去效仿那個古代制度呢？
從上古的黃帝到堯舜禹，再從商湯到周文王、周武王，他們順應時勢改變法度，並不是因循古制才興盛的。同樣，夏、商的滅亡，也不是因為改變舊法才滅亡的。所以，變法不一定遭到官員的辱罵，守舊法也不一定能夠得到官員的認可。
啥意思，變法後，國家強盛，那些守舊官員想罵你也罵不成。要是不變法，國家玩完了，他們不想罵你都得罵！
別猶豫了，趕緊以迅雷不及掩耳盜鈴響叮噹之勢下令吧，過了這個村，可就沒有這個店了！
最終，秦孝公拍板，既然對我的權力和威望沒影響，他們愛說啥說啥吧，變法的事兒，就這麼定了！
第二、試點實驗、檢驗成果
變法開始，商鞅首先立木為信。這個就不細說了，總之就是商鞅找人演了一出雙簧記，在老百姓心中提升了朝廷的公信力。
接下來，商鞅開始著手改造秦國的社會形態，而改革的重點幾乎全部圍繞著農業、軍事進行。
公元前359年，商鞅頒佈《墾草令》。
在商鞅看來，要想讓秦國在短時間內做大做強、再創輝煌，首要任務就是把農業做大做強，並把所有農業生產以外的行業全部消滅掉，畢竟這些人只會消耗糧食，不會生產糧食。
為了盡最大可能生產糧食，商鞅一方面增加農民數量，另一方面又把農民捆綁在土地上。
先說增加農民的數量
這個很簡單，消滅農民以外所有的從業人員！
商鞅認為，農業異常辛苦，而遊說之士靠嘴討生活，武士靠武力討生活，手工業者靠手藝討生活，商人靠著倒買倒賣積聚財富，他們的生活過得比農民更富裕且輕鬆。長此以往，農民都會想離開土地討生活，那麼整個國家不事生產、在外遊蕩的人會越來越多，不僅不會積聚社會財富，而且還會徒增消耗。
另外，這些人流動性強，小日子過得還滋潤，所以管理難度大，還容易把農民帶到歪路上，破壞國家穩定。所以，這些人都是重點改造物件，都應該改造成農民。
對於遊說之士和武士，商鞅規定貴族所養計程車不僅要徵稅，而且還必須從重服徭役。同時，取消旅店，禁止他們四處遊走。如此，迫於生計，他們必須從事農業生產。
對於手工業者，商鞅規定，官員和商人不準僱傭幫工，同時以成本價的10倍徵收當時的奢侈品酒、肉，以及其他手工產品的稅。一來可以迫使手工業者務農，二來也可以避免糧食轉化成酒肉。畢竟，在商鞅看來，能吃飽就行，吃那麼好有什麼用？
對於商人，簡單粗暴，把商業定為末業，之後加稅，加重稅，所有的關口、集市都對商人收重稅，同時把糧食定為國家級戰略物資，禁止買賣。如此，商人無利可圖，又要吃飯，只能被迫選擇去種地。
而農民看到商人破產，自然打消了經商的想法。
另一方面，商鞅還必須把農民捆綁在土地上。
為了這個目的，商鞅要做是愚民、弱民、疲民、辱民、貧民。
為了愚民，商鞅禁止了遊說之士，也禁止任何人到民間傳播知識。同時，商鞅還大肆焚燬《詩》《書》《禮》《樂》等儒家經典。總之一句話，把農民搞得又蠢又笨，沒什麼見識，他們才不會瞎憧憬什麼美好生活。
所謂弱民，民弱國強，民強國弱，把那些敢於反抗，有能力反抗的民眾全部嚴刑法辦。這樣，老百姓們才能屈服於朝廷的威嚴之下。同時任用奸詐官員管理百姓，讓官民形成對立，使得老百姓見到官員就害怕，如此一來，老百姓迫於無奈，只能依附於秦國律法生存，間接提升了國君在百姓心中的地位。
疲民；給老百姓找事幹，徭役、雜役、軍役、戍邊、戰爭，再不濟，搞一些大興土木工程，不斷徵召民夫，讓老百姓沒時間休息，疲於奔命，如此便沒有時間和精力顧及其他的事情了，人也就安分多了。
辱民，建立嚴格且明確的尊卑等級制度，同時實行連坐制度，五家為一伍，十家為一什，一家犯罪，十家連坐，如果有人膽敢隱瞞，處以腰斬，而檢舉揭發之人按戰場斬獲一個人頭進行獎勵。這等於是讓老百姓互相檢舉揭發，每天生活在恐懼之中。
最後貧民，所謂人窮志短，除了生存必須以外的糧食，全部徵收。如此，老百姓對朝廷的依賴加重，會異常看中朝廷的賞賜，為了一點點的賞賜就能豁出命上戰場砍人。
做完以上的政策後，秦國大陸農民的數量激增，荒地得到了迅速的開墾。
當然，以上政策只是增加並穩定了農民的數量，質量不能保證。換句話說，以上政策只能保證老百姓按時打卡上班，過007的生活，但卻不能控制老百姓上班摸魚。萬一老百姓守著一畝三分，得過且過，無限制擺爛，那變法還是沒有意義和效果。
怎麼辦呢？
激發狼性、末位淘汰制！
