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底，中國共產黨雲南特別支部成立後，首先面臨的最重要、最緊迫的工作，就是按照中共廣東區委的指示，聯合各階層力量，推翻唐繼堯在雲南的反動統治。
唐繼堯為雲南督軍兼省長，在辛亥“重九”起義特別是護國戰爭中發揮過重要作用，聲望一時達到頂峰。此後唐繼堯野心膨脹，連年捲入軍閥混戰，一心發展個人勢力，想當“計劃中未來的中國總統”。1925年3月18日，孫中山逝世6天后，唐繼堯突然宣佈就任廣東大元帥府的副元帥，遭到廣東革命政府和國共兩黨一致反對和譴責。唐繼堯便勾結北洋軍閥，對抗廣東革命政權，出兵進攻廣西遭到重創。1926年7月，唐繼堯與北洋軍閥孫傳芳、吳佩孚勾結，在雲南高唱“反共”“討赤”的調子，對抗革命。他下令封鎖查禁從廣東、上海流入雲南的革命書報，派人跟蹤監視從上海、廣東回到雲南的革命人士，甚至加以逮捕、迫害。唐繼堯指使一些政客籌備組織民治黨，開辦民治學院，鼓吹國家主義，抵制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誣衊共產主義。他還利用一些教師在課堂上宣傳國家主義，受到昆明共產黨員和外圍組織青年努力會成員的堅決抵制，發動同學拒絕上課，要求學校撤銷這些教師的職務，將這些教師驅逐出學校。
“倒唐”事件後省立六校教職員聯合會發表的宣言
1926年11月下旬，中共雲南特別支部剛建立，就成立了政治鬥爭委員會，專門負責開展“倒唐”鬥爭。政治鬥爭委員會由李鑫領導，吳澄、周霄、黃麗生參加。他們對“倒唐”的形勢和各種矛盾進行了認真分析，認為唐繼堯與他的部下實權派昆明鎮守使龍雲、蒙自鎮守使胡若愚、昭通鎮守使張汝驥和大理鎮守使李選廷之間有矛盾；唐繼堯部下之間也有矛盾，而且在不斷激化。龍雲、胡若愚、張汝驥、李選廷企圖利用人民革命的力量，來達到自己爭權奪利的目的。要利用這些矛盾，團結和爭取一切反對唐繼堯的社會力量，促使四鎮守使聯合出手，實現“倒唐”。
中共雲南特別支部的“倒唐”工作分三步進行：第一，製造“倒唐”輿論；第二，當面策動四鎮守使“倒唐”；第三，發動群眾請願“倒唐”。特別支部認為，製造輿論和發動群眾請願，是這次“倒唐”鬥爭的關鍵一步。
為了保證龐大的軍費並滿足其窮奢極欲的揮霍，唐繼堯軍閥政府以苛捐雜稅、攤派公債、濫發紙幣、統運大煙等手段搜刮百姓。雲南民窮財盡，經濟蕭條，幣值狂跌，金融混亂。為擺脫金融危機，唐繼堯又強制發行地方公債，橫徵暴斂，廣大人民陷入水深火熱之中，還殃及不少中層和上層社會人士的利益，各種社會矛盾不斷激化。
中共雲南特支和政治鬥爭委員會決定先由黨、團員把唐繼堯禍滇的罪惡事實分別列出，寫成私人控訴書或團體請求書，每人每天抄寫一份，分別投送到龍雲、胡若愚、張汝驥、李選廷四鎮守使私宅或公署，懇請他們共舉弔民伐罪的義旗，推翻唐繼堯的統治，解除三迤人民所受苦難。這種做法逐漸推廣到社會團體中，學生群眾中以及進步的社會人士也都紛紛向四鎮守使提出“倒唐”請求。
中共雲南特支歸納了唐繼堯的十大罪狀，油印成傳單廣為散發，製造“倒唐”的輿論，還發動雲南教育會、學生聯合會、婦女勵進會、小學教師聯合會等群眾團體和各界群眾，公開揭露唐繼堯實行軍閥統治、對抗國民革命的罪行。他們或寫信或派出代表，先後到龍雲、胡若愚、張汝驥、李選廷官邸請願“倒唐”。
