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無論哪個朝代，到了後期，賦稅都重，各種苛捐雜稅多如牛毛，前期開國皇帝，尚能體恤民情，對官員的管控也是最強的時候，同時為了穩固政權，拉攏民心，休養生息，增強國力，都是降低賦稅，對開荒的老百姓，更是免稅三年，中國以前是農業國，賦稅主要來自農民，貴族和世家大族以及地主是不交稅的，可想而知農民的負擔有多重，能餬口已經是燒高香了，這也是雍正為什麼要實行新政，推行火耗歸公，一體納糧，就是為了降低農民的負擔，讓貴族和八旗子弟也開始種地交稅，但是，封建社會的權利結構決定了這個新政不得滿族貴族和八旗子弟的支援，而沒有了滿族貴族和八旗子弟的支援，皇權就會產生動搖，因為動搖皇權的不是底層老百姓，而是滿族貴族和八旗子弟！

中國歷史上哪個朝代賦稅最重民不聊生怨聲載道？ 當然是朱明王朝了！朱明王朝不光橫徵暴斂賦稅最重，而且百姓還要承擔沉重的徭役比如強迫百姓修築長城等等。到朱明王朝後期，被沉重賦稅和沉重徭役壓得不堪重負的李自成帥領廣大窮苦農民們揭竿而起，一股作氣地用鋤頭和耙子把腐朽黑暗透頂的朱明王朝打得滿地找牙直至滅亡 —— 換了人間！

不能用整個朝代來衡量。每一個朝代裡，都分別有賦稅輕和賦稅重的時候。

賦稅重不重，其實不算大事。因為嚴格來說，賦稅只包括四項：徵賦、田（產）賦、人頭稅、例捐。

而真正“重”，導致老百姓不堪重負的是雜稅。苛捐雜稅嘛。

苛捐雜稅最多的時期，分別是東晉中期、南宋、明中後期。

1、東晉中期。

公元317年，東晉建立。不過東晉的建立，一則面臨著北方原西晉分解遺留下來的十六國的壓迫，另一方“王與馬共天下”，王導、王敦專權，再有地方門閥勢力盤踞，國政根本就沒法正常推行。

皇帝無能，天下事全由豪強說了算，再加上長江中下游以及淮河，珠江流域地區，苛捐雜稅就多如牛毛。

由於各地情況不一，並非全國統一，當時具體有多少雜稅名目也不好統計，平均下來大概有三百個左右吧。簡單說，當時的東晉百姓，連大小便都要上稅。

根據史料記載，東晉中期淮南一帶，一個人一年交的稅，大概是總收入的95%左右。

2、南宋。

朱熹評價南宋的苛捐雜稅，說：古者刻剝之法本朝皆備。就是說，古來盤剝百姓的辦法，南宋全有。

再加上南宋還有新創的各種稅目，總數目大概也在三百多個。

整個宋代，都是沒用的兵、沒用的官特別多，而這些兵、官的利祿之厚卻是歷史各朝代之最。這些錢，全靠盤剝百姓。宋孝宗到宋光宗之間，來自商業稅和徵榷的財政收入接近85%。換句話說，全國財政，包括用兵打仗，幾乎就是靠苛捐雜稅來補足。常態，是達到北宋時的一倍。

南宋初期的國家財政收入平均在每年4500萬貫左右，其中1300萬貫左右用於皇室開支，2400萬貫左右用於在和平時期供養軍隊，其他所有開支只有七八百萬貫。

到了後來，開始跟金打仗，進士林勳在書籍中是這般記載的：“本朝兩稅之數，視唐增至七倍”。

當時苛捐雜稅的專案之多、水平之高，歷史第一。因為南宋還要向金國賠款嘛。

南宋課稅最嚴重的時候，老百姓一年交的稅，是他個人收入的三四倍甚至還多。也就說，當時老百姓活一年，不僅什麼也攢不下，反而要搭上好幾年的存項。

3、明中後期。

明代走的是分封諸王的路子。到了明代中期，朝廷已經赤字了，連官方的醫院都關了。這個時候，分封出去的諸侯王，就算獨霸一方了，沒人管著，愛怎麼收稅怎麼收稅。

明代重稅，本來就是從建國時開始的，朱元璋搞的，當時的稅就已經很重了。

史料記載，說“正餉外，有鴨餉、牛餉、禾蟲餉，以及各個墟場大小貿易經紀等稅，皆豪門積棍，鑽納些須於官府以為名，而橫行搏噬於細民以賈利”，又說負責收稅的人“皆系光棍包當，每日勒取過往商賈稅課，索掯平人財物”。