商鞅制定了嚴格的績效考核，以及嚴刑酷法。只要你完不成任務，臉上刺字，讓你一輩子丟人是最輕的，什麼割鼻子、剁腳趾，腰斬、五馬分屍通通招呼上，甚至是禍及父母妻兒，看你還敢不敢摸魚。
當然，對於那些工作勤勤懇懇，超額完成任務的，商鞅也不虧待，比如農民多繳了糧食，那就升官，士兵多砍了人頭，那就晉爵。
《商君書》中有一條明確記載，士兵外出打仗，須分配好砍人任務，率先完成砍人任務的，評為“先進”，最後完成任務的，評為“落後”。兩次被評為落後，那就要接受刑罰，或者是降級，剝奪爵位、財產，或者是父母妻兒被貶為奴隸。
最後，刑罰、賞賜不能五五開，要七三開，七成是人家的刑罰。
為什麼呢？
商鞅認為，刑罰越重，越能體現君主對老百姓的關愛，畢竟，刑罰重了，能夠威懾老百姓，老百姓就不敢隨意觸犯法律，也就不會受處罰了。所以，這是君主愛民的體現。
這…，說辭明顯不符合常理。
所以，真相只有一個可能，刑罰重是為了讓新法完成閉環。畢竟，多繳糧食，多砍人就能升級，那後期都升級，朝廷豈不是沒有底層賣命的農民和士兵了，所以，無限制的加重刑罰可以加速官、爵跌落，這樣才能避免變法後期的官爵氾濫。
很快，新法完成制定並試行，但一段時間後，新法遲遲沒有貫徹落實，更別提效果了。此時的商鞅明顯感覺到了強大的阻力。
整整過了一年之後，秦國都城櫟陽聚集了數千百姓，這些人七嘴八舌、吵吵嚷嚷，目的只有一個，新法不合適，請求廢除新法。
商鞅並沒有處理這些百姓，因為他明白一件事情，任何有組織、有目的的政治事件發生，都不可能是老百姓的自發行為，這些人一定有後臺。很快，大魚浮出了水面，竟然是大秦的太子，未來的國君。
這下好了，所有人都在看，處罰未來的國君，商鞅等於是廁所裡打燈籠～找死，等新君上位，必定死無葬身之地。但如果不處罰，那意味著新法就是一張廢紙，沒有效力，那商鞅這個變法設計師也就沒用了，秦孝公必定讓他辭職滾蛋，現在的一腔抱負轉眼之間就成了夢幻泡影。
思來想去，商鞅決定對現實妥協，處置太子。
當然，刑罰肯定不能用在未來的國君的身上，不然，秦孝公也不同意。所以，商鞅變通了一下，太子犯錯，都是監護人的問題，而太子現在的監護人是他的老師公子虔、公孫賈。所以，把這兩個老師的臉上刻字，讓他們嚐嚐新法的厲害！
公子虔不僅僅是太子的老師，更是秦獻公的兒子，秦孝公的兄弟。他走在大街上，簡直就是人形的廣告牌，為新法免費做了最有力的宣傳。於是，聚集的百姓第二天全都散了。
化解了這次危機，新法得到了迅速的貫徹落實。
幾年之後，秦國變得山無盜匪、路不拾遺、家家富裕、人人滿足，老百姓摩拳擦掌，都想著為國征戰。一時間，秦大陸部秩序井然、空前團結。
隨後，秦國發動戰爭，檢驗變法成果。
公元前358年，秦國在西山（今河南熊耳山以西）擊敗南韓。公元前354年，秦國在元裡（今陝西省澄縣南）大敗魏軍，斬殺敵軍七千人，並攻佔少梁（今陝西渭南韓城市南）。同年，秦國再攻南韓，佔領安陵（今河南省鄢陵縣北）、山氏（今河南省新鄭市東北）並築城。
公元前352年，趁魏齊桂陵之戰時，秦孝公任商鞅為大良造，包圍並攻佔了魏國舊都安邑（今山西省夏縣西北），次年又攻佔了固陽（今陝西延安以東），嚇得魏惠王趕緊在秦魏邊境修築長城以防禦秦國。
第三、成體系地推廣全國
新法初步貫徹執行後，成效顯著，秦國也逆轉疲態，對外戰爭迅速轉守為攻。同時，各諸侯國也看到了秦國的崛起已經勢不可擋，所以紛紛拋來了橄欖枝，楚國時隔將近兩百年再次請求秦楚聯姻，魏國也不再盛氣凌人，反而開始和秦國謀求和平共處。
此時，秦孝公決定收斂鋒芒，答應了楚國的求親，同時也開始謀求和魏國罷兵言和。這所有的一切，都是二次變法謀求一個和平的外部環境。
公元前350年，商鞅徵調了大量民夫士卒在咸陽修建城池宮殿，次年，秦國都城由櫟陽遷徙咸陽，同時，商鞅下令秦國進行二次變法。
此次變法，商鞅清查一些小的鄉鎮，合併為縣，並廢井田、開阡陌，制轅田，允許了土地私有及買賣。統一度量衡，明確徵稅制度。同時所有秦人登基造冊， 建立戶籍制度，禁止父子、兄弟同居一戶，必須分家。
這次改革，本質上是土地改革，目的是從豪強、貴族手中把土地收歸中央，然後按人頭分配到老百姓手中，基本上等同於包產到戶。
很多人看到這兒感覺還挺好，畢竟多勞多得嘛。