中共雲南特支大造“倒唐”輿論，切實影響了龍雲、胡若愚、張汝驥、李選廷四鎮守使。唐繼堯為加強自己的獨裁統治，不斷削減四鎮守使等高階軍官的兵權，並大量裁減四鎮守使部隊的兵員和武器裝備，並以明定缺額、點名發餉等方式堵塞各級軍官空領兵餉等生財的門路。與此同時，他任命自己的堂弟唐繼虞為陸軍總監，掌握軍隊大權，並把剛從法國購買的新式武器絕大部分裝備唐繼虞所指揮的部隊。非嫡系的軍內外官員對唐繼堯的作為十分不滿。
中共雲南特支無一兵一卒，便利用統治集團的內部矛盾，以各種方式不斷催化、激化，促使四鎮守使採取“倒唐”行動。在大造輿論、發動請願的同時，中共雲南特支還利用種種社會關係和社會渠道，策動四鎮守使“反唐”。
在四鎮守使中，龍雲是重點策動物件。龍雲控制著唐繼堯最主要的軍事力量，又駐紮在昆明，控制著雲南的心臟。龍云為唐繼堯所重視和提拔，對唐也表現得很忠誠，但對唐繼堯指定其弟唐繼虞為接班人耿耿於懷。
1926年12月中旬，龍雲的參謀長高蘊華因與周霄有親戚關係，前往周霄家中作私人探訪，與周霄交換了關於時局的看法。
吳澄和龍雲的夫人李培蓮早年是女師同學，藉此層關係，吳澄多次以國民黨黨員的身份走訪李培蓮做工作。共產黨員張增智與李培蓮有親戚關係，奉命協助吳澄工作。在與吳澄交談了幾次後，李培蓮對吳的印象極好，便將她引薦給龍雲。善於鼓動的吳澄向龍雲分析了當時的全國形勢，指出唐繼堯處於內外交困的狀態下，垮臺只是時間問題，希望龍雲當機立斷，不要坐失良機。龍雲表示自己會和胡若愚、張汝驥、李選廷等人商量。
周霄和胡若愚的侄子胡問津是同學，他透過這層關係，專程前往蒙自，以國民黨中央農民部特派員的身份遊說胡若愚，轉達民間的呼聲。胡若愚以試探口氣問周霄：“雲南一向是唐氏主政，一旦變為民主政權，誰能擔負全部責任？”周霄說：“革命政府以多數委員組成，實行民主集中制，會商一切問題，決議以後，交由主席執行，主席一職以委員中資歷最深、聲譽最隆的人，經由共同會議推舉擔任。以軍長資歷而論，實在各軍之上。聲譽一層，只要靠攏人民，為群眾謀利益，自然會取得人民信仰，推崇擁護，這就要軍長自己努力了。”長談之後，胡若愚答應相機進行。
中共雲南特支還透過省立師範進步教員李子固（後加入中國共產黨）做張汝驥的工作。李子固是雲南陸軍講武學堂第一期畢業生，後脫離軍界投身教育，他和四鎮守使都有舊誼，他在與張汝驥談話時得知，張希望能和國民黨中央派來的人見面，再決定自己的行動。中共雲南特支瞭解此情後，即派黃麗生以國民黨中央農民部特派員的身份，由李子固引見張汝驥。
張汝驥對黃麗生開門見山地說：“唐公的確是被一班宵小所包圍，弄得怨聲載道，成為眾矢之的。自己力薄，不能挽救唐公的危亡，但是，自己又不能以下犯上，落得個罵名，所以在子固兄多次勸說中，都在考慮著，究竟走哪個方向才對，希望得到黃同志的啟示。”
黃麗生對張汝驥說：“以唐氏來說，是雲南的封建軍閥，造成人民痛苦的禍首，是雲南和全華人民的公敵……軍長忠義之心要用來保衛地方，愛護百姓，忠於革命事業。更何況胡、龍兩軍長已經表示決心靠攏革命，軍長方面又何必再有顧慮。”張汝驥聽後馬上表示：“既然二、五兩軍都幹，我也決不後人。”
