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提出設立生育基金的“專家”更嚇人的“專家”來了，再次挑戰大家的情緒——中國政法大學教授胡繼曄認為，未來不僅可以設立生育基金制度來鼓勵生育，還要對丁克家庭徵收“社會撫養稅”。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夠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就是因為逐步形成了“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文化，“生育文化是中華民族傳統優秀文化的一個載體，首先從文化上，我們要進行鼓勵”。他舉例稱，從歷史的長河來看，如果一個家族中的男性沒有孩子，是進不了祠堂的。

一個政法大學教授的嘴裡，居然冒出了“不孝有三，無後為大”這樣的沉渣話語，違和感絕對爆棚。在這個時代，在當下中國，有這種思維的人依然存在，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如果一個知識分子，一個來自政法大學的教授都持此觀點，那就太可怕了。換言之，我們都知道華人的意識距離現代文明還頗有距離，但差距大成這樣，我們還是會擔心的對不對？

首先，對丁克徵“社會撫養稅”，是嚴重踐踏個人權利的行為，於法不合。正如我在上一條問答所說，有人還是喜歡以一刀切方式解決問題，卻忽視了人的基本權利和人性。

其次，“專家”的看法實在太陳腐。華人吃“孝文化”的虧，其實起碼吃了兩千年。不是說孝順老人不對，而是中國的孝文化早已專制化，它忽略是非，只認權威。為什麼中國家庭直至今天仍然缺少平等溝通的空間？原因很簡單，個體從未平等，只要道理談不攏，立刻就擺身份，“我是你長輩，你憑什麼不聽我的？”或者“我是你長輩，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我說錯了又怎麼了”，一句話就讓溝通變成了單方面鎮壓。

也正因此，華人的哲學往往是講人情，不談對錯，更不講邏輯。反正再沒有道理，再不講邏輯都好，把長輩的身份拿出來，讓你“孝”，你就得乖乖聽話。

以“孝”字為旗號，逼婚逼生孩子，更是中國家庭常見的悲劇。它與現代文明一毛錢關係都沒有，反倒是困擾中國融入現代文明的高牆。

請某些“經濟學家”放過底層的“韭菜”們吧。

昨天劉志彪和張曄兩位教授提議建立生育基金，立刻遭到了網友的批評，我本來想劉、張二位教授的想法就已經很逆天了，不成想剛剛過了一天，立刻又有一位專家出面為該提議背書，將生育基金的提議進一步“改進”，提出未來可能會對丁克徵稅。

剛剛看到一篇文章寫道：

經濟學家周其仁說過一句話：我在北京作為一個經濟學家，多年來有一個經驗，就是不要輕易去提加稅的建議。因為這建議很容易被政府吸收，政府最容易聽的意見就是加稅。

昨天我也在針對生育基金的文章裡寫道，在目前國際、國內大形勢下，經濟學者們想解決經濟壓力問題的出發點固然不無不可，但作為專家就應當從更專業、更精深的角度來考慮創造經濟增長極和核心競爭力，而不是毫無建樹地在人口紅利優勢下，繼續針對如何維持人口紅利而“貢獻”點子。

這種不考慮如何提高民眾的生活水平、生活滿足感和精神追求，而只知道一味曲意逢迎的做法，實在襯不上“經濟學家”這個名頭。

（1）別幻想著又想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同時還幻想著馬兒們都感恩戴德；

（2）割韭菜也要講究韭菜的生理週期和自然規律，只想著割又不給韭菜上點肥，還指望著韭菜能長得好？

（3）作為經濟學者，不考慮如何解決經濟壓力和發現新的經濟增長極，只知道宰牲祭天，這種“經濟學者”要麼是懶，要麼是蠢，要麼就是單純的壞。

在婚姻家庭關係中，民間對於同性關係都持有寬容和理解的態度，那麼男女（甚至同性）之間是否願意結合、以何種方式結合、結合後是否願意進行性行為、是否願意生育子女、在政策條件下生育幾個子女，這些問題都是民眾所享有的最基本的權利，而某些經濟學家們卻只將眼界侷限在了生育這一件事情上，並且為婚姻這種社會關係強行施加了某些義務，令本應該是精神寄託、溫暖舒適的家庭，摻雜進了冷冰冰的強制條件。