陸容的《菽園雜記》裡說，朱元璋出行，遇到一個蘇州老太太說懷念張士誠，氣得朱元璋將蘇州、松江的賦稅設定得最重。

而到正統年間，太監僧保私自設定的十一處塌房，“各令子弟霸集商貨，甚為時害”。天順時期，錦衣衛指揮孫顯宗家奴十一人，在張家灣“私起店房，邀截商貨，逼勒私利”。太監劉瑾、於經等控制的皇店遍佈京城、張家灣、宣大等處，強迫商人交稅，甚至連“負販小物無不索錢，官員行李亦開囊檢視，莫敢誰何”。

明中後期到底有多少稅目，具體該收多少，沒辦法計算。因為它是說收多少就收多少，沒人管得了。尤其那幾個大太監，劉瑾、王振、魏忠賢，誰也反對不了。

據推算，當時被課重稅的百姓，一年交的稅，大概至少也得是全年收入的兩倍多。

而且東西廠時期，老百姓很容易被捲入政治事件然後被勒索，那樣的話損失就更大了。

這些情況也都成了後來出現戰亂的隱患。

西晉五胡亂華，東晉這邊就被滅成了宋齊梁陳南北朝；南宋挖空了百姓，失去了基本支援，最後被元吞併；明代從萬曆怠政開始就不是下坡路而是跳水，閹宦爭權，直到崇禎上臺，明朝已經沒救了，最終被清所滅。

毫無疑問滿清!滿清是中國歷史上大型農民起義最多的朝代，白蓮教大起義，太平天國，捻軍起義等等!這些都是滿清高賦稅高度造就的

腐敗

亂世，戰爭，社會黑暗時賦稅最重，大概就是三國兩晉南北朝，唐安史之亂後至五代十國，元末，明末，清朝1895鴉片戰爭至新中國成立外加一個漢武帝時期

因為各個朝代的生產力水平和貨幣價值不同，所以我無法確定哪個朝代稅負最重。但不可否認，大明朝絕對名列前茅！

首先說一點，回望中華五千年曆史，農民起義比比皆是，但是大明朝是唯一一個被農民起義直接推翻的朝代！

其次，再看看農民為什麼起義？中華大地的農民曆來都是勤勞樸實的，受傳統文化的影響，只要有餘糧，就能安分守己的生活。那麼農民起義，或者說造反是因為什麼呢？是因為農民豐衣足食，吃飽了撐的沒事幹，尋找刺激造反玩兒嗎？答案只有一個——活不下去了，橫豎都是死，不如造反搏一下說不定還能翻身！

再來看看大明朝，到了明朝末年，政治腐敗，貪官汙吏越來越多，還有老朱家的子孫好幾十萬，都需要全國老百姓養著。又趕上了所謂的小冰河期，糧田減產和絕收比比皆是。可大明朝的稅負不但沒減，反而越來越重！正所謂苛政猛於虎也！老百姓還怎麼過？還能活的下去嗎？軍隊都欠響，老百姓就更別提了！所以張獻忠和李自成能夠率領百萬之眾造反也就不奇怪了！

我更想不通的是，這樣一個橫徵暴斂、視百姓如草芥的朝代，現在居然成了很多人追捧的物件，還誕生出了明粉甚至明吹！真是奇怪！這些人如果不是腦子有毛病的半瘋，那就是不學無術之輩！中華大地五千年文明，有多少值得驕傲的發明創造，有多少值得驕傲的偉大創舉，這些才是應該去研究和喜歡的、粉的！去喜歡和粉飾一個朝代？難道說這些人喜歡民不聊生、活不下去的狀態？