當時的情況是，雲南四鎮守使不甘被唐繼堯邊緣化，但都需要借雲南“民意”和廣東國民革命政府之名來“倒唐”，以師出有名，實現自保，爭權奪利。而中共雲南特支一方面透過大造輿論和組織民眾請願讓四鎮守使獲得“民意”支援，又以國民黨特派員的身份讓他們獲得國民政府的支援，這兩個支援免除了他們的後顧之憂，取得了“倒唐”的合法性，成為推動他們聯合“倒唐”的重要的外部推力。
1927年2月2日，時值大年初一，此時兵餉成年未發，春節來到，也只發了半個月的夥餉，軍中大譁，士兵紛紛索餉。2月6日，龍雲趁機在昆明實行戒嚴，派兵堵截昆明各城門要道，先後抓捕了唐繼堯的親信共20餘人。同一天，龍雲和胡若愚分別向昆明調兵，並電催張汝驥、李選廷一致行動，向省城進逼。同時，胡若愚、龍雲、張汝驥、李選廷四人聯名通電，指責唐繼堯“全出獨裁，勢同專利”，表示願“外應潮流，內順輿情”，擁護國民政府。他們還派出代表，到省公署面見唐繼堯，提出與國民政府聯合等12項條件，要求唐繼堯公開政治，改組政府，驅除唐繼虞、陳維庚等親信。事變發生時，唐繼堯企圖進行鎮壓，命親信部隊襲擊龍雲，但部隊已拒絕執行命令，而與龍雲暗中聯絡，反擊遂成泡影。四鎮守使部隊隨即對昆明完成了包圍，唐繼堯無可奈何，表示可以接受條件，並拿出私蓄髮放軍餉，但已無濟於事，唐繼堯只得交出政權，解散民治黨。雲南省議會也通電錶示贊同四鎮守使的主張。
2月20日，胡、龍、張、李在昆明宜良召開改組省政府的協商會議。中共雲南特別支部派出吳澄、馬逸飛、謝輔忠、楊靜珊、張增智等，分別代表省教育會、省學聯、省農會等群眾組織或作為婦女代表列席會議，從不同角度闡述黨和各界群眾團體的主張。胡、龍、張、李四軍長會見了各界代表，宣佈雲南地方政府由省務委員會領導，先由胡若愚任主席，以後再由委員會決定輪流擔任。國民黨可在雲南公開活動，各人民團體可以根據各界人民意見重新成立。由此，唐繼堯在雲南14年之久的統治宣告終結，史稱“二六政變”。這次“倒唐”，是中共雲南黨組織成立後取得的第一次勝利。
“二六政變”發生後，中共雲南特別支部提出了40條以改革滇政為主要內容的建議書，恢復了雲南學生聯合總會、建立了雲南省立六校教職員聯合會，並透過農會、學生聯合會等群眾組織向龍雲等提出省政府採用委員制、財政公開、廢除苛捐雜稅、禁絕鴉片、縮減軍費、廢除不平等條約等要求和建議；省教育會提出伸張民權、公開政治等要求；省立
六校教職員聯合會提出保障言論自由、保障信仰自由等要求。
唐繼堯倒臺後，雲南革命形勢發展很快，為了加強中共雲南地方黨組織的領導，中共廣東區委派遣王德三及在廣州大沙頭雲南政訓班結業的中共黨員趙琴仙、趙祚傳、杜濤、畢昌傑、張熾等，於2月中下旬先後回到昆明。根據中共廣東區委的指示，3月1日在省教育會成立了中共雲南特別委員會，王德三任書記。特委設立了學運、軍運、民運等委員會，創辦機關刊物《日光》週刊。在中共雲南特委的領導下，雲南的革命群眾運動蓬勃發展。4月至5月，雲南先後召開了婦女代表大會、學生代表大會，成立了雲南婦女解放協會、雲南省農民協會、雲南省學生聯合會、昆明總工會。在組織發動工農運動的同時，中共雲南特委也積極為在雲南建立左派國民黨組織開展了大量的工作。1927年3月，成立了中國國民黨雲南省臨時省黨部。中共雲南特委廣泛深入地發動群眾、組織群眾，雲南以工農運動為主體的國民革命運動空前高漲。
來源：《少年戰士》
責編：莫開井
編審：周婷
終審：錢紅兵