這樣的家庭，就失去了家庭本應有的作用和意義，轉而變成了用以生育的工具和機器。

而且，這些“經濟學家”不食人間煙火的另一個體現，在於他們幻想著每一個男人和每一個女人，都能夠結合成為健康的家庭關係，以及每一個人都天生能夠健康的進行生育。

然而，這可能嗎？

我們姑且假設每一個人都有想要組建家庭的意願，且每一個男女的性取向都是異性，如果要求每一個40歲以下的公民必須繳納生育基金，那麼：

（1）剩男剩女們怎麼辦？如果一輩子都找不到配偶，是不是生育基金就只能等著40歲以後才能取出來？

（2）男女結合之後，男方或女方因為身體原因無法生育，是否也只能等著40歲以後才能提取出來？（你們又不給利息，憑什麼要我們無息存款？）

（3）家庭經濟條件差，對於生育、生養缺少條件支援，本就捉襟見肘，卻偏要強令生二胎，同時還扣工資，這是不是更令這樣的家庭雪上加霜？

現代家庭，生養子女本就是一項“資金浩大的工程”，在生育子女之前，都會進行更為長遠的規劃，而現在卻蠻橫地要求必須生兩個，不然就扣錢，是不是有點太強人所難了？

如果這樣的提議透過的話，那麼對於每個人而言，似乎天生就欠了國家兩個孩子。

本來強制對二胎提議設立生育基金，就已經很過分了，今天中國政法大學的胡繼曄教授又進一步提出針對“丁克家庭”徵稅——這還真打算在割韭菜的時候，連韭菜根都割掉了？

如果胡繼曄教授的提議成立，那麼猜測，會有大量有丁克意願的男女，拒絕結婚而以男女朋友的形式進行結合以避免“丁克稅”。這樣想來，“丁克稅”變相地剝奪了公民締結婚姻的權利。

至於胡繼曄教授在文章裡大書特書傳統儒家觀念中的“不孝有三，無後乃大”，姑且不論這個觀點是否是傳統、腐朽的觀念，這個觀點所透露出的最大觀點依然在於：

組建家庭的唯一目的和意義，只在於為父母繁育後代。

這樣理解的話，是不是可以推定，胡繼曄教授的觀念裡，韭菜存在的唯一用途，就是在於繁衍更多的韭菜。

當某個提議，令國家的民眾存在的意義只剩下生育而剝奪了其他意義的話，這樣的提議者就是典型的賣國賊。

昨天經新老媒體接力傳播，南京大學商學院劉志彪教授、張曄副教授聯袂發表的文章成了爆款，轟動大陸外，輿論場上幾乎是一片嘲諷和詈言，以致於有人幾乎下跪：《咱不欠國家孩子，求求專家別提收費建議了》。

對此長期的人口研究者、《大國空巢》一書作者易富賢評論說：人口政策到了關鍵時刻，各路人員紛紛蹭熱點，胡說八道，擾亂視聽，誤導民眾和決策……南京大學那兩位教授不知是真傻還是裝傻，還以為能用社會撫養費存量來鼓勵生育。每年徵收到的社會撫養費一共才200多億元（而每年對計劃生育的財政投入上千億元），並且……並沒有進入國庫。社會撫養費有多少存量？靠那點存量打發叫花子都不夠，還能鼓勵生育？

不知道南京大學兩位看了作何感想、如何反駁。有論者說，商學院的人也談大國生育問題，可見人口研究門檻有多低。無論如何，在常識和學理層面，幾乎無人為上述二位說話。那就不是一個所謂無良媒體“掐頭去尾”的問題了吧。反正二位是陷入了無盡的責難之中。

本土的事情往往就是這樣，輿情危機的化解不靠自身，而是靠外地發生一個更大的輿情危機，華人的視線瞬間可以轉移過去，以致於二位教授的英名很快被人忘卻。你耗盡資財去搞所謂“危機公關”，也不如外地更大的一聲響動。

這不，救兵到了：以法律研究聞名的中國政法大學（簡稱“法大”，而不是“中政法”）胡繼曄教授挺身而出，他聲言不僅要設生育基金，還要對丁克徵稅，也就是說，不生孩子的家庭是對社會有罪錯的！

在我接觸的過程中，我發現法大的法律學者總是談人權保護，無論是作為一般公民還是犯罪嫌疑人。可是同為法大教授的胡繼曄先生何出此言呢？一查背景才知道，胡教授也是商學院的。因此不難理解，在他們心目中，無所謂生育是人權的概念，人口數和GDP以及稅收一樣，都是冷冰的數字。