制度政策是好的，但實際操作起來空間很大，路也就走歪了。還記得前文提到的愚民、弱民、貧民嗎？商鞅統一度量衡，目的就是統一徵稅標準，同時為了擴大稅基，建立戶籍制度，讓父子兄弟分居而住。如此，商鞅很容易測算出一戶農民一年的糧食收入，就可以輕而易舉的徵收一戶農民除生存必須品以外的所有糧食。
所以說，這次變法有一定的先進性，但目的不純，結果不盡人意，使得全國所有人都繫結到了一塊一輩子都不能發家的土地上，只能在這塊沒有希望的土地上日復一日的苟且偷生。
不過，二次變法之後，秦孝公笑的更開心了。
建立郡縣制，標誌著傳統的封建制度崩潰，所有的人事任免權收歸中央，秦孝公手中的權力極度膨脹。而清查人口，建立戶籍制，完善稅收標準，相當於商鞅給秦孝公的書桌上送去了一份完整的國家戰略資源報表，秦孝公只用坐在案頭就可以清楚的知道秦國境內有多少人，多少壯丁，多少土地，每年產出多少糧食。如此，秦國的國君在對外征戰時便可以如臂使指，迅速找到資源調配的最優解決方案。
當然，有人歡喜有人愁。
二次變法後，秦國舊貴族積攢海量土地被迅速剝奪，同時府內圈養的家丁、門客、僱工又需要繳稅、服勞役，導致舊貴族收入銳減，同時面臨著階級下滑的境遇。
常言道，斷人財路等於殺人父母。
也因此，那些秦國舊貴族恨不得把商鞅扒皮拆骨，生吞活剝，雙方勢同水火，已經到了不死不休的地步。為防被暗殺，商鞅每次出門都帶著十幾輛車，每輛車上都裝滿了全副武裝的甲士，身邊還有數名手持長戟的壯漢護衛左右。沒有這些措施，商鞅從不出門。
既然無法暗殺商鞅，舊貴族們只能阻礙新法執行。
在二次變法的四年後，公子虔再次帶頭違反新法，試圖阻礙新法的貫徹落實。商鞅這一次更狠，人形的廣告牌你不願當是吧，這一次讓你做人形的廣告車，二話不說，直接把公子虔的鼻子給切了，這等於是用酷刑告訴世人，阻礙新法，就算是天王老子的弟弟，我商鞅也不放在眼裡！
隨後，二次變法在“人形廣告車”的宣傳很快落實了下去。
變法大成後，商鞅很快迎來了一個機會。
公元前341年，魏國在馬陵之戰中慘敗於齊國，主將龐涓自殺，太子申也被俘虜。商鞅看準時機進言秦孝公；魏國是秦國的心腹大患，兩國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現在魏國新敗，正是秦國向東發展的天賜良機。
當年九月，秦孝公任命商鞅為將攻打魏國。
魏國派遣公子卬統兵抵禦商鞅。
兩人私下關係非常好，公子卬曾是魏國國相公叔痤的弟子，商鞅也曾在公叔痤手下任職。所以，兩軍對陣時，商鞅寫信給公子卬說；我們兩人曾是要好的朋友，如今雖然各為其主，但我也不想刀兵相見，不如痛痛快快的喝幾杯，然後當面定立盟約，讓秦魏兩國永遠和平相處下去，如何？
公子卬認為商鞅是早年好友，所以放鬆警惕，然而，一到宴會就被商鞅預先埋伏的甲士俘獲了。之後，商鞅乘機攻打魏軍，魏軍大敗。
河西之戰後，秦魏兩國實力逆轉，魏國迫於無奈只能割讓河西之地，開啟了飲鴆止渴的割地賄秦之路。
河西之戰後，商鞅因戰功獲封於商十五邑，號為商君。
周天子也冊封秦孝公為“方伯”，代表王室鎮撫西方。“方伯”相當於周王室名義之下統治西部諸侯國的盟約長，也因此，周天子此舉是承認了秦國作為西方霸主的地位，秦孝公也將當年弱小時 被斥不得會盟的恥辱一掃而空。
秦國迎來開崛起，但對於商鞅而言，巔峰來的快去的也快。
公元前338年，44歲的秦孝公去世，秦惠文王贏駟繼位。
此時，秦國舊貴族勢力如暴風雨一樣的反撲終於按捺不住了，蟄伏了近8年的公子虔也走出了大門，一開口就放大招；商鞅準備謀反。
這是不給商鞅任何喘息的機會啊。
另一方面，由於秦國國內的變法大計已經接近尾聲，剩下一些修修補補的工作也不是非商鞅不可了。所以，新上臺的秦惠文王一來為了安撫舊貴族，二來為了穩定國君之位，同時從商鞅手中拿回變法的成果和權力。所以，他認為，商鞅死了，遠比活著有用，準備對商鞅動手。
面對危局，由於商鞅失去了秦孝公這個強而有力的保護傘，準備逃亡魏國，但他作為魏國的叛徒，還陰了一把魏軍主將公子卬，所以，魏國堅決不肯接受商鞅。
無奈，商鞅再次踏上逃亡的路途，然而卻因為沒有官方路引，無法逃跑，被迫回到了自己的封地。在封地，商鞅準備攻打鄭國謀求一條生路，結果被秦惠文王派來的軍隊擊敗處死。