1926年底，中國共產黨雲南特別支部成立後，首先面臨的最重要、最緊迫的工作，就是按照中共廣東區委的指示，聯合各階層力量，推翻唐繼堯在雲南的反動統治。
唐繼堯為雲南督軍兼省長，在辛亥“重九”起義特別是護國戰爭中發揮過重要作用，聲望一時達到頂峰。此後唐繼堯野心膨脹，連年捲入軍閥混戰，一心發展個人勢力，想當“計劃中未來的中國總統”。1925年3月18日，孫中山逝世6天后，唐繼堯突然宣佈就任廣東大元帥府的副元帥，遭到廣東革命政府和國共兩黨一致反對和譴責。唐繼堯便勾結北洋軍閥，對抗廣東革命政權，出兵進攻廣西遭到重創。1926年7月，唐繼堯與北洋軍閥孫傳芳、吳佩孚勾結，在雲南高唱“反共”“討赤”的調子，對抗革命。他下令封鎖查禁從廣東、上海流入雲南的革命書報，派人跟蹤監視從上海、廣東回到雲南的革命人士，甚至加以逮捕、迫害。唐繼堯指使一些政客籌備組織民治黨，開辦民治學院，鼓吹國家主義，抵制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誣衊共產主義。他還利用一些教師在課堂上宣傳國家主義，受到昆明共產黨員和外圍組織青年努力會成員的堅決抵制，發動同學拒絕上課，要求學校撤銷這些教師的職務，將這些教師驅逐出學校。
“倒唐”事件後省立六校教職員聯合會發表的宣言
1926年11月下旬，中共雲南特別支部剛建立，就成立了政治鬥爭委員會，專門負責開展“倒唐”鬥爭。政治鬥爭委員會由李鑫領導，吳澄、周霄、黃麗生參加。他們對“倒唐”的形勢和各種矛盾進行了認真分析，認為唐繼堯與他的部下實權派昆明鎮守使龍雲、蒙自鎮守使胡若愚、昭通鎮守使張汝驥和大理鎮守使李選廷之間有矛盾；唐繼堯部下之間也有矛盾，而且在不斷激化。龍雲、胡若愚、張汝驥、李選廷企圖利用人民革命的力量，來達到自己爭權奪利的目的。要利用這些矛盾，團結和爭取一切反對唐繼堯的社會力量，促使四鎮守使聯合出手，實現“倒唐”。
中共雲南特別支部的“倒唐”工作分三步進行：第一，製造“倒唐”輿論；第二，當面策動四鎮守使“倒唐”；第三，發動群眾請願“倒唐”。特別支部認為，製造輿論和發動群眾請願，是這次“倒唐”鬥爭的關鍵一步。
為了保證龐大的軍費並滿足其窮奢極欲的揮霍，唐繼堯軍閥政府以苛捐雜稅、攤派公債、濫發紙幣、統運大煙等手段搜刮百姓。雲南民窮財盡，經濟蕭條，幣值狂跌，金融混亂。為擺脫金融危機，唐繼堯又強制發行地方公債，橫徵暴斂，廣大人民陷入水深火熱之中，還殃及不少中層和上層社會人士的利益，各種社會矛盾不斷激化。
中共雲南特支和政治鬥爭委員會決定先由黨、團員把唐繼堯禍滇的罪惡事實分別列出，寫成私人控訴書或團體請求書，每人每天抄寫一份，分別投送到龍雲、胡若愚、張汝驥、李選廷四鎮守使私宅或公署，懇請他們共舉弔民伐罪的義旗，推翻唐繼堯的統治，解除三迤人民所受苦難。這種做法逐漸推廣到社會團體中，學生群眾中以及進步的社會人士也都紛紛向四鎮守使提出“倒唐”請求。
中共雲南特支歸納了唐繼堯的十大罪狀，油印成傳單廣為散發，製造“倒唐”的輿論，還發動雲南教育會、學生聯合會、婦女勵進會、小學教師聯合會等群眾團體和各界群眾，公開揭露唐繼堯實行軍閥統治、對抗國民革命的罪行。他們或寫信或派出代表，先後到龍雲、胡若愚、張汝驥、李選廷官邸請願“倒唐”。
