崆峒文化的內涵及特徵
朱克雄
崆峒山最早名載於中國第一部辭書《爾雅》中，定名 “崆峒山”始於唐代。在數千年文化衍進、歷史演變過程中形成的崆峒文化，對中華民族文化的繁榮發展產生過較大影響。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特徵：
獨具特色的地域文化。這種地域性，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時空的地域性。其地域背景，最初侷限在崆峒地區。隨著歷史遺蹟的不斷髮現和全國至少5-7處崆峒山的出現，逐漸放大到平涼地區，之後又延伸擴大到同屬隴東的慶陽地區，甚至更遠的省市。二是內容和風格的地域性。首先為民情風俗的地域性。其反映的都是西北邊陲多民族聚集區、中西方經濟文化彙集地特有的社會生活及其民俗風情。最突出的是以崆峒山為載體和憑藉，崆峒勝景以山峰為主體，關中文化古蹟遍佈於層巒疊翠之間，碑碣石刻，磚塔摩崖，奇洞石刻，多達七十餘處。這種獨特的文化景觀，既張揚了自然景觀的魅力，又永葆了深厚的人文景觀底蘊，相互映襯，相得益彰。加之歷代文人騷客以崆峒特定的地理環境為背景，賦隴上、蕭關之雄壯，寫邊地景物之蒼涼，發戍邊壯士之悲壯，生動地展示了崆峒地域的壯麗景色、人文環境。尤其是大量崆峒及其周邊地區獨特的方言詞彙，也是地域文化的一種特殊載體。
天人合一的生態文化。這種生態性，表現在三個方面：其一是因地氣豐沛而千秋興盛。南北走向的隴山是古都長安和關中大地的西大門和屏障，崆峒山周圍自然也具有這種不可替代的、特殊的作用。《爾雅·釋地》有：“空同之人武”，晉郭璞注云：“地氣使然”。其二是因美景機緣而充滿活力。崆峒文化是在典型的生態環境中發軔、發展的，它依存的崆峒山，西接六盤山，東望秦川，南依關山，北峙蕭關，涇河與胭脂河迴護前後，是由上三迭系紫紅色堅硬礫岩構成的丹霞地貌，總面積83.595平方公里。崆峒文化因這樣的美景機緣，而擁有無盡的生氣與活力。其三是因關愛生態而不斷勃發。崆峒山特殊的地理與人文環境，為植物、動物生存創造了良好的條件。明代《平涼府志》《崆峒山志》，都對崆峒山“物產”有記述。當代高維衡《崆峒山植物誌》認定的植物有1000餘種，其植被有鮮明的古老性和過渡性特點。趙明星《崆峒山動物》記述的動物有270種，種類、數量繁多的動物資源是崆峒山的重要基因庫之一。
高度理性的精神文化。古絲綢之路東西方交往，無非是精神和物質兩大類。今天，物質交往的遺存已所見不多，但精神交往的遺存幾乎全息性地保留了下來。崆峒文化與其他文化相比，明顯地富於理性和精神性。諸如，其更加註重人的精神世界的探索和描述，更加註重人的思想、意識的開掘和心靈的塑造。這種超然物外的空靈之美，讓崆峒文化充滿無窮魅力。
崇高唯美的藝術文化。既有大自然的造化，也有人文勝蹟，二者相契合，共融於一體。其八臺、九宮、十二院、四十二座建築、七十二處石府洞天中不可勝數的碑碣、石刻、雕塑、彩繪，都是人們長期心靈創造與文化積累的結果。崆峒山是一座天造地設人為的宏大建築。“秦始皇西巡崆峒登笄頭山”“魏徵夢斬涇河龍”“姜子牙釣魚渭河上”“柳毅傳書”等已成為膾炙人口、婦孺皆知的千古美談。千古人物遊蹤以及保留下來的詩詞文賦，都形成了一種極其典型的自然與文化契合的審美藝術。
崆峒壁畫有著深厚的藝術造詣。崆峒山老君樓壁畫特別是“八十一化圖”壁畫非常純熟和精練地運用了色與線技藝，對人物的行、住、坐、臥等舉止言談從面部、眼神、姿態、人物之間的相互關係、人物與環境的關係、區域性情節與主體人物的關係等方面進行了全面展示，表現出人物發自心靈的神采風情，塑造了富有藝術生命的人物形象和引人入勝的藝術境界，創造了中國式的寫實風格。