最後，商鞅的屍身被送回了咸陽五馬分屍。
縱觀商鞅變法的全過程，商鞅把人性利用到了極點；
民，辱則貴爵，弱則尊官，貧則重賞。以刑治民，則樂用;以賞戰民，則輕死……。民畏死、事亂而戰，故兵農怠而國弱。 ——《商君書·弱民》
在商鞅的眼裡，把老百姓搞得地位卑微、膽小怯懦、又窮又蠢才是國家強大的基礎。
地位卑微就會崇尚爵位，怯懦膽小就會害怕官吏，窮到一定境界才願意拿命上戰場上換取微薄賞賜，傻到一定程度上才能在戰場上一往無前，以癲狂的態度震懾敵人。如此一來，秦人一上戰場，在他們眼裡的不是敵軍，而是一個個能爆金幣的經驗包。
可以看出，商鞅把秦國變成了一個究極體的殺戮機器，一個國家只有兩種人，被土地深度束縛農民，以及嚴格軍功爵制下軍人，前者任務是富國，後者任務是強兵。在這個體系裡，沒有任何人性可言，只有拿著血淋淋人頭換賞賜才是每個人的終極追求。
【注；這一標準催生了更加殘酷的另一面；
在1975年出土的雲夢秦簡中記載了很多非同尋常的事情，比如同伴之間為了搶人頭而拔刀相向。另外，每次士兵打仗回來，拿回的人頭需要公示三天，三天之後才能獲得應有的賞賜，這是為了防止士兵砍殺同伴或者殺良冒功。】
當然，拋開時代背景談政策確實有一定不妥的地方。
在戰國時代，禮崩樂壞，各國都在奔著富國、強兵的道路發展，魏國李悝變法也有很多不合常理的地方，比如，兩個人打官司，不論對錯，只判射箭穩準狠的嬴官司，目的是告訴所有人，魏國只需要打仗勇猛的人，即便他是個十惡不赦的人也無所謂。
在這種背景下，戰國時代的戰爭烈度急劇上升，動輒斬首數千、數萬，甚至幾十萬，落後的國家面臨的是亡國滅種的危險。
在這種危局下，《三體》中“生存是文明的第一要義”這句話被體現的淋漓盡致。
而商鞅變法，也可以看做是一個國家，一個政權在面對生死存亡時所迸發出來的決心和力量的極致體現。所以，商鞅變法最恐怖的地方，或許並不是律法本身，而是那個時代，正是那個時代催生出了商鞅變法。
一本《商君書》，洞悉人性，利用人性，毀滅人性，它讓皇帝這個職業的門檻大大降低，與此同時，卻讓無數底層民眾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但最恐怖的卻不止於此。
變法前序
公元前453年，韓趙魏三家分晉，戰國時代降臨。
隨後幾十年，三晉勢力急劇膨脹，不斷攻伐各路諸侯。在這一過程中，秦國被魏國奪走了河西之地，後世秦簡公、秦惠公雖屢次試圖收復河西之地，但始終不能如願。
公元前389年，秦惠公賭上了秦國的老本，起兵50萬與魏國決一死戰。但當時的魏國經過了李悝變法，又有吳起為將，僅憑5萬士卒就在陰晉之戰中把秦國打得大敗虧輸。
50萬對陣5萬，還輸了！
殺人誅心啊！
也因此，外患催生內部矛盾，幾乎把秦國推向了滅亡的邊緣。
幸好，蒼天眷顧，三晉聯盟中的趙國和魏國突然反目，秦國壓力驟減，這才給了秦國喘口氣的機會。
在隨後的幾十年中，秦大陸部經過了激烈的政治鬥爭，終於在秦獻公時代穩定了政局。
公元前362年，秦獻公去世，兒子嬴渠梁繼位，是為秦孝公。
面對日益衰敗的秦國，21歲的秦孝公頒佈了《求賢令》；
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
只要能夠幫助秦國走向強大，高官厚祿，列土分封，指日可待，你們還在等什麼？
此時，29歲的商鞅正因為在魏國得不到重用而鬱鬱寡歡，所以想也不想便帶著李悝的《法經》投奔了秦國。
來到秦國後，商鞅透過秦孝公寵臣景監見到了秦孝公。
第一次見面，商鞅闡述了帝道，秦孝公以為聽到了催眠曲，直接睡了一覺，醒來後大罵商鞅狂妄無知。
第二次見面，商鞅闡述了王道，秦孝公還是沒興趣，直接淘汰，並且還順帶責備了景監。
兩次失敗之後，商鞅也不氣餒，又找到了景監，景監也不知收了商鞅多少賄賂，硬著頭皮再次推薦了商鞅。
第三次見面，商鞅提出了霸道。
這一次，秦孝公聽得如痴如醉，雖然沒有當場表示採納，但內心已經篤定商鞅就是他要等的那個男人。同時，商鞅也明白了秦孝公是想以最短的時間獲取爭霸天下的資本，所以，他需要的是立竿見影的政治改革，對那些耗時太長的政策不感興趣。
此後，兩人經過多日暢談，終於定下了改革大計。