中國歷史史上，秦朝的賦稅最重，民不聊生，怨聲載道。

秦朝的賦稅主要有田租、口賦、雜賦三種。

1、田租：“什一之稅”，分為谷粟和芻藁(飼養牲畜的乾草)兩項，一般交10石。

2、口賦：計口出錢，具體錢數已無資料可考，漢朝的口賦為120錢，秦朝當不少於此數。

3、雜賦：各色名目的臨時徵派，交什麼不一定。

秦朝的暴政在中國歷史上是大名鼎鼎的，稅收額度高達三分之二！正是因為沉重的苛捐雜稅，迫使百姓全部起來反抗，秦朝短短二世而亡。

賦稅並不是越輕越好，賦稅輕重應該和生產力相適應！現階段，高生產力必須是高稅收和高福利。因為生產力的提高必將是勞動力的解放。

網廟十哲之首——隋煬帝楊廣時期

這是一個非常神奇的時期，中國歷史上唯二的二世而亡。夾在中國歷史上兩大盛世巔峰之間，之前是開皇盛世，之後是貞觀之治，卻沒有天災而天下皆反。千年以後的網際網路時代，在諸多新發現翻案鍵盤歷史學家力捧下不斷拔高，奉為“網廟十哲之首”，那就是隋煬帝楊廣時期。

從官方角度來看，隋朝課稅水平實際上非常低，以“均田制”和“租調製”為主，官方給田地，百姓繳稅服勞役。男子十八歲成丁，授露田八十畝，永業田四十畝，女子出嫁後授露田四十畝，至六十歲為老，不用繳稅，露田死後國家收回，永業田允許繼承。課稅方面，以一丁一婦為基本單位“床”，每床“租”部分需繳租粟三石；桑蠶區繳納綾、絹共2丈、綿3兩，產麻區繳納布2.5丈、麻3斤作為“調”。而隋文帝時將男子成丁年齡上調到21歲，又多了三年免稅期，隋煬帝楊廣時再提高到22歲，還免除婦女、奴婢的賦稅，簡直是英明仁君得一塌糊塗。

乍看下去隋代賦稅水平是相當低的水平，一男一女共一百四十畝地，需繳糧三石，絹二丈、綿三兩。相比較歷史上著名的“休養生息”時期，漢代文景之治時，百畝地產粟約三百石（《前漢紀·文帝二年》：百畝之收，不過三百石），著名的三十稅一情況下相當於繳納十石，但計量單位上隋代一石相當於漢代三石。而明代畝稅官田五升、民田三升，宋代畝稅則是高達一斗（《夢溪筆談》：畝稅一斗者，天下之通法）。作為“調”部分絹麻部分，由於中國古代基本上有個“糧食本位”現象，糧價是重要參考指標，參照唐宋時期絹價與糧價水平，二丈絹也相當於三石米。所以整體上看隋朝國家稅收水平只比漢代文景之治略高，國家還給你田，農民應該喜繳納稅才對！但這一切都有個前提，那就是國家能拿得出足夠耕地分給農民。

隋文帝時期，開始名為“大索貌閱”的“刮戶”政策，針對亂世中隱匿人口進行嚴密清查。凡出現戶口不實的情況，地方官吏要被處以流刑。鼓勵百姓互相檢舉，親屬關係遠於堂兄弟者，一律析籍分戶。全國戶口數開始激增，在不到三十年間（開皇初年到大業五年）戶口就從380萬增加到890萬，激增一倍還多，僅開皇三年就計帳進44.3萬丁，新附164.15萬口。依據敦煌遺留的敦煌縣戶籍資料現實，在邊遠地區的敦煌，一戶實際授田數也不過三十多畝。而在中原核心地區，早在隋文帝時期就已經少到二十畝。《資治通鑑·隋紀二》記載，開皇十二年（公元592年），時天下戶口歲增，京輔及三河地少而人眾，衣食不給，帝乃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才至二十畝，老少又少焉。

唐代中前期按照百姓實際授田情況，劃分為上中下三等，田不夠發不了的出欠田文書，按戶等高低繳納不同稅額。然而在隋朝，哪怕實際只授了一畝的地，也要繳納完整的賦稅。在《隋書》中記載隋朝耕地面積的資料，可以讓現在的中國也望塵莫及，開皇九年已墾田地1944萬頃，大業中期已墾田地5585萬頃。換算成現代單位相當於隋文帝時期耕地面積達到15億畝，隋煬帝大業時期達到43.5億畝，而1957年中國耕地面積只有16.8億畝，2021年耕地面積19.18億畝。同時現在中國約30%的耕地在東北、新疆、內蒙和雲貴，而在隋代這些地區都不在中央政府控制範圍之內。

所以這些實際上國家應授田的面積，在國家稅收體系中徵收的田畝標準。真正可以參考的話，是北宋時期的6.42億畝，北宋雖然領土面積要少，但江南開發水平高，隋代南方地區總共戶口就100萬戶，而北宋南方地區人口超過五千萬，接近隋朝總人口數。所以隋朝百姓是拿著6億畝不到的土地，繳納著43.5億畝標準的賦稅，實際稅賦標準是法理標準的七倍多。隋朝農民實際平均承受賦稅水平，相當於畝產的一半。

