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文化內涵豐富、歷史深遠。一方面，黃河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文化；另一方面，從中國文明誕生伊始到唐宋時期，黃河流域一直是中國政治、經濟、軍事、科技、思想、文化中心和重心。可以從文明誕生到文化基因和性格的養成，再到“自在”的中華民族的形成三個方面來看待黃河文化的豐富內涵及歷史意義。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學術界研究文明起源的一個主流正規化是：把聚落考古學與社會形態學相結合，以聚落形態的演進標識社會複雜化程序。中國文明起源路徑可以概括為“聚落形態的三個演進”，即由大體平等的農耕聚落形態，發展為含有不平等和初步社會分層的中心聚落形態，再發展為都邑國家的“萬邦”形態。中國早期文明是多元的，其多元性可概括為兩大河流域——黃河與長江。就黃河流域而言，在其上中下游都發現了作為上述三個階段三種形態聚落的考古遺址，為我們展現出一部文明起源的真實畫卷，顯現出早期黃河文明的物化形態。
五帝時代是中國考古學上的龍山時代。五帝一般指黃帝、顓頊、帝嚳、堯、舜。大禹是由五帝時代邦國文明向夏朝過渡型人物。其中，黃帝時期是邁向文明社會和國家的轉型期；顓頊和帝嚳、堯舜以及禹的前期，屬於史稱“萬邦”的邦國文明形態。當時黃河中游和下游的格局是：一方面邦國林立，另一方面中原地區形成了強大的堯舜禹族邦聯盟。這樣的聯盟使得黃河流域在多元文明基礎上又出現一個以聯盟盟主所在地為核心的政治中心，這一政治中心構成一種霸權，成為夏王朝的前身。中原地區這個四方族群彙集之地，促成了民族融合，也出現了中國第一個多元一體的複合制王朝國家——夏王朝。
始自夏王朝的中原正統觀是中國歷史上的傳統觀念。它歷經夏商周三代而奠定根基。在對夏商王都的歷史地理考據中，夏朝和商朝的都城都有遷都情況，但其王都均在黃河中游地區。《論語·為政》說，“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表明夏商周三代的制度是在繼承基礎上發展的，由於夏商周的王都均建在中原地區，所以中原正統觀經夏商西周代代相襲，成為中國歷史上的一種傳統。
“大一統”是中國傳統的政治思想，它與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密不可分。一般認為，中國歷史上真正大一統國家始於秦朝，但是夏商西周多元一體的複合制王朝國家結構卻是另一種層次上的一統。從堯舜禹經三代再到秦漢，先後經歷了三種背景指向的大一統觀念，即與堯舜禹時代族邦聯盟機制相適應的帶有聯盟一體色彩的“天下一統”觀念；與夏商西周“複合制王朝國家”相適應的大一統思想觀念；與秦漢以後郡縣制機制下的中央集權的帝制國家形態相適應的大一統思想觀念。這三種背景指向、三個層次的大一統觀念，是歷史發展三個階段的標識。在中國歷史上，大一統的思想觀念對國家的統一和穩定一直髮揮著深遠而積極的影響，構成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基因性要素之一，而建都在黃河中游地區的夏商周三代和漢唐王朝，是為其奠基的兩個重要階段。
費孝通把中華民族的形成劃分為“自在民族”和“自覺民族”兩個階段，古代屬於“自在”階段，近代以來進入“自覺”階段。民族型別與國家形態結構有對應關係。中國從秦漢開始，國家形態結構變為“中央—郡縣”制，大一統的封建王朝都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在大一統的王朝內，有兩個層次的民族：一個層次是作為主體民族的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另一個層次是包括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在內的、“正在形成中”的中華民族，相當於費孝通所說的作為自在民族的中華民族。作為“自在”的中華民族的出現是與從秦漢開始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形態結構聯絡在一起的，這是一種中央一元化統轄的郡縣制結構。兩千多年來，這樣的國家結構本身使大一統的國家至今具有高度的穩定性，並使國家認同與中華民族的凝聚具有一體兩面的關係。
中華民族的形成與統一的多民族國家聯絡在一起，而從秦漢到唐宋這種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國都就建在黃河中游地區。作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國都，既是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也是凝聚中華民族向心力的同心圓圓心。由此，黃河流域尤其是黃河中游地區因其國都的地位而成為凝聚中華民族向心力所在地。在這個意義上，黃河文化成為中華民族的根和魂。