變法
一般改革變法首先需要的理論論證、統一意見，其次是試點實驗、檢驗成果、如果以上都通過了，最後才能成體系地推廣全國。
第一、理論論證、統一意見
在第一階段，商鞅遇到了秦國守舊勢力甘龍、杜摯的反對。
雙方展開了激烈的爭辯。
爭辯一開始，秦孝公首先發言；
今天把你們聚到一起，我準備說一些推心置腹的話。首先，我作為國君是不能忘記國家憂難的，首要目的是把國家搞得強盛，所以準備變法。當然變法第一原則是明尊卑，也要避免百姓對我的非議。
啥意思呢，就是變法歸變法，你們不僅不能動我手中的權力，而且還得給我手中的權力加碼。另外，也不能把老百姓逼得太緊，不然，他們造反，我還怎麼當國君。而且，變法後，老百姓如果有怨言，你們必須做擋箭牌！
看到這兒，商鞅發言；
臣聽說，行動遲疑沒有成就，辦事猶豫不會有功績，國君應該下定決心、當機立斷，不要顧慮天下人的非議。況且，成就大事業的人不用考慮老百姓的意見，因為愚笨的人在事情辦成之後可能還不理解。所以，只要我們變法成功，國家必定富強，老百姓一定會對您感恩戴德的。
接下來甘龍表示；
沒事不要總想著改變祖宗的律法，官吏們普遍熟悉舊法，貿然改變，天下的官吏會不適應的，他們不適應，老百姓更不適應，所以，老百姓非議國君是不可避免的。
甘龍的潛臺詞很簡單，你要變法，國君權力要加碼，老百姓又不能逼得太緊，合著就是欺負我們唄！行，你們要敢動我的權力，那我們守舊派的官員大不了掀桌子，一拍兩散，把老百姓逼反，誰也別想好過！
商鞅接著說；
商鞅的言外之意是那些官員都是因循守舊、沒能力的平庸之輩，誰幹都一樣，誰要不聽話，大不了換掉，他們掀不起多大的浪花！還有，別聽甘龍在這兒嘰嘰歪歪了，他是既得利益者，屁股坐歪了，肯定不想變法！
但此時，杜摯發言了；
沒有百倍的利益，千萬不要改變原有的法度，沒有十倍的功效，也不要去更換使用的工具。只要舊法沒有重大的錯誤，遵循原來的制度不會錯的。
還是遵循舊制吧，穩妥，新法也不見得有多大成效。而且，你要變法，要換掉那些工具人（普通官員），他們不得罵死你？
商鞅；
以前的朝代各不相同，制度也千差萬別，應該去效仿那個古代制度呢？
從上古的黃帝到堯舜禹，再從商湯到周文王、周武王，他們順應時勢改變法度，並不是因循古制才興盛的。同樣，夏、商的滅亡，也不是因為改變舊法才滅亡的。所以，變法不一定遭到官員的辱罵，守舊法也不一定能夠得到官員的認可。
啥意思，變法後，國家強盛，那些守舊官員想罵你也罵不成。要是不變法，國家玩完了，他們不想罵你都得罵！
別猶豫了，趕緊以迅雷不及掩耳盜鈴響叮噹之勢下令吧，過了這個村，可就沒有這個店了！
最終，秦孝公拍板，既然對我的權力和威望沒影響，他們愛說啥說啥吧，變法的事兒，就這麼定了！
第二、試點實驗、檢驗成果
變法開始，商鞅首先立木為信。這個就不細說了，總之就是商鞅找人演了一出雙簧記，在老百姓心中提升了朝廷的公信力。
接下來，商鞅開始著手改造秦國的社會形態，而改革的重點幾乎全部圍繞著農業、軍事進行。
公元前359年，商鞅頒佈《墾草令》。
在商鞅看來，要想讓秦國在短時間內做大做強、再創輝煌，首要任務就是把農業做大做強，並把所有農業生產以外的行業全部消滅掉，畢竟這些人只會消耗糧食，不會生產糧食。
為了盡最大可能生產糧食，商鞅一方面增加農民數量，另一方面又把農民捆綁在土地上。
先說增加農民的數量
這個很簡單，消滅農民以外所有的從業人員！
商鞅認為，農業異常辛苦，而遊說之士靠嘴討生活，武士靠武力討生活，手工業者靠手藝討生活，商人靠著倒買倒賣積聚財富，他們的生活過得比農民更富裕且輕鬆。長此以往，農民都會想離開土地討生活，那麼整個國家不事生產、在外遊蕩的人會越來越多，不僅不會積聚社會財富，而且還會徒增消耗。
另外，這些人流動性強，小日子過得還滋潤，所以管理難度大，還容易把農民帶到歪路上，破壞國家穩定。所以，這些人都是重點改造物件，都應該改造成農民。
對於遊說之士和武士，商鞅規定貴族所養計程車不僅要徵稅，而且還必須從重服徭役。同時，取消旅店，禁止他們四處遊走。如此，迫於生計，他們必須從事農業生產。
對於手工業者，商鞅規定，官員和商人不準僱傭幫工，同時以成本價的10倍徵收當時的奢侈品酒、肉，以及其他手工產品的稅。一來可以迫使手工業者務農，二來也可以避免糧食轉化成酒肉。畢竟，在商鞅看來，能吃飽就行，吃那麼好有什麼用？