其實在大陸高校和華人中，是有比較專業的人口研究的。人民大學早就設有人口研究所，現年96歲的鄔滄萍（男）就是一位先驅和大陸外知名教授。機構外的個人而言，易富賢先生是早已很高的學者。

誠如易富賢所言：解決人口問題，需要尊重生命，尊重人權，將人當人看，大刀闊斧對經濟、政治、社會、衛生、文化、教育、倫理、城市規劃等進行綜合改革，才能有效提升生育率。

劉志彪的生育基金本來就夠荒唐，沒想到一早又來個中國政法大學的教授胡繼曄，不僅提倡設立生育基金，還要對丁克徵稅，荒唐至極。胡叫授

胡叫授給出了三個理由，一是中華民族“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愚孝思想（胡自己真信這個麼？），二是生育關係當政者，還關係到祖孫萬代。生育權是人的基本權利與自由，我有生育的權利，我也有不生育的權利，連人的基本道理都不懂，胡叫怎麼成了教授？三，從戰爭的角度也要鼓勵生育。一個教授安的什麼心，竟然鼓吹戰爭？現代戰爭是靠人數獲勝的？水平如此之差的胡，怎麼評上的教授？

還是一個基本常識，生育是個人的基本權利，任何人和機構都沒有權利以任何一種手段進行干涉。對於肆意鼓吹這種陳腐思想的所謂教授，應該予以引導，我們應該尊重人，對於人的不尊重，最後也會受到相應的處罰。

你如何看待胡叫授的對丁克徵稅的說法？歡迎在下方留言討論。

這種沒腦子的人，他們在用幾十年前甚至幾千年前的思想在想事，真是上愧對國家，中愧對列祖列宗，下愧對萬民。在他們的眼裡毫無人性可言，生與不生是人作為動物的基本選擇權利，連這個他們都不顧了。生育率低不從源頭上找問題，卻用此等下三濫的手段逼迫老百姓生，簡直是無恥至極。

對於所有關於二胎政策的建言獻策，我以為迄今為止最危人聳聽的，不過是南京大學兩位專家所提出的“生育基金制度”論了。沒曾想，還沒等我們深刻領悟他倆高屋建瓴的理論，緊接著又冒出來一個重量級的專家，他提出了一個更重量級的建議，居然要對丁克家庭徵收“社會撫養費”。

看了胡繼曄教授的觀點，我不禁後背發冷，以後要是生不出男孩來，會不會坐牢？會不會死後被扔進孤墳成為野鬼？因為他說如果一個家族中沒有男孩，死後是進不了祠堂的，“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每一個傳統文化下的大義凜然都在我心中猶如壓下了重石，讓我感覺生不生孩子不再是自己的事，而是有違天理人倫了。

貴為大學教授，而且還是政法大學的教授，我想不應該不明白最基礎的常識吧。生育權是人的基本權力，每對夫妻有生的權力也有不生的權力，你可以說丁克不光榮，但不能說它無恥，更不能因為是丁克就要懲罰，這是典型的長官意志。

我實在想不明白，最近這些專家為何如此熱衷於討論生不生二胎的問題，而且還擺出一副要興師問罪的姿態來。我感覺他們在這個問題上統統跑題了，他們最應該研究的不是如何提高生育率的問題，而是要反思老百姓為什麼不敢生的問題，這才是關鍵所在和問題根源。

走出宅室吧，可愛專家們，老百姓的生活中只有下里巴人，沒有陽春白雪，每一個畏懼二胎的家庭背後，都有其不可承受之重。

真是奇怪了，最近怎麼冒出那麼多方案來，就是為了鼓勵90後們生二胎，多生孩子。

有的建議和社保一樣，工資扣一部分，公司交一部分，生二胎就全部發放，不生二胎就不發，或者到60歲老了之後發。

這個方案更厲害，要跟丁克家庭徵收“社會撫養稅”，意思是如果你想活著，就要留下你的種子來，不然你就交錢吧，讓人類的繁衍任務給別人，你出錢。

那麼不結婚的，或者因為各種原因沒本事結婚的人，那怎麼算？是不是要課重稅？

反正現在誰也不比誰更專業，那些頂著經濟學家光環，有著教授之類頭銜的人，也是腦子一熱，感覺提法新穎，也就大放厥詞起來。

少數人的利益就不保證了，或者誰為了扶持某項政策，就可以範圍不斷擴大不斷擴大地侵蝕其他人群的利益了？

還是，這些人的想法，什麼東西都需要管制起來，從吃喝拉撒，結婚生子養老，有個統一基金更好，什麼都管。

問題是，明明知道這是不可行的，還原給最獨立的個體，對微小的組織——家庭，社會才能最靈動，最多元，最豐富多彩呀。

“從歷史的長河來看，如果一個家族中的男性沒有孩子，是進不了祠堂的。”