歷代文人騷客的作品浩瀚如星辰，李白曾有“世傳崆峒勇”，杜甫借崆峒山既寫國事時局，又寫朋友際遇，還寫讚詞；“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譚嗣同筆下的崆峒景境高遠，氣韻暢快。當代人從歷史遺存、本土經典文化、民族民俗文化中汲取營養，多方面多層次地進行崆峒文化建設，已成為絲綢之路文化璀璨的連結。
包容開放的多元文化。眾多北方民族在崆峒繁衍生息。各民族文化在崆峒這個廣闊的舞臺上反覆碰撞，最終走向融合。最典型的是全國最大的“完顏部落”——涇川縣王村鎮完顏村，金兀朮的後裔們早已結束了馬背上的生涯，與當地的漢族相融合，從事著農耕生活，經歷了一個歷史性的跨越。
崆峒文化的基因來源於中原文化。崆峒山為六盤山之餘脈，生活在這一區域的伏羲，是漁獵社會時代的領導者。而漁獵社會的生活，是由西北高原即黃河上游流域漸次發展的。崆峒山周圍數百里是中華文明的發祥地之一，伏羲、炎帝、軒轅都先後在這片熱土上誕生、駐足。崆峒文化的源頭在中原，是中原文化在崆峒本土文化的土壤中發育、成長起來的。其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不斷地吸收中原文化的營養，使各個時期的崆峒文化，都融入了大量各個歷史時期中原先進文化的元素。
向善守正的正道文化。處於拱衛帝京和邊關戰場特殊地理位置的崆峒地區，在其成為各種軍事力量爭奪的焦點的同時，也促使人民養成了崇尚勇武、英勇善戰的傳統習慣。《漢書地理志》所載：“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尚氣力，以射獵為先。”在崆峒文化的發育過程中，也有過戰爭、殺戮、貧窮、飢餓等，但其文化的基調和內容永遠是健康向善、從容樂觀、積極向上的。無論崆峒山外的自然環境怎麼變換、何等嚴酷，崆峒山內總是色彩萬千、活力無限。崆峒武術也用於健體防身，《爾雅·釋地》之“空同之人武”，透示一種神武之氣，給人以陽剛和力量。
與時俱進的動態文化。崆峒文化的地域背景是動態的，它由最初的崆峒山周圍，逐漸放大到東起河南汝陽，西至甘肅河西地區，後又拓展全國六七個省市。崆峒文化的時限是動態的。其時限延續，已經延伸到遠古時期。不僅有三皇女媧夸父誕生地之傳說，而且有考古考證，遠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崆峒山就有人類活動的遺蹟。1984年崆峒山管理所在崾峴至中臺修建所址時，曾挖掘出屬於新石器晚期仰韶文化的墓葬，並出土了當時人們使用的陶器。崆峒文化地域背景和時限延續的不斷變化，決定了對崆峒文化的體系結構無法一次性定型，只能在不斷髮現、挖掘、研究的動態行為中使之逐步充實和完善起來，這種動態性，無論過去、現在，還是將來都將繼續，這也是崆峒文化的無限魅力和強大生命力之所在。
總之，崆峒文化與一般意義上的文化相比，在文化形態的構造上有著很大的區別。常見的方法只把文化設計成“靶環式”構造。即以一種文化為核心層，其他文化依次分層環繞在外。崆峒文化突破了“靶環式”構造，而成為像奧運會徽標那樣的“五環式”構造，其最本質的內涵是平等、和諧。崆峒文化講差異，但不講優劣，作為集大成者，它保留不同文化的獨立性，又體現不同文化間的交流融合。這種文化結構是歷史形成的，但卻有著典型的時代特徵。
崆峒文化的內涵及特徵
朱克雄
