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算是歷史上的亂世，但不可否認是一個大師輩出的輝煌時代，那個時期的學者文人有很多至今仍令我們懷念不已。在廢除科舉制度之後的民國時代，近代教育體制確立，讀書人開始依靠“高考”來“考取功名”。自光緒二十八年至光緒二十九年（1902年-1903年）“壬寅癸卯”學制頒佈，到1905年科舉制度廢除，中國近代教育體制得到確立，高等教育應運而生。在1938年之前，大學都是採用獨立自主的招生考試製度。那時，民國高校招生都是各校自己組織進行，命題也是各校自己出，那時考試比較簡單，科目少，題數也少，有很多學校招生考試甚至只是一篇作文。

比如北京大學1929年本科生入學僅考：國文、英文（或德文、法文）、中國歷史、外國曆史、化學五門。也有的大學要考八門，如武漢大學文科要考國文、黨義、數學、歷史、地理、化學、物理，連現在必考的英語都不考；理科為國文、黨義、英文、數學、化學、物理、歷史、生物。

而1929年北京大學的國文考試，就是一道作文題，考生寫篇作文就行了。

不過，1938年起，民國考大學就同現在有許多相似的地方了。也有全國統一高考，也是按計劃招生，也分文理科，只不過全國統考的時間較短，只有幾年。全國統一招生考試時間，自1938年始，到1941年停止。之後因為全國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全國性統考無法組織。

全國統考 免試保送為了全國統考，1938年國民政府教育部設立了全國統一招生委員會。委員會負責制定招生簡章；命題閱卷及錄取標準；制定及頒佈試題；複核成績；決定及分配錄取學生。同時還負責研究招生制度的改進及其它相關事宜。不過，全國統考仍然需要像前清一樣“趕考”，當時全國僅設武昌、長沙、吉安、廣州、桂林、貴陽、昆明、重慶、成都、南鄭、福州等十二個招生區。像南京、上海、北京都讓日寇佔領了，無法設點。當然這些地方的大學，由日偽政府組織，各校各招。

全國統考的效果和社會反響非常好，因為它相對公平，可以減少各校招生時的“走後門現象”。1940年，教育部將這一統考形式固定了下來。但因時局變化，次年就考不成了。1941年到1949年，民國政府都無法組織起全國統一高考。

民國全國統考時，也採取過靈活的招生辦法——“保送免試”，現在保送生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跟民國時學的。那時也有高中會考，會考成績優秀的，可直接保送上大學。一般說來，會考生中有15％的人有保送的機會，但保送生的成績要求不低於80分（滿分100）。另外，各個大學還可招“先修班”，先修班的學生中有

50％的學生可以免試上本校的大學。

從上面可以看出，民國時考大學比現在要輕鬆一些。除了保送生比例多外，當時的考試科目雖然不少，但題目不復雜。如，1940年全國統考是8門，其中有四門必考：公民、國文、英文、生物。另外四門，要看報考志願——文科（文、法、商、及相應的師範等專業）：另考數學、中外歷史、中外地理及理化（綜合卷）；理科（理、工及相應的師範等專業）：另考數學、物理、化學、中外史地（綜合卷）；醫、農科：另考數學、物理、化學、中外史地（綜合卷）。暫停統考 大學也招生

在抗戰時期沒有全國統考的歲月中，怎麼上大

學？在停止全國統考後，民國教育部根據時勢，制訂和推廣了現在仍受不少教育人士青睞的“聯合招生”、“委託招生”等招生制度。由民國教育部劃分出相應考區，指定區內的公、私院校使用一張卷子，設一家召集大學組織牽頭，聯合招生。1942年，全國劃為10個聯合招生區。如昆明區，西南聯大為召集學校；重慶

區所屬10個院校，中央大學為召集學校。聯合招生的報名、命題、閱卷等事宜，一般根據民國教育部的規定，由各考區自己決定。但各校

的招生名額由教育部稽核，不是想招多少就招多少的。如果招生不足時，可組織第二次考試。這個聯合招生制度確實招出了不少人才，如共和國著名核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鄧稼先，就是1941年在聯合招生中，考入西南聯大物理系學習的。