我的天啦，這種說辭都搬上來了。

從歷史的長河來看，如果不赤身裸體，不上山打獵，是沒有生存空間的。我們都上山打獵去算了。

算了啥呀。

這還真是個磚家，沒找到事情的根本原因就亂建言。

這磚家連年輕人為什麼不願意多生孩子都搞不清還敢大放厥詞。讓作為父親的我，一個80後年輕爸爸告訴你為什麼年輕人不願多生孩子。重要的事情我給你講三遍:“1·養孩子的成本太高了。2.養孩子的成本太高了。3.養孩子的成本實在太高了。”

華人估計是世界上最愛生孩子的民族。只要有良好的條件，誰不願意多生，我們一度都生的不得不不計劃生育來控制人口。現在的年輕人為什麼不生？說白了，就是養不起。

孩子生育要花錢。這只是毛毛雨而已，大部分人都沒問題。問題是生完怎麼辦。孩子上幼兒園之前必須有人專門照顧。家有老人還好，可以幫襯下，家沒老人或老人帶不了的請保姆就要花好多錢，保姆工資比一般年輕人工資還高。揹負房貸車貸的年輕人哪裡請得起保姆？

孩子從開始讀幼兒園到大學，這又是一筆，這筆教育經費又是個無底洞。孩子生病感冒住院醫療，一場大病都能把一個一般的家庭經濟掏空。再加上吃喝拉撒，在物價飛漲的今天，哪個年輕人養個孩子不是壓力山大。有幾個敢輕言二胎的。如果只管生不管養和養豬什麼區別。和中國優生優育的政策是相違背的。

如果孩子一出生就有合理的補貼讓父母不必揹負這麼大的經濟壓力，有完善的醫療不必讓讓父母為孩子健康成長擔心，有良好的教育環境讓孩子可以有個美好未來，那願意多生的家長多的是。所以敢多生的都是不缺錢的，比如張藝謀。

所以想讓年輕人多生孩子，就要建立有效的獎勵制度和完善的保障機制去鼓勵和引導年輕人多生優生。這磚家是站著說話不腰疼，本末倒竟然要窮的孩子都不敢生的底層年輕人再拿出自己少的可憐錢去給有人養二胎，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我是在不知道他是怎麼當上教授的。本文所有圖片源自網路

二胎生育基金的話題這兩天很熱。其實從世界上其他國家的立法現狀來看，生育基金和丁克稅都綜合表現在了社會的各種制度中。

第一關於生育基金。昨天的新聞建議說對四十歲以下的職工，每個月從工資中扣除一定的比例，設立生育基金。要是不生二胎的，這筆錢要等四十歲以後才可以拿。訊息一出，有點譁然。這種強制性的生育基金總是讓人覺得不太舒服。真要鼓勵生育，能否拿出另外的資金進行獎勵，沒必要打大家那本不多的工資的主意吧。

第二對於丁克稅，其實其他國家也不是直接徵收的，體現在其他的可以以家庭人口計算的稅種中。例如國外的所得稅以家庭為單位徵收，人口越多，可以抵減的收入越多。又如房產稅，以家庭人均30平為免稅面積，那肯定人多比較好。所以所謂的丁克稅在我們國家多半也表現在房產稅中。

第三我總覺得生育這種事情，不是簡單的經濟鼓勵或懲罰就可以解決的。就算解決了上午生的出來的問題，還要解決養得起養得好的問題。大家如今習慣了精細化地養孩子，像原來那種隨便養的狀態再也回不去了。所以提高生育的積極性是個複雜的命題。

胡繼曄教授這番言論太過驚世駭俗，放在當下確實令普通民眾難以接受。不過，不管怎樣至少人家的出發點還是好的嘛，為了國家今後的前途命運真可謂是嘔心瀝血、費勁心思。這樣的人不為他樹碑立傳顯然說不過去！