崆峒山最早名載於中國第一部辭書《爾雅》中，定名 “崆峒山”始於唐代。在數千年文化衍進、歷史演變過程中形成的崆峒文化，對中華民族文化的繁榮發展產生過較大影響。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特徵：
獨具特色的地域文化。這種地域性，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時空的地域性。其地域背景，最初侷限在崆峒地區。隨著歷史遺蹟的不斷髮現和全國至少5-7處崆峒山的出現，逐漸放大到平涼地區，之後又延伸擴大到同屬隴東的慶陽地區，甚至更遠的省市。二是內容和風格的地域性。首先為民情風俗的地域性。其反映的都是西北邊陲多民族聚集區、中西方經濟文化彙集地特有的社會生活及其民俗風情。最突出的是以崆峒山為載體和憑藉，崆峒勝景以山峰為主體，關中文化古蹟遍佈於層巒疊翠之間，碑碣石刻，磚塔摩崖，奇洞石刻，多達七十餘處。這種獨特的文化景觀，既張揚了自然景觀的魅力，又永葆了深厚的人文景觀底蘊，相互映襯，相得益彰。加之歷代文人騷客以崆峒特定的地理環境為背景，賦隴上、蕭關之雄壯，寫邊地景物之蒼涼，發戍邊壯士之悲壯，生動地展示了崆峒地域的壯麗景色、人文環境。尤其是大量崆峒及其周邊地區獨特的方言詞彙，也是地域文化的一種特殊載體。
天人合一的生態文化。這種生態性，表現在三個方面：其一是因地氣豐沛而千秋興盛。南北走向的隴山是古都長安和關中大地的西大門和屏障，崆峒山周圍自然也具有這種不可替代的、特殊的作用。《爾雅·釋地》有：“空同之人武”，晉郭璞注云：“地氣使然”。其二是因美景機緣而充滿活力。崆峒文化是在典型的生態環境中發軔、發展的，它依存的崆峒山，西接六盤山，東望秦川，南依關山，北峙蕭關，涇河與胭脂河迴護前後，是由上三迭系紫紅色堅硬礫岩構成的丹霞地貌，總面積83.595平方公里。崆峒文化因這樣的美景機緣，而擁有無盡的生氣與活力。其三是因關愛生態而不斷勃發。崆峒山特殊的地理與人文環境，為植物、動物生存創造了良好的條件。明代《平涼府志》《崆峒山志》，都對崆峒山“物產”有記述。當代高維衡《崆峒山植物誌》認定的植物有1000餘種，其植被有鮮明的古老性和過渡性特點。趙明星《崆峒山動物》記述的動物有270種，種類、數量繁多的動物資源是崆峒山的重要基因庫之一。
高度理性的精神文化。古絲綢之路東西方交往，無非是精神和物質兩大類。今天，物質交往的遺存已所見不多，但精神交往的遺存幾乎全息性地保留了下來。崆峒文化與其他文化相比，明顯地富於理性和精神性。諸如，其更加註重人的精神世界的探索和描述，更加註重人的思想、意識的開掘和心靈的塑造。這種超然物外的空靈之美，讓崆峒文化充滿無窮魅力。
崇高唯美的藝術文化。既有大自然的造化，也有人文勝蹟，二者相契合，共融於一體。其八臺、九宮、十二院、四十二座建築、七十二處石府洞天中不可勝數的碑碣、石刻、雕塑、彩繪，都是人們長期心靈創造與文化積累的結果。崆峒山是一座天造地設人為的宏大建築。“秦始皇西巡崆峒登笄頭山”“魏徵夢斬涇河龍”“姜子牙釣魚渭河上”“柳毅傳書”等已成為膾炙人口、婦孺皆知的千古美談。千古人物遊蹤以及保留下來的詩詞文賦，都形成了一種極其典型的自然與文化契合的審美藝術。
崆峒壁畫有著深厚的藝術造詣。崆峒山老君樓壁畫特別是“八十一化圖”壁畫非常純熟和精練地運用了色與線技藝，對人物的行、住、坐、臥等舉止言談從面部、眼神、姿態、人物之間的相互關係、人物與環境的關係、區域性情節與主體人物的關係等方面進行了全面展示，表現出人物發自心靈的神采風情，塑造了富有藝術生命的人物形象和引人入勝的藝術境界，創造了中國式的寫實風格。