中共雲南特支大造“倒唐”輿論，切實影響了龍雲、胡若愚、張汝驥、李選廷四鎮守使。唐繼堯為加強自己的獨裁統治，不斷削減四鎮守使等高階軍官的兵權，並大量裁減四鎮守使部隊的兵員和武器裝備，並以明定缺額、點名發餉等方式堵塞各級軍官空領兵餉等生財的門路。與此同時，他任命自己的堂弟唐繼虞為陸軍總監，掌握軍隊大權，並把剛從法國購買的新式武器絕大部分裝備唐繼虞所指揮的部隊。非嫡系的軍內外官員對唐繼堯的作為十分不滿。
中共雲南特支無一兵一卒，便利用統治集團的內部矛盾，以各種方式不斷催化、激化，促使四鎮守使採取“倒唐”行動。在大造輿論、發動請願的同時，中共雲南特支還利用種種社會關係和社會渠道，策動四鎮守使“反唐”。
在四鎮守使中，龍雲是重點策動物件。龍雲控制著唐繼堯最主要的軍事力量，又駐紮在昆明，控制著雲南的心臟。龍云為唐繼堯所重視和提拔，對唐也表現得很忠誠，但對唐繼堯指定其弟唐繼虞為接班人耿耿於懷。
1926年12月中旬，龍雲的參謀長高蘊華因與周霄有親戚關係，前往周霄家中作私人探訪，與周霄交換了關於時局的看法。
吳澄和龍雲的夫人李培蓮早年是女師同學，藉此層關係，吳澄多次以國民黨黨員的身份走訪李培蓮做工作。共產黨員張增智與李培蓮有親戚關係，奉命協助吳澄工作。在與吳澄交談了幾次後，李培蓮對吳的印象極好，便將她引薦給龍雲。善於鼓動的吳澄向龍雲分析了當時的全國形勢，指出唐繼堯處於內外交困的狀態下，垮臺只是時間問題，希望龍雲當機立斷，不要坐失良機。龍雲表示自己會和胡若愚、張汝驥、李選廷等人商量。
周霄和胡若愚的侄子胡問津是同學，他透過這層關係，專程前往蒙自，以國民黨中央農民部特派員的身份遊說胡若愚，轉達民間的呼聲。胡若愚以試探口氣問周霄：“雲南一向是唐氏主政，一旦變為民主政權，誰能擔負全部責任？”周霄說：“革命政府以多數委員組成，實行民主集中制，會商一切問題，決議以後，交由主席執行，主席一職以委員中資歷最深、聲譽最隆的人，經由共同會議推舉擔任。以軍長資歷而論，實在各軍之上。聲譽一層，只要靠攏人民，為群眾謀利益，自然會取得人民信仰，推崇擁護，這就要軍長自己努力了。”長談之後，胡若愚答應相機進行。
中共雲南特支還透過省立師範進步教員李子固（後加入中國共產黨）做張汝驥的工作。李子固是雲南陸軍講武學堂第一期畢業生，後脫離軍界投身教育，他和四鎮守使都有舊誼，他在與張汝驥談話時得知，張希望能和國民黨中央派來的人見面，再決定自己的行動。中共雲南特支瞭解此情後，即派黃麗生以國民黨中央農民部特派員的身份，由李子固引見張汝驥。
張汝驥對黃麗生開門見山地說：“唐公的確是被一班宵小所包圍，弄得怨聲載道，成為眾矢之的。自己力薄，不能挽救唐公的危亡，但是，自己又不能以下犯上，落得個罵名，所以在子固兄多次勸說中，都在考慮著，究竟走哪個方向才對，希望得到黃同志的啟示。”
黃麗生對張汝驥說：“以唐氏來說，是雲南的封建軍閥，造成人民痛苦的禍首，是雲南和全華人民的公敵……軍長忠義之心要用來保衛地方，愛護百姓，忠於革命事業。更何況胡、龍兩軍長已經表示決心靠攏革命，軍長方面又何必再有顧慮。”張汝驥聽後馬上表示：“既然二、五兩軍都幹，我也決不後人。”
當時的情況是，雲南四鎮守使不甘被唐繼堯邊緣化，但都需要借雲南“民意”和廣東國民革命政府之名來“倒唐”，以師出有名，實現自保，爭權奪利。而中共雲南特支一方面透過大造輿論和組織民眾請願讓四鎮守使獲得“民意”支援，又以國民黨特派員的身份讓他們獲得國民政府的支援，這兩個支援免除了他們的後顧之憂，取得了“倒唐”的合法性，成為推動他們聯合“倒唐”的重要的外部推力。