對於商人，簡單粗暴，把商業定為末業，之後加稅，加重稅，所有的關口、集市都對商人收重稅，同時把糧食定為國家級戰略物資，禁止買賣。如此，商人無利可圖，又要吃飯，只能被迫選擇去種地。
而農民看到商人破產，自然打消了經商的想法。
另一方面，商鞅還必須把農民捆綁在土地上。
為了這個目的，商鞅要做是愚民、弱民、疲民、辱民、貧民。
為了愚民，商鞅禁止了遊說之士，也禁止任何人到民間傳播知識。同時，商鞅還大肆焚燬《詩》《書》《禮》《樂》等儒家經典。總之一句話，把農民搞得又蠢又笨，沒什麼見識，他們才不會瞎憧憬什麼美好生活。
所謂弱民，民弱國強，民強國弱，把那些敢於反抗，有能力反抗的民眾全部嚴刑法辦。這樣，老百姓們才能屈服於朝廷的威嚴之下。同時任用奸詐官員管理百姓，讓官民形成對立，使得老百姓見到官員就害怕，如此一來，老百姓迫於無奈，只能依附於秦國律法生存，間接提升了國君在百姓心中的地位。
疲民；給老百姓找事幹，徭役、雜役、軍役、戍邊、戰爭，再不濟，搞一些大興土木工程，不斷徵召民夫，讓老百姓沒時間休息，疲於奔命，如此便沒有時間和精力顧及其他的事情了，人也就安分多了。
辱民，建立嚴格且明確的尊卑等級制度，同時實行連坐制度，五家為一伍，十家為一什，一家犯罪，十家連坐，如果有人膽敢隱瞞，處以腰斬，而檢舉揭發之人按戰場斬獲一個人頭進行獎勵。這等於是讓老百姓互相檢舉揭發，每天生活在恐懼之中。
最後貧民，所謂人窮志短，除了生存必須以外的糧食，全部徵收。如此，老百姓對朝廷的依賴加重，會異常看中朝廷的賞賜，為了一點點的賞賜就能豁出命上戰場砍人。
做完以上的政策後，秦國大陸農民的數量激增，荒地得到了迅速的開墾。
當然，以上政策只是增加並穩定了農民的數量，質量不能保證。換句話說，以上政策只能保證老百姓按時打卡上班，過007的生活，但卻不能控制老百姓上班摸魚。萬一老百姓守著一畝三分，得過且過，無限制擺爛，那變法還是沒有意義和效果。
怎麼辦呢？
激發狼性、末位淘汰制！
商鞅制定了嚴格的績效考核，以及嚴刑酷法。只要你完不成任務，臉上刺字，讓你一輩子丟人是最輕的，什麼割鼻子、剁腳趾，腰斬、五馬分屍通通招呼上，甚至是禍及父母妻兒，看你還敢不敢摸魚。
當然，對於那些工作勤勤懇懇，超額完成任務的，商鞅也不虧待，比如農民多繳了糧食，那就升官，士兵多砍了人頭，那就晉爵。
《商君書》中有一條明確記載，士兵外出打仗，須分配好砍人任務，率先完成砍人任務的，評為“先進”，最後完成任務的，評為“落後”。兩次被評為落後，那就要接受刑罰，或者是降級，剝奪爵位、財產，或者是父母妻兒被貶為奴隸。
最後，刑罰、賞賜不能五五開，要七三開，七成是人家的刑罰。
為什麼呢？
商鞅認為，刑罰越重，越能體現君主對老百姓的關愛，畢竟，刑罰重了，能夠威懾老百姓，老百姓就不敢隨意觸犯法律，也就不會受處罰了。所以，這是君主愛民的體現。
這…，說辭明顯不符合常理。
所以，真相只有一個可能，刑罰重是為了讓新法完成閉環。畢竟，多繳糧食，多砍人就能升級，那後期都升級，朝廷豈不是沒有底層賣命的農民和士兵了，所以，無限制的加重刑罰可以加速官、爵跌落，這樣才能避免變法後期的官爵氾濫。
很快，新法完成制定並試行，但一段時間後，新法遲遲沒有貫徹落實，更別提效果了。此時的商鞅明顯感覺到了強大的阻力。
整整過了一年之後，秦國都城櫟陽聚集了數千百姓，這些人七嘴八舌、吵吵嚷嚷，目的只有一個，新法不合適，請求廢除新法。
商鞅並沒有處理這些百姓，因為他明白一件事情，任何有組織、有目的的政治事件發生，都不可能是老百姓的自發行為，這些人一定有後臺。很快，大魚浮出了水面，竟然是大秦的太子，未來的國君。
這下好了，所有人都在看，處罰未來的國君，商鞅等於是廁所裡打燈籠～找死，等新君上位，必定死無葬身之地。但如果不處罰，那意味著新法就是一張廢紙，沒有效力，那商鞅這個變法設計師也就沒用了，秦孝公必定讓他辭職滾蛋，現在的一腔抱負轉眼之間就成了夢幻泡影。
思來想去，商鞅決定對現實妥協，處置太子。