這只是開始，中國古代百姓還要承擔的一項義務就是徭役，而隋煬帝還有一個豐功偉業，那就是一系列大工程。公元605年，隋煬帝修建東都洛陽城，每月徵調民夫二百萬人，馬不停蹄的日夜修建，僅僅耗時十個月就主體工程完工，全部工程用時十四個月。隋洛陽城分外城、太微城、紫薇城三重城垣佈局外城周長達到27.2公里。宮殿柱子要從江西（豫章）運來，“二千人曳一柱”；石料要“發大江之南、五嶺之北奇材異石”；建成後“苑囿連線”、“周圍數百里”，這樣一座雄偉、豪華的史詩級巨城僅用14個月！代價是“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車載死丁”。

然後就是著名的大運河。大業元年（605年）在下令修建東都後四天，隋煬帝“發河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通濟渠”，連通黃淮，長兩千餘里。這樣一個工程，僅給了五個月的工期，而且沿途河道要四十步寬，兩旁還要建御道栽柳樹，以便楊廣下江南。大業元年又發淮南民十餘萬開邗溝，大業四年詔發河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永濟渠，最後大業六年開江南運河。這些重大水利工程，歷朝歷代君王，能完成一項都算相當不錯了，而隋煬帝都要求一年內完工。

再接下來敲響隋亡喪鐘的“三徵高句麗”，大業七年二月，隋煬帝下令“總徵天下之兵，無問遠近，俱會於涿”，最終調集二十四路兵馬一百一十三萬之眾，沿途徵發役夫又不下百萬，河北就徵調民夫六十萬，要求兩人一組合推一車，載米三石，自涿郡前往瀘水。還令幽州總管元弘嗣調山東工匠督造艦船，日夜趕工的民夫長期水中幹活，腰下生蛆，死者什之三四。高句麗不是不能打，而是要打不是這種打法。李世民親征高句麗，總共也就出動十萬精兵，還兵分四路順便陰了北方薛延陀一把。那有召集百萬，然後按F2+A就完事的？

從大業元年到大業七年這七年時間裡，隋朝百姓被頻繁徵調去修大工程，這些工程不僅時間緊、任務重，而且死亡率非常高。但土地的耕種是有時間限制的，在隋煬帝高頻徵發模式下，役夫錯過農忙是相當常見的事情。然而在收賦稅時，又不管這情況。

你以為這就完了嗎？那你就太高估千古一帝的作死水平了，他還把手伸向貨幣領域。隋初天下分裂，朝代更替頻繁，錢幣試樣混亂。隋文帝統一鑄幣標準，是為開皇五銖，而又非常有前瞻性的開放地方鑄造，朝廷只進行監督，各關置樣比對，合乎標準方可入關。國家只做裁判員，不當運動員，僅用五年時間就統一貨幣。到隋煬帝時，朝廷下場鑄造新錢，形制、大小與開皇五銖相同，但含有較多的錫、鉛，因而錢色發白，被稱為“白錢”。然後強令白錢與開皇五銖錢的兌換標準為1：5，並要求納稅只收白錢，這已經不是劣幣驅逐良幣，而是直接開搶。

短時間內百姓稅賦上漲五倍，並且引發嚴重的通貨膨脹，開皇年間，糧價在一石二百錢水平，到大業七年征伐高句麗時，洛陽糧價已達二千二百錢一石。而隋煬帝為了減少國家征伐高句麗時運糧消耗，下令役夫和士兵每人自帶百日糧食。在士兵還要攜帶武器盔甲，役夫還要兩人推三石的運糧車情況下，這是個超人才能完成的任務，唯一現實的做法就是想辦法在當地購買些糧食，結果就是遼東糧價達到“鬥米數百錢”。

也就是大業七年，山東民王薄聚眾在鄒平起義，自作《毋向遼東浪死歌》，唱響隋末農民起義的號角。同年還有平原劉霸道、鄃縣張金稱、漳南竇建德、渤海高士達、韋城翟讓、章丘杜伏威等相繼起兵，農民起義的大潮開始全面鋪開。稍微懂這時候歷史的人，看見後來的夏王竇建德、瓦崗寨翟讓、淮南杜伏威這幾個名字時，就知道楊廣距離江都自掛東南枝，已進入倒計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