聯合招生考試和全國統考一樣，也有“保送免試”，總比例亦很高。如1942年，這年考試入學人數和免試生比例為85:15，即100個新生中，有15人是免試保送的。保送生的要求比現在寬鬆多了，首要條件當然是優秀生，但不會太呆板。各大學也招先修班生，這部分學生免試上大學的比例高達50%。進入先修班的條件並不高，所修各科成績及格，國文、歷史、地理

三科均應70分以上，就符合條件了。

“一張紙”的高考在1938年之前，民國考大學則沒有全國統考和聯合招生一說，都是各個院校自行招生，但會受到教育部的管理。

1933年之前各校雖然分文理科（理科當時叫“實科”），但文理生的比例沒有規定，考生想報什麼就什麼，對什麼有興趣就學什麼。如1928年全國在校大學生為25198人，文科生佔73%；1930年全國在校大學生為37566人，文科生佔75%。這比例與社會對人才的需求，顯然是極不對稱的。從1933年起，教育部開始“比例招生法”，強行規定，文科生比例不得超過實科生。1935年起的更有針對性，直接給各校下達文理兩科生招生人數。這也是中國高校“計劃招生”的開始，此法一直到現在，還在使用。在1937之前，即1912年到1937年之間，民國高校招生都是各校自己組織進行，命題也是各校自己出，考大學屬於“一張紙時代”，或者說“一篇作文時代”。也就是說當年考試極為簡單，科目少，題數也少。比如， 1929年北京大學的國文考試只是一道作文題，考生寫好作文就行了。那年作文題分甲部、乙部，其甲部試題是：“清季曾、李諸人提倡西學，設江南製造

局、翻譯科學書籍甚夥，其中不乏精深之作，何以對於當時社會影響甚微？試言其故。”乙部試題是：“清儒治學方法，較諸前代，有何異同？試略言之。”當時，北大校長是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蔡之後的1930年10月起，由蔣夢麟任校長，一直到1945年10月。蔡之後，北大試卷的內容多了，但與現在相比，也不算複雜。如，1932年北大的國文試卷分六部分，內容就比1929年一道作文豐富多了，也像一張試卷了。對面如此簡單的試卷，恐怕現在80％的高中畢業生，都能考上北大的。或許有人有疑問，國民時考大學這麼簡單，能選拔出優秀的人才嗎？這是不用多說的，看看他們的名字，你就知道。考大學“一張紙時代”湧現的人才，甚至比現在“精選時代”考出來的人才還多，還厲害——著名“漢園三詩人”李廣田、卞之琳、何其芳，1929年考入北大；中國“兩彈一星”元勳、核物理學家錢三強，1929年考入北大（理科預科）；中國航天事業的奠基人，中國兩一星功勳獎章獲得者之一錢學森，1929年考入交大機械工程系；中國著名文學家、語言學家季羨林，1930年考入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

1.民國沒有高考，如果你高中畢業了想讀大學，直接去你想要就讀的那所大學報名就行了。

2.報名之後，拿著中學的畢業證書、四寸的半身近照三四張，你籍貫所在地教育局開具的介紹信。把畢業證、照片和介紹信遞過去，人家一看手續完備而且沒有造假，就會讓你繳納報名費。

3.要繳多少錢的報名費呢？在20世紀年代，一般就是三五塊大洋。交上了報名費，你會領到一張志願表，你需要填上姓名、年齡、籍貫、學歷、通訊地址和你想要報考的院專業。填完以後，拿到登記處登記，又可以領到一張體檢表，上面印著考生體檢的時間、地點和注意事項。過了幾天，你去體檢，透過以後，又能領到一張准考證，背面印著該所大學招考新生的日程安排、考試科目和考生須知。