當然，刑罰肯定不能用在未來的國君的身上，不然，秦孝公也不同意。所以，商鞅變通了一下，太子犯錯，都是監護人的問題，而太子現在的監護人是他的老師公子虔、公孫賈。所以，把這兩個老師的臉上刻字，讓他們嚐嚐新法的厲害！
公子虔不僅僅是太子的老師，更是秦獻公的兒子，秦孝公的兄弟。他走在大街上，簡直就是人形的廣告牌，為新法免費做了最有力的宣傳。於是，聚集的百姓第二天全都散了。
化解了這次危機，新法得到了迅速的貫徹落實。
幾年之後，秦國變得山無盜匪、路不拾遺、家家富裕、人人滿足，老百姓摩拳擦掌，都想著為國征戰。一時間，秦大陸部秩序井然、空前團結。
隨後，秦國發動戰爭，檢驗變法成果。
公元前358年，秦國在西山（今河南熊耳山以西）擊敗南韓。公元前354年，秦國在元裡（今陝西省澄縣南）大敗魏軍，斬殺敵軍七千人，並攻佔少梁（今陝西渭南韓城市南）。同年，秦國再攻南韓，佔領安陵（今河南省鄢陵縣北）、山氏（今河南省新鄭市東北）並築城。
公元前352年，趁魏齊桂陵之戰時，秦孝公任商鞅為大良造，包圍並攻佔了魏國舊都安邑（今山西省夏縣西北），次年又攻佔了固陽（今陝西延安以東），嚇得魏惠王趕緊在秦魏邊境修築長城以防禦秦國。
第三、成體系地推廣全國
新法初步貫徹執行後，成效顯著，秦國也逆轉疲態，對外戰爭迅速轉守為攻。同時，各諸侯國也看到了秦國的崛起已經勢不可擋，所以紛紛拋來了橄欖枝，楚國時隔將近兩百年再次請求秦楚聯姻，魏國也不再盛氣凌人，反而開始和秦國謀求和平共處。
此時，秦孝公決定收斂鋒芒，答應了楚國的求親，同時也開始謀求和魏國罷兵言和。這所有的一切，都是二次變法謀求一個和平的外部環境。
公元前350年，商鞅徵調了大量民夫士卒在咸陽修建城池宮殿，次年，秦國都城由櫟陽遷徙咸陽，同時，商鞅下令秦國進行二次變法。
此次變法，商鞅清查一些小的鄉鎮，合併為縣，並廢井田、開阡陌，制轅田，允許了土地私有及買賣。統一度量衡，明確徵稅制度。同時所有秦人登基造冊， 建立戶籍制度，禁止父子、兄弟同居一戶，必須分家。
這次改革，本質上是土地改革，目的是從豪強、貴族手中把土地收歸中央，然後按人頭分配到老百姓手中，基本上等同於包產到戶。
很多人看到這兒感覺還挺好，畢竟多勞多得嘛。
制度政策是好的，但實際操作起來空間很大，路也就走歪了。還記得前文提到的愚民、弱民、貧民嗎？商鞅統一度量衡，目的就是統一徵稅標準，同時為了擴大稅基，建立戶籍制度，讓父子兄弟分居而住。如此，商鞅很容易測算出一戶農民一年的糧食收入，就可以輕而易舉的徵收一戶農民除生存必須品以外的所有糧食。
所以說，這次變法有一定的先進性，但目的不純，結果不盡人意，使得全國所有人都繫結到了一塊一輩子都不能發家的土地上，只能在這塊沒有希望的土地上日復一日的苟且偷生。
不過，二次變法之後，秦孝公笑的更開心了。
建立郡縣制，標誌著傳統的封建制度崩潰，所有的人事任免權收歸中央，秦孝公手中的權力極度膨脹。而清查人口，建立戶籍制，完善稅收標準，相當於商鞅給秦孝公的書桌上送去了一份完整的國家戰略資源報表，秦孝公只用坐在案頭就可以清楚的知道秦國境內有多少人，多少壯丁，多少土地，每年產出多少糧食。如此，秦國的國君在對外征戰時便可以如臂使指，迅速找到資源調配的最優解決方案。
當然，有人歡喜有人愁。
二次變法後，秦國舊貴族積攢海量土地被迅速剝奪，同時府內圈養的家丁、門客、僱工又需要繳稅、服勞役，導致舊貴族收入銳減，同時面臨著階級下滑的境遇。
常言道，斷人財路等於殺人父母。
也因此，那些秦國舊貴族恨不得把商鞅扒皮拆骨，生吞活剝，雙方勢同水火，已經到了不死不休的地步。為防被暗殺，商鞅每次出門都帶著十幾輛車，每輛車上都裝滿了全副武裝的甲士，身邊還有數名手持長戟的壯漢護衛左右。沒有這些措施，商鞅從不出門。
既然無法暗殺商鞅，舊貴族們只能阻礙新法執行。
在二次變法的四年後，公子虔再次帶頭違反新法，試圖阻礙新法的貫徹落實。商鞅這一次更狠，人形的廣告牌你不願當是吧，這一次讓你做人形的廣告車，二話不說，直接把公子虔的鼻子給切了，這等於是用酷刑告訴世人，阻礙新法，就算是天王老子的弟弟，我商鞅也不放在眼裡！
隨後，二次變法在“人形廣告車”的宣傳很快落實了下去。
變法大成後，商鞅很快迎來了一個機會。
