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養士

——蘇軾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雞鳴、狗盜之徒，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越王勾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好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廝養，皆天下豪俊。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見於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好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

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好，猶鳥獸之有鷙猛，昆蟲之有毒螫也。區處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於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皆以客養之，不失職也。

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為者，雖欲怨叛，而莫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

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並天下，則以客為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墮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槁項黃馘而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嘆息以俟時也？秦之亂，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此之速也。縱百萬虎狼于山林而飢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為智，吾不信也。

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為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帝之世，法令至密矣，然吳王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悠於之禍，以為爵祿不能盡魔天下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邪？

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嗚呼，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中心論點:

這篇文章在中國的政治思想——政治哲學領域中，佔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研究政治與社會的人不能不看。

“養士”這個名稱，出在戰國時代，當時書籍不如現在普及，也沒有考試製度，一般平民有了知識，就依靠權貴人家求出路，到他們家裡作賓客。

那時養士，養些什麼人呢？蘇軾指出的分類是智、辯、勇、力四種人；實際上也可說只是兩種人，一種用頭腦，一種用體力。

蘇軾在這篇文章中說，社會上天生有智、辯、勇、力這四種人，他認為這一類的人好役人——坐著吃人家的——無法役於人。

所以研究社會、研究政治，要多觀察人，然後再讀有關的書，才有道理。又像許多人有智，這個智是聰明才智；有許多人有辯術，專門用手段，不走正道，走異端，打鬼主意第一流，正當方法想不出來。但是不要忘了，他也是一個人才，就看老闆怎麼用他，這就是所謂會不會用人了。

所以智與辯看起來是一樣，聰明的人做事一定有方法，但是正反兩面的方法不能相違。勇與力看起來似乎也是一樣，但是勇敢的人不一定有力氣，而個子高大孔武有力的人，教他去前方打仗、為國犧牲，他怕死了不幹，這是有力沒有勇。

因此蘇東坡說智、辯、勇、力四種人，往往需要人家養他，不能自立。不過依恃人家，攀龍附鳳，也可以立大功，成大業，教他一個人幹，就沒有辦法。

1.

總體上,蘇軾認為士“皆奸民蠹國者”,即他們都是些殘害百姓,蛀蝕國家的人。估計是因為士人皆“役人以自養”者,故作者才如是說。不然,就與後面的觀點自相矛盾了。

2.

蘇軾說,就像鳥獸中有猛獸鷙禽,昆蟲中有螫人的毒蟲一樣,若把士全部剷除,那是沒有道理的。正確的辦法應該是“區處條理,使各安其處”。人都有生存的權利,這是自然的法則。社會的法則是“區處條理”,使好人、壞人“各安其處”。

3.

蘇軾說,士人中“智、勇、辯、力”四者,“皆天民之秀傑也”。所謂“智”,是指那些有智慧、擅於出謀劃策的人;所謂“勇”,是指那些勇敢、不怕死的人;所謂“辯”,是指那些能說會道,善於辯論的人;所謂“力”,是指那些能“擊劍扛鼎”的大力士。蘇軾認為,這四種人,本事各異,把他們安置停當了,即便凡民有造反之心,也沒人肯給他們做領袖,這樣社會就會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