黃河文化內涵豐富、歷史深遠。一方面，黃河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文化；另一方面，從中國文明誕生伊始到唐宋時期，黃河流域一直是中國政治、經濟、軍事、科技、思想、文化中心和重心。可以從文明誕生到文化基因和性格的養成，再到“自在”的中華民族的形成三個方面來看待黃河文化的豐富內涵及歷史意義。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學術界研究文明起源的一個主流正規化是：把聚落考古學與社會形態學相結合，以聚落形態的演進標識社會複雜化程序。中國文明起源路徑可以概括為“聚落形態的三個演進”，即由大體平等的農耕聚落形態，發展為含有不平等和初步社會分層的中心聚落形態，再發展為都邑國家的“萬邦”形態。中國早期文明是多元的，其多元性可概括為兩大河流域——黃河與長江。就黃河流域而言，在其上中下游都發現了作為上述三個階段三種形態聚落的考古遺址，為我們展現出一部文明起源的真實畫卷，顯現出早期黃河文明的物化形態。
五帝時代是中國考古學上的龍山時代。五帝一般指黃帝、顓頊、帝嚳、堯、舜。大禹是由五帝時代邦國文明向夏朝過渡型人物。其中，黃帝時期是邁向文明社會和國家的轉型期；顓頊和帝嚳、堯舜以及禹的前期，屬於史稱“萬邦”的邦國文明形態。當時黃河中游和下游的格局是：一方面邦國林立，另一方面中原地區形成了強大的堯舜禹族邦聯盟。這樣的聯盟使得黃河流域在多元文明基礎上又出現一個以聯盟盟主所在地為核心的政治中心，這一政治中心構成一種霸權，成為夏王朝的前身。中原地區這個四方族群彙集之地，促成了民族融合，也出現了中國第一個多元一體的複合制王朝國家——夏王朝。
始自夏王朝的中原正統觀是中國歷史上的傳統觀念。它歷經夏商周三代而奠定根基。在對夏商王都的歷史地理考據中，夏朝和商朝的都城都有遷都情況，但其王都均在黃河中游地區。《論語·為政》說，“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表明夏商周三代的制度是在繼承基礎上發展的，由於夏商周的王都均建在中原地區，所以中原正統觀經夏商西周代代相襲，成為中國歷史上的一種傳統。
“大一統”是中國傳統的政治思想，它與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密不可分。一般認為，中國歷史上真正大一統國家始於秦朝，但是夏商西周多元一體的複合制王朝國家結構卻是另一種層次上的一統。從堯舜禹經三代再到秦漢，先後經歷了三種背景指向的大一統觀念，即與堯舜禹時代族邦聯盟機制相適應的帶有聯盟一體色彩的“天下一統”觀念；與夏商西周“複合制王朝國家”相適應的大一統思想觀念；與秦漢以後郡縣制機制下的中央集權的帝制國家形態相適應的大一統思想觀念。這三種背景指向、三個層次的大一統觀念，是歷史發展三個階段的標識。在中國歷史上，大一統的思想觀念對國家的統一和穩定一直髮揮著深遠而積極的影響，構成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基因性要素之一，而建都在黃河中游地區的夏商周三代和漢唐王朝，是為其奠基的兩個重要階段。
費孝通把中華民族的形成劃分為“自在民族”和“自覺民族”兩個階段，古代屬於“自在”階段，近代以來進入“自覺”階段。民族型別與國家形態結構有對應關係。中國從秦漢開始，國家形態結構變為“中央—郡縣”制，大一統的封建王朝都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在大一統的王朝內，有兩個層次的民族：一個層次是作為主體民族的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另一個層次是包括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在內的、“正在形成中”的中華民族，相當於費孝通所說的作為自在民族的中華民族。作為“自在”的中華民族的出現是與從秦漢開始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形態結構聯絡在一起的，這是一種中央一元化統轄的郡縣制結構。兩千多年來，這樣的國家結構本身使大一統的國家至今具有高度的穩定性，並使國家認同與中華民族的凝聚具有一體兩面的關係。
中華民族的形成與統一的多民族國家聯絡在一起，而從秦漢到唐宋這種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國都就建在黃河中游地區。作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國都，既是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也是凝聚中華民族向心力的同心圓圓心。由此，黃河流域尤其是黃河中游地區因其國都的地位而成為凝聚中華民族向心力所在地。在這個意義上，黃河文化成為中華民族的根和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