公元前341年，魏國在馬陵之戰中慘敗於齊國，主將龐涓自殺，太子申也被俘虜。商鞅看準時機進言秦孝公；魏國是秦國的心腹大患，兩國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現在魏國新敗，正是秦國向東發展的天賜良機。
當年九月，秦孝公任命商鞅為將攻打魏國。
魏國派遣公子卬統兵抵禦商鞅。
兩人私下關係非常好，公子卬曾是魏國國相公叔痤的弟子，商鞅也曾在公叔痤手下任職。所以，兩軍對陣時，商鞅寫信給公子卬說；我們兩人曾是要好的朋友，如今雖然各為其主，但我也不想刀兵相見，不如痛痛快快的喝幾杯，然後當面定立盟約，讓秦魏兩國永遠和平相處下去，如何？
公子卬認為商鞅是早年好友，所以放鬆警惕，然而，一到宴會就被商鞅預先埋伏的甲士俘獲了。之後，商鞅乘機攻打魏軍，魏軍大敗。
河西之戰後，秦魏兩國實力逆轉，魏國迫於無奈只能割讓河西之地，開啟了飲鴆止渴的割地賄秦之路。
變法後續
河西之戰後，商鞅因戰功獲封於商十五邑，號為商君。
周天子也冊封秦孝公為“方伯”，代表王室鎮撫西方。“方伯”相當於周王室名義之下統治西部諸侯國的盟約長，也因此，周天子此舉是承認了秦國作為西方霸主的地位，秦孝公也將當年弱小時 被斥不得會盟的恥辱一掃而空。
秦國迎來開崛起，但對於商鞅而言，巔峰來的快去的也快。
公元前338年，44歲的秦孝公去世，秦惠文王贏駟繼位。
此時，秦國舊貴族勢力如暴風雨一樣的反撲終於按捺不住了，蟄伏了近8年的公子虔也走出了大門，一開口就放大招；商鞅準備謀反。
這是不給商鞅任何喘息的機會啊。
另一方面，由於秦國國內的變法大計已經接近尾聲，剩下一些修修補補的工作也不是非商鞅不可了。所以，新上臺的秦惠文王一來為了安撫舊貴族，二來為了穩定國君之位，同時從商鞅手中拿回變法的成果和權力。所以，他認為，商鞅死了，遠比活著有用，準備對商鞅動手。
面對危局，由於商鞅失去了秦孝公這個強而有力的保護傘，準備逃亡魏國，但他作為魏國的叛徒，還陰了一把魏軍主將公子卬，所以，魏國堅決不肯接受商鞅。
無奈，商鞅再次踏上逃亡的路途，然而卻因為沒有官方路引，無法逃跑，被迫回到了自己的封地。在封地，商鞅準備攻打鄭國謀求一條生路，結果被秦惠文王派來的軍隊擊敗處死。
最後，商鞅的屍身被送回了咸陽五馬分屍。
縱觀商鞅變法的全過程，商鞅把人性利用到了極點；
民，辱則貴爵，弱則尊官，貧則重賞。以刑治民，則樂用;以賞戰民，則輕死……。民畏死、事亂而戰，故兵農怠而國弱。 ——《商君書·弱民》
在商鞅的眼裡，把老百姓搞得地位卑微、膽小怯懦、又窮又蠢才是國家強大的基礎。
地位卑微就會崇尚爵位，怯懦膽小就會害怕官吏，窮到一定境界才願意拿命上戰場上換取微薄賞賜，傻到一定程度上才能在戰場上一往無前，以癲狂的態度震懾敵人。如此一來，秦人一上戰場，在他們眼裡的不是敵軍，而是一個個能爆金幣的經驗包。
可以看出，商鞅把秦國變成了一個究極體的殺戮機器，一個國家只有兩種人，被土地深度束縛農民，以及嚴格軍功爵制下軍人，前者任務是富國，後者任務是強兵。在這個體系裡，沒有任何人性可言，只有拿著血淋淋人頭換賞賜才是每個人的終極追求。
【注；這一標準催生了更加殘酷的另一面；
在1975年出土的雲夢秦簡中記載了很多非同尋常的事情，比如同伴之間為了搶人頭而拔刀相向。另外，每次士兵打仗回來，拿回的人頭需要公示三天，三天之後才能獲得應有的賞賜，這是為了防止士兵砍殺同伴或者殺良冒功。】
當然，拋開時代背景談政策確實有一定不妥的地方。
在戰國時代，禮崩樂壞，各國都在奔著富國、強兵的道路發展，魏國李悝變法也有很多不合常理的地方，比如，兩個人打官司，不論對錯，只判射箭穩準狠的嬴官司，目的是告訴所有人，魏國只需要打仗勇猛的人，即便他是個十惡不赦的人也無所謂。
在這種背景下，戰國時代的戰爭烈度急劇上升，動輒斬首數千、數萬，甚至幾十萬，落後的國家面臨的是亡國滅種的危險。
在這種危局下，《三體》中“生存是文明的第一要義”這句話被體現的淋漓盡致。
而商鞅變法，也可以看做是一個國家，一個政權在面對生死存亡時所迸發出來的決心和力量的極致體現。所以，商鞅變法最恐怖的地方，或許並不是律法本身，而是那個時代，正是那個時代催生出了商鞅變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