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大學之後，到今日，經歷了許多老師，確實有一些老師說的有些話讓人感覺不可思議。我這裡試舉兩例：

1. 曾經有一位導師，有一次把她帶的三個同學叫過去，給他們訓話，明確地說：你們是我花錢僱的，我給你們出錢，資助你們，你們就必須聽我的，給我幹活。原話不一定是這樣，但基本就是這個意思。

不可思議的地方在哪裡呢？

1）學校要求導師每帶一個博士生，要出45000元，學院要求學生透過做四次免費助教的方式，抵消其中的20000元，導師只需要出25000元即可。五年下來，導師為每個博士生平均每年花費5000元，平均每個月不到500元。這麼低的月“工資”居然敢說“僱傭”，我所在的城市一個普遍服務員的月工資在四五千也很正常，沒有為學生支付市場工資居然可以“僱傭”學生。為什麼說“五年”？因為這個導師明確要求自己帶的博士生必須延期畢業，即使達到畢業要求也不行（不過最近好像聽說有所變化），即使按四年算，學生的補助中導師資助的部分也只有600元多一點，遠達不到市場工資，絕不能看作是僱傭關係。

2) 這位導師是經濟學教授，並且是長江學者，居然不懂何為僱傭關係。我認為僱傭關係成立的兩個條件是：支付市場工資；自由進入和退出。師生關係顯然這兩個條件都不具備，詳細解釋可以看我主頁的一篇題為《導師被稱作“老闆”，是導師的恥辱》一文。

2. 有一位老師給學生開設了一門專門講論文寫作的課，曾經當著全班幾十人的面（碩博士一塊上課，所以人數比較多）說：大家要有一個意識，你們讀研期間所有的研究成果都是導師的。原話不完全是這樣，但基本意思應該差不多。

不可思議的地方在哪裡呢？

上大學後，尤其是讀碩士或博士，都需要寫論文，寫論文可以是自己獨立完成的，也可以是在別人（主要是導師）的指導下完成的。如果論文所涉及的研究話題是導師給的，並且導師在寫作過程中付出了大量心血來指導，那麼最後的成果可以看作是導師的；如果論文題目是自己想的，導師給予了許多指導，導師有貢獻，最終的論文勉強可以看作是導師的成果；如果論文是學生獨立完成的，導師只有很少的指導或者沒有指導，這個時候無論如何也不能把研究成果看作導師的，否則就是明顯的黑白顛倒。而大家知道，在高校裡，許多學生得不到導師的指導，都在獨立搞研究。可是那位老師居然當著幾十人的面說出這樣的言論，當時我心裡吃了一驚，感覺作為一個大學的副教授，公開表達這樣的觀點真的很不可思議。

這是一個比較普遍的現象，甚至在一些名牌高校中都有那麼幾位普通話不是特別好，但卻是的某一方面的學術大牛的“神”級老師。那根據這些老師衍生出的段子那是相當的精彩（手動滑稽）。

在民國時期，梁啟超、魯迅講課都是紹興口音、王瑤（山西腔調）等等，這樣的事情可以說是非常的多了，當時有這麼一件事：1911年，新文學倡導者劉半農，有次為了編一本“罵人專集”，便在《北京晨報》上刊登了一則“啟事”，公開徵求各地罵人方言。語言學家趙元任看到這則啟事後，一時興起跑到劉半農那裡，用湖南、四川、安徽等地方言把劉痛罵一頓。稍後，周作人也來用紹興土話對劉半農大罵，爾後揚長而去。後來，劉半農去教室上課，又被粵、寧等籍學生用土話數落一番。一連幾天，劉半農處處捱罵，被弄得哭笑不得。想想這種畫面感很強（噗哈哈哈）。

上面實在民國時期的一種現象，然而在民國時期是沿用了清朝的官話，即是北方語言，當時的政治中心在南方，從而夾雜這許多的南方的語言。在當時由於戰亂從而沒有將這種官方語言推行到每個地區，每個人。所以當時的學者大部分的官方語言中都夾雜這自己生活地的特色方言。而這一部分民國的學者卻對中國的教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高校中的活化石級的老師，基本都是民國時期那些學術巨匠的弟子，或者是再傳弟子。作為他們的學生都是很幸運的事，當你遇見一個學富五車的老師時他的語言都成可以忽略不計的了。

對於當代的老師來說，大多數都是70，80後，當然90後也都開始慢慢的走向了教師這個崗位。但是一些學校的骨幹級教師仍是一些70、80後的人，追溯到他們基礎教育的條件與環境，普通話在當時沒有普及至每家每戶，想要一種新的語言來帶有取代一種固有的特色的語言是幾乎不可能的，中國文化傳承中語言的傳承也是一種重要的傳承形式，而地區特色語言可以將熟人關係社會網更加的聯絡緊密。

許多的老師的普通話都是在讀大學時為了和同學老師交流才開始大量的運用的，在這種情況下，方言都會在普通話中留下許多痕跡，所以這是一種非常常見的情況，也是一種比較普遍的情況。

不用多糾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