1927年2月2日，時值大年初一，此時兵餉成年未發，春節來到，也只發了半個月的夥餉，軍中大譁，士兵紛紛索餉。2月6日，龍雲趁機在昆明實行戒嚴，派兵堵截昆明各城門要道，先後抓捕了唐繼堯的親信共20餘人。同一天，龍雲和胡若愚分別向昆明調兵，並電催張汝驥、李選廷一致行動，向省城進逼。同時，胡若愚、龍雲、張汝驥、李選廷四人聯名通電，指責唐繼堯“全出獨裁，勢同專利”，表示願“外應潮流，內順輿情”，擁護國民政府。他們還派出代表，到省公署面見唐繼堯，提出與國民政府聯合等12項條件，要求唐繼堯公開政治，改組政府，驅除唐繼虞、陳維庚等親信。事變發生時，唐繼堯企圖進行鎮壓，命親信部隊襲擊龍雲，但部隊已拒絕執行命令，而與龍雲暗中聯絡，反擊遂成泡影。四鎮守使部隊隨即對昆明完成了包圍，唐繼堯無可奈何，表示可以接受條件，並拿出私蓄髮放軍餉，但已無濟於事，唐繼堯只得交出政權，解散民治黨。雲南省議會也通電錶示贊同四鎮守使的主張。
2月20日，胡、龍、張、李在昆明宜良召開改組省政府的協商會議。中共雲南特別支部派出吳澄、馬逸飛、謝輔忠、楊靜珊、張增智等，分別代表省教育會、省學聯、省農會等群眾組織或作為婦女代表列席會議，從不同角度闡述黨和各界群眾團體的主張。胡、龍、張、李四軍長會見了各界代表，宣佈雲南地方政府由省務委員會領導，先由胡若愚任主席，以後再由委員會決定輪流擔任。國民黨可在雲南公開活動，各人民團體可以根據各界人民意見重新成立。由此，唐繼堯在雲南14年之久的統治宣告終結，史稱“二六政變”。這次“倒唐”，是中共雲南黨組織成立後取得的第一次勝利。
“二六政變”發生後，中共雲南特別支部提出了40條以改革滇政為主要內容的建議書，恢復了雲南學生聯合總會、建立了雲南省立六校教職員聯合會，並透過農會、學生聯合會等群眾組織向龍雲等提出省政府採用委員制、財政公開、廢除苛捐雜稅、禁絕鴉片、縮減軍費、廢除不平等條約等要求和建議；省教育會提出伸張民權、公開政治等要求；省立
六校教職員聯合會提出保障言論自由、保障信仰自由等要求。
唐繼堯倒臺後，雲南革命形勢發展很快，為了加強中共雲南地方黨組織的領導，中共廣東區委派遣王德三及在廣州大沙頭雲南政訓班結業的中共黨員趙琴仙、趙祚傳、杜濤、畢昌傑、張熾等，於2月中下旬先後回到昆明。根據中共廣東區委的指示，3月1日在省教育會成立了中共雲南特別委員會，王德三任書記。特委設立了學運、軍運、民運等委員會，創辦機關刊物《日光》週刊。在中共雲南特委的領導下，雲南的革命群眾運動蓬勃發展。4月至5月，雲南先後召開了婦女代表大會、學生代表大會，成立了雲南婦女解放協會、雲南省農民協會、雲南省學生聯合會、昆明總工會。在組織發動工農運動的同時，中共雲南特委也積極為在雲南建立左派國民黨組織開展了大量的工作。1927年3月，成立了中國國民黨雲南省臨時省黨部。中共雲南特委廣泛深入地發動群眾、組織群眾，雲南以工農運動為主體的國民革命運動空前高漲。
來源：《少年戰士》
責編：莫開井
編審：周婷
終審：錢紅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