4.到了規定的入學考試時間，你來到考場，把各科試卷上的題目做完，考出好成績，再透過一場很簡短的口試，就取得了入學資格。

綜上所述，民國大學招生程式一般是這樣：報名——交規定的資料——交報名費——填報名表——領體檢表——體檢——領准考證——考試——口試——入學。

民初教育主管部門對如何招生及採取何種方式招生等並無明確規定，大學院校則常面臨連合格的中學生都不易得的窘境，科學而嚴密的考核並不合時，本、預科招生更重學歷文憑而非選拔考試。民國元年頒佈的《大學令》和《大學規程》等要求各院校本科生入學資格“須在預科畢業或經試驗有同等學力者”，預科生“須有中學畢業證書或經試驗有同等學力者”，只有當中學畢業生超過定額時，才“應行競爭試驗”。

隨著教育發展和合格生源的增加，“競爭性試驗”逐步成為各院校的主要招生方式。1917年教育部新規明確要求大學預科招生時，除“須在中學校畢業或經中學畢業同等學歷試驗，得有及格證書”外，還必須在入學時“受選拔試驗”，這可看成民國大學招生考試的制度起點。1924年教育部頒佈《國立大學校條例》，在要求各大學取消預科的同時，規定“國立大學錄取學生，以其入學試驗之成績定之”。對於私立院校和教會院校，教育部要求學校應規定學生“入學資格、修業年限”等條件並需報教育總長認可。1933年教育部進一步將“學生入學資格合格，在校成績良好”作為私立大學和教會大學註冊立案的條件，敦促他們重視學生考試。1940年，教育部禁止私立大學及教會大學繼續招收同等學力學生，同時“得派員監視”其新生入學試驗。事實上，在此之前，私立大學已較普遍地採取考試方式來招收學生。因此“現實的招生”“大體都用考試”，“民國青年們如果想要在教育的金字塔中不斷前進，所依靠的只有‘一年一度的考試’”。

當然，考試之外，民國院校也確實有其他學生選拔方法，比較重要和涉及範圍較廣的主要是“認可中學”制度和保送制度。是否招收同等學歷考生也是民國大學招生中不斷爭論的問題，但同等學歷討論的是投考者出身或資格問題，並不涉及考試形式替換的問題，因此本文暫不對此作討論。所謂“認可中學”是19世紀70年代美國大學開始推行的一項招生制度。當時美國大學同樣面臨合格中學生緊缺、生源緊張的問題，為此有些大學開始對本地中學進行考察，符合條件的便與之建立“認可關係”。從“認可中學”獲得畢業證書的學生，可以不經過考試直接進入大學。1870年密歇根大學在所有州立大學中率先實施了一套程式，該校教授們根據此程式有系統地考察全州中學，任何一所透過考核的中學，都能獲得大學頒發的證書，其畢業生則可保送進入密歇根大學。隨著密歇根大學的嘗試成功，到19世紀90年代這一做法已經在全美高校得到推廣。中國的教會大學多為美華人創辦，這一制度也隨之被引入，成為教會大學在考試之外普遍採用的一種形式。任職教育部高教司科長的黃龍先認為，“美國大學入學方式有三，一為各大學個別舉行入學考試，二為大學合組入學考試委員會，共同考試，三為認可之中學保送入學”；而“中國大學所採入學考試辦法，就是美國的第一種方式，由各校個別舉行入學考試”；“第三種方式教會大學多數是採用的”。認可中學”制度賦予少數中學以特權，使其畢業生能夠繞開考試升入大學，必然會對生源構成產生影響。北京燕京大學，上海聖約翰大學和滬江大學以及蘇州東吳大學，南京金陵大學等，皆有自己的“認可中學”。聖約翰大學曾將上海的聖約翰青年會中學和民立中學以及揚州美漢中學、安慶聖保羅中學、寧波斐迪中學和泉州培元中學等定為“認可中學”。滬江大學曾允許蘇州晏成、杭州惠蘭、寧波浸會、上海清心（美國北長老會）以及監理會等17所男校和4所女校畢業生，只要有中學推薦書和畢業文憑，可不必考試而入學，其他中學畢業生必須考試合格才可錄取。其他部分公、私立大學也有類似“認可中學”制度。如南開大學有“承認中學”的規定；國立上海交通大學，曾允許本校附中畢業生直升入學；同濟大學規定本校附屬高中、德文補習科畢業生可直升大學，其他高中畢業生需要考試及格後才能錄取。