歷代文人騷客的作品浩瀚如星辰，李白曾有“世傳崆峒勇”，杜甫借崆峒山既寫國事時局，又寫朋友際遇，還寫讚詞；“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譚嗣同筆下的崆峒景境高遠，氣韻暢快。當代人從歷史遺存、本土經典文化、民族民俗文化中汲取營養，多方面多層次地進行崆峒文化建設，已成為絲綢之路文化璀璨的連結。
包容開放的多元文化。眾多北方民族在崆峒繁衍生息。各民族文化在崆峒這個廣闊的舞臺上反覆碰撞，最終走向融合。最典型的是全國最大的“完顏部落”——涇川縣王村鎮完顏村，金兀朮的後裔們早已結束了馬背上的生涯，與當地的漢族相融合，從事著農耕生活，經歷了一個歷史性的跨越。
崆峒文化的基因來源於中原文化。崆峒山為六盤山之餘脈，生活在這一區域的伏羲，是漁獵社會時代的領導者。而漁獵社會的生活，是由西北高原即黃河上游流域漸次發展的。崆峒山周圍數百里是中華文明的發祥地之一，伏羲、炎帝、軒轅都先後在這片熱土上誕生、駐足。崆峒文化的源頭在中原，是中原文化在崆峒本土文化的土壤中發育、成長起來的。其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不斷地吸收中原文化的營養，使各個時期的崆峒文化，都融入了大量各個歷史時期中原先進文化的元素。
向善守正的正道文化。處於拱衛帝京和邊關戰場特殊地理位置的崆峒地區，在其成為各種軍事力量爭奪的焦點的同時，也促使人民養成了崇尚勇武、英勇善戰的傳統習慣。《漢書地理志》所載：“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尚氣力，以射獵為先。”在崆峒文化的發育過程中，也有過戰爭、殺戮、貧窮、飢餓等，但其文化的基調和內容永遠是健康向善、從容樂觀、積極向上的。無論崆峒山外的自然環境怎麼變換、何等嚴酷，崆峒山內總是色彩萬千、活力無限。崆峒武術也用於健體防身，《爾雅·釋地》之“空同之人武”，透示一種神武之氣，給人以陽剛和力量。
與時俱進的動態文化。崆峒文化的地域背景是動態的，它由最初的崆峒山周圍，逐漸放大到東起河南汝陽，西至甘肅河西地區，後又拓展全國六七個省市。崆峒文化的時限是動態的。其時限延續，已經延伸到遠古時期。不僅有三皇女媧夸父誕生地之傳說，而且有考古考證，遠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崆峒山就有人類活動的遺蹟。1984年崆峒山管理所在崾峴至中臺修建所址時，曾挖掘出屬於新石器晚期仰韶文化的墓葬，並出土了當時人們使用的陶器。崆峒文化地域背景和時限延續的不斷變化，決定了對崆峒文化的體系結構無法一次性定型，只能在不斷髮現、挖掘、研究的動態行為中使之逐步充實和完善起來，這種動態性，無論過去、現在，還是將來都將繼續，這也是崆峒文化的無限魅力和強大生命力之所在。
總之，崆峒文化與一般意義上的文化相比，在文化形態的構造上有著很大的區別。常見的方法只把文化設計成“靶環式”構造。即以一種文化為核心層，其他文化依次分層環繞在外。崆峒文化突破了“靶環式”構造，而成為像奧運會徽標那樣的“五環式”構造，其最本質的內涵是平等、和諧。崆峒文化講差異，但不講優劣，作為集大成者，它保留不同文化的獨立性，又體現不同文化間的交流融合。這種文化結構是歷史形成的，但卻有著典型的時代特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