教會大學的“認可中學”通常都是同一系統的教會學校，國立或私立大學的“認可中學”通常是自己的附屬學校。

統一招生時期，教育部還推行過“保送制度”。1938年教育部在推行國立大學統一招生考試時規定，“各省市教育行政機關保送會考成績優秀學生，以高中會考及格學生前列15%為限，國立各中學保送畢業生，以畢業成績列甲等(總平均分數在80分以上)者為限”。由於保送制度容易滋生流弊而頗受詬病，1939年國立各中學保送畢業生的制度被取消，高中會考優秀學生保送名額也被壓縮至10%。會考說到底仍是考試，優秀者還要再參加大學組織的複試稽核。因此，考慮到“認可中學”和“保送制度”推行的時間、範圍和形式等，考試仍舊是民國學子進入大學的最主要途徑。

就考試程度、考試科目和考試語言等而論，民國大學招生考試經歷了從早期雜亂無章、各自為政且多以英文考試為主到考試科目相對固定、以審定教科書為範圍和以中文出題作答的轉變。以英文考試為例，1911年北洋大學招生，學生英語要達到能解讀普通英文，嫻熟普通英語並能直接聽講、自做筆記的程度。法律專業考生，除英語，西史、理財學等均用英文考試外，普通科學考試還需要用英語口答。工業專科考生，算學、物理、化學和其他學科都用英文考試。1919年北洋政府教育部訓令指出，當時中學與大學教育不能很好銜接，一半是因為“中學校之程度參差”，一半是因為“高等專門學校及大學校之招考辦法不一”。為此，教育部一方面要求各中學“認真授課，俾使畢業時適合相當程度”，一方面要求各高等專門學校及大學預科招生“命題概須依照中學畢業程度，勿使太過不及，至於銜接有所妨礙”。此後，應教育部要求，各院校在招生前會公佈本校招生專業、招生名額、考試科目和大致要求等，有一些學校還提供指定教材，彙總成招生簡章，以便於學生應考。如1920年北京大學招生簡章對招生的知識要求：

國文，大學預科的為解釋文義、作文及句讀，大學本科的是略通中國學術及文章的流變。外語，大學預科的是文法和翻譯；本科為曾讀過數種文學，能列舉及批評其內容，能以中外文互譯，能作文無文法上的謬誤。數學，大學預科為算術、代數、平面幾何；大學本科的為代數、平面幾何、平面三角。

隨著資訊公開和各級教育發展，高校間的招考科目趨於相近。以1931年清華大學招考科目為例，主要考7門，包括政府要求必考的黨義1門，學校必考的國文、英文、中國歷史地理和數學（代數、幾何、平面三角）4門以及選考的2門（代數、解析幾何、物理、化學、生物學和世界歷史地理）。有人指出，大學招考的大致規律和應考的基本原則是：“各學校入學的考試，通常是注意國文、數學和外國文，其次就是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國文雖不是一時的準備所能有進步的，但是現在國文的入校試驗，不獨注意寫作，還注意於文學史和文學方面的常識、、數學的公式、外國語的文法和習語、物理學的定理、化學的方程式、博物的現象和特徵、史地的因果、關係和文化關係，各科有各科的注意點。”

但若深入院系或專業層面，考試科目也有所不同。中央大學、浙江大學和武漢大學，學校之間，不同的學院間，招生考試科目都不盡相同，因此，同時報考三校的難度很大。中央大學各院系的考試科目基本相同，包括黨義、國文、英文、數學、理化、生物和中外史地7門，投考理工兩院還須加考大代數和解析幾何。武漢大學文法兩院只考國文、英文、數學、中外歷史及中外地理5門，投考理工兩院者，不考史地，考物理、化學或生物等科目。浙江大學的文學院不考理化，理工兩院不考外國史地等。

更為重要的是，各校招生還存在著考試內容、指定教材和考試難度等的重要差異，不僅對考生的文化和知識形成了差別要求，更形成了不同大學對考生家庭條件的差別要求。

首先依然是對考生外文能力的要求。著名的國立大學、教會大學對此偏好明顯。1919年教育部已要求各大學招考除外語考試外，其餘科目必須用中文出題並作答。但上海交通大學在1931—1933年間，除國文和黨義外，其他專業課考試全部用英文試卷。1934年，該校工程學院與管理學院出現了世界地理和世界歷史考試，考試題目中英文並用，其他各專業科考試仍為英文。1935年後，該校國文、黨義以及世界歷史、世界地理等全部用中文卷，其他科目開始中英文並用並可以使用中英文作答。上海聖約翰大學可能是招生最為強調英語能力的大學。。該校招生考試一般包含7門科目，其中英文要考2門，分別是英文文學和英文文法，這在目前筆者所見的幾十所院校招生考試科目中絕無僅有。英文文學和英文文法分別指定了11本和8本英文原版參考書。考卷除國文外，其餘各科都是英文。因此有考生提醒後來者，如果中學課本是中文的，要考聖約翰就必須知道相關概念和名詞的英文。無怪乎該校學生總結的投考經驗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本校中英文均甚注重，英文佳者，尤有希望”。世界史，用World History， Written for Schools in China by Hutton Webster或李季谷：《高中外國史上下冊》，世界書局；陳登原：《高中本國史》，世界書局。世界地理：Geography of the World by R.D.Wolcott或王謨：《高中世界地理》；張其昀：《本國地理》，商務印書館。高等代數：College Algebra by H.B.Fine或高士奇等：《漢譯範氏大代數》，北平科學社。解析幾何：The Elements of Analytic Geometry by P.F.Smith and A.S.Gale或龔文凱：《斯改二氏解析幾何原理》，商務印書館。平面三角：Plane Trigonometry by W.A. Granville或高佩玉：《漢譯葛氏平面三角學》，北京科學社。物理：First Course in Physics by Millikan and Gale or Practical Physics by Black and Davis或周昌壽：《復興高階中學教科書物理學》（上、下冊），商務印書館。化學：Intermediate Chemistry by Smith and Kendall or Practical Chemistry by Black and Conant或鄭貞文：《復興高階中學教科書化學》（上、下冊），商務印書館。以上教材作者，李季谷和陳登原分別是北大和金陵大學教授；王謨是清華1911年留美生，著名地質礦業學家，其時為北平師範大學地學系教授；著名地理學家、歷史學家張其昀當時還較年輕，但作為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史地部的畢業生和竺可楨的學生，此時也在商務印書館負責地理教材的編纂；周昌壽和鄭貞文等是商務的骨幹，長期負責理化教材編纂。應該說，中文教材的質量已經有保證，但顯然英文教材更受推崇。當然，應該承認交大指定的英文教材的質量也確實很高。比如物理教材的作者之一Millikan，不僅是美國第一位獲得諾貝爾獎的學者，還是加州理工學院的創校校長，是美國科學史和高教史上的一位傳奇人物。他的這部物理教科書，被美國學校使用30餘年。香港科技大學李中清教授就清楚地記得，1960年代，其父華裔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李政道教授依然選用此書作為子女的物理教材。另外，化學教材作者Conant不僅是美國著名的化學家，而且是哈佛大學少數幾位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校長之一。高標準的海外教材的使用，雖然能保證大學選拔到高標準的生源，但也給學習、掌握這些教材和知識設定了相當高的門檻，以至間接地對家庭條件不足的學生形成排擠效應。

再次，一旦不是統一出卷，必然會出現各校考試難度有差異的情況。對文史學人而言，國文試題的難易程度或許最容易體會。以1924年8所大學招生時的國文試題（見表1）為例，國立東南大學國文試題不僅題量最大，達到了四大題，涉及語法、常識、文言文和作文多方面，題目的難度也最大。三個作文題分別出自《荀子》《文心雕龍》和《論語》。這或與東南大學當時是學衡派的大本營，大力提倡“昌明國粹、融匯新知”有關。其次，南開大學的國文卷有三大題，作文、文言文和常識都有涉及，也是較有難度的。北大本科、唐山大學（全稱應為交通部唐山大學，也曾稱為唐山交通大學）、復旦商學院本科以及大同大學的國文考試僅有作文一題，題量和難度都較小。比較而言，唐山大學的作文題出自《論語》，尚可稱典雅和有難度，而復旦的作文題目給人的印象則不免過於簡單、隨意。

1937年中央大學、浙江大學和武漢大學聯考之前，學生髮現各校試題難易不一，其中比較難的考試，知識要求“溢位高中課程之範圍”。1938年首次國立院校統一招生，雖然教育部專門出臺了《國立各院校統一招生命題及評分標準的規定》，要求命題以高中課程標準為限，命題內容以教育部審定的通用教材為依據。各科試題數目，應以一般考生能於規定時間內完卷為準。各科命題，不宜空泛或偏重記憶，較難者與較易者約各佔25%，難易適中者約佔50%。但由於考題由各招生區自行負責，而這些規定又缺少操作性，標準掌握常隨命題者的理解而定，因此各招生區的試卷難易不一，考試成績缺乏可比性，給教育部按考試成績確定錄取標準帶來了較大的困難。

考生的切身體驗為理解各校招生考試的難易提供了生動的佐證。1946年貴陽清華中學校刊刊登了多位同學在上海等地投考大學的體會。一位參加了上海交大、清華大學、廈門大學和暨南大學入學考試的學生說：“清華與交大都可說是絕望，沒有一科滿意的”，“廈大我有十分的把握。數學考一百分，理化也不錯”，“暨南的數學又是全對，理化都是一堆小學生的試題。就連他們最難的‘算題’也是‘十八開的金子含純金百分之幾？’這些題目是不是應該得個八九十分？”“暨南英文作文題目是‘A Happiest Day in My Life’，這是我在貴陽猜過的，並且做了一篇背熟”。另一位考生說：“交大是上週考的，題目大概是所有大學中最難的，投考的清華校友們，無一人有絕對把握，我們考管理的，以國英算三科最難，譬如我的英文，有一題英翻中（二十五分）一句都看不懂，結果一箇中文都翻不出來。”甚至清華大學的學生也承認上海交通大學招生考試比清華難，“如滬上交通大學，因為難考，每年雖設有幾名備取，據云歷來備取生皆很少有傳補到的希望，良以取之不易，皆不捨得輕易棄去也。即本校理工學院的同學，當亦頗多人有此經驗，自己是考上清華而交大落第者，若是也取了交大時，必將進交大而不進清華（甚有在清華讀了一年猶自願再考交大一年級者，論清華裝置之周與費用之輕，交大固皆不如也）”。總而言之，民國時期國立大學的招考難度最大，其次是教會學校，私立大學要簡單不少。考試之難，又往往是建立在考試內容超越一般中學教材之上，包括英文、科學等學科皆如此。這種特定門檻的存在，實際上造成了大都市和少數名牌中學的學生更容易贏得考試競爭。比如上海交大長期和南洋中學、南洋模範中學和浦東中學等滬上著名中學保持密切關係，其招生往往是按照這些學校的教學要求來設計考題。這些學校的學生要學習“Duff的物理學，學微積分以及Smith的高等化學”等美國大學一、二年級課程，還要學習高等代數、球面幾何、化學和物理試驗等課程，學習的難度和深度遠超一般中學。1920年代，上海中學的理化教學要求超過部頒標準43.75%，數學超過56.25%，國文教學要超過76.92%，外語教學要超過100%以上。筆者曾對民國上海8所大學學生的畢業中學進行分析，發現8所大學學生中的大部分都畢業於上海本地中學，外地學生比例很低。1939年上海交大參加了第二次全國國立院校統一招生，這本可提升外地學生進入交大的機會。但交大發現這批新生部分跟不上本校教學要求，需開設暑假學校補習。次年教育部批准上海各校可自行招生，交大隨即退出統一招考。針對清華學生群體的研究也發現，上海考區的學生在數學、理化等科目上遠超其他各區，國文程度僅次於北平，排第二；考慮到上海考取學生未必都畢業於上海本地的中學，研究者進一步分析發現，清華考生中，來自上海各公私立中學的考生“成績更為優越”，錄取率居第一。因此，民國招生考試中不同學校的知識門檻有差異，差異的背後還可能隱藏著對地域和家庭經濟文化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