在這位胡教授的眼裡，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夠歷經幾千年而繁衍不息，靠的就是老祖宗千百年來形成的“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觀念，這是多麼寶貴的精神財富啊。

我不知道他是否真的理解了這句話的真正含義，在我的印象中古人所謂的有後就是必須生下男丁，而生了女兒則根本就算不得有後，其實這就是一種男尊女卑的落後觀念。

正因這種觀念的存在並且千百年來一直影響著華人，所以時至今日對於某些家庭而言，根本不用什麼專家學者去做思想教育或者進行動員鼓勵，他們都會毫不吝嗇地大生特生，並且是不生兒子誓不罷休！

在過去講究計劃生育的年代，這部分家庭就算違規超生恐怕也不敢明目張膽，但今如今有了教授的鼓勵，他們肯定會重新振作。你看大教授都為咱們說話了，以後多生孩子不僅不罰款了還有錢拿，反倒是那些不生孩子的得交錢，不生個兒子能對得起人家教授的一番心血嗎？

讓不生孩子或者少生孩子的人交錢，然後再把這些錢拿去資助多生孩子的家庭，胡教授的這番言論實在是精妙！如果有關部門真的按照他的建言制定了相關政策，那麼可以想象生育率必定不增反降！原因何在？首先生孩子是個人的自由，如果將生育孩子當做任務指標來進行強行攤牌只會引發民眾的反感。其次當前對於大多數人而言，不生或者少生孩子的主要顧慮在於生養孩子所需花費的成本實在太過巨大。生下一個孩子其實不難，但是如果要將其培養成人，其中涉及孩子的衣食住行、醫療、教育等方方面面耗費的代價不是一點半點，而這是所謂的生育基金與丁克稅遠遠無法補貼的。

上世紀八十年代的計劃生育政策曾經被認為是一項正確的國策，但是如今已經受到了越來越多人的質疑，當年嚴格貫徹這項政策的地方無一例外地都提前步入了老齡化社會，所以政策的制定與出臺必須要慎之又慎，既要結合當前的國情同時還要順應民意人心。

胡教授想要靠著“變相罰款”的方式來刺激生育，實際上就是在異想天開！想要提高生育率並非一蹴而就，必須既要讓民眾願意生更要讓民眾生的起，而這恰恰應當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

實際上有些教授自已從學生到成為教授沒離開過學校，對社會不瞭解，長期生活在校園裡就變得“單純、可愛”。他們根本不懂民間疾苦，長期脫離社會實際，所以言語警世駭俗、毛骨悚然也就不奇怪了。

用稅收調節人口並非新鮮事，早在我們漢朝初期，因為連年征戰，導致國家人口銳減，從秦末的兩千萬直接降到了漢初的一千三百萬，而且戰爭致使人口結構失衡，男少女多，其中三分之二都是女性，就曾經採用對特殊人群徵稅達到了快速增加人口的目的。

當時的這個特殊的徵稅群體就是如今的“大齡剩女”，劉邦頒佈的法令規定，家中只要有15歲以上的未婚女子，每年必須繳納120錢的人頭稅且直到結婚才能終止。而到了漢惠帝劉盈時期，這個稅收更是高達600錢，相當於漢朝成年男子一年的口糧。當時的女性並沒有自給自足繳納稅款的能力，於是在如此重稅的情況下，很多女子在年滿15歲之前便被父母嫁做人妻，甚至是小妾，這個法令效果如何呢？效果可謂非常顯著，最終到西漢滅亡前，全華人口已經躍居世界第一，從一千三百萬增長到了六千萬之眾。

今時今日，面對著人口老齡化和斷崖式的下滑，我們是不是又可以故技重施，像有些教授建議的“設立生育基金，對丁克徵稅”呢？

這個建議顯然很腐朽也不討巧，腐朽在於一方面，生不生，生幾個，甚至是不結婚都是每個人生活的自由，對丁克徵稅相當於懲罰性稅收，這和多年前的超生罰款是一個路數，這表面上是罰款，實際上是對人權，對自由生活的再次踐踏。另一方面，設立生育基金，生二胎者最終獲益，很多底層人們不是不想生，可能是一胎都生不起，如今生不起的去幫助一些富豪們養二胎，顯然很難服眾。這是一個少數人得利，多數人吃虧的建議，這種建議一般都會遭到強烈牴觸，最終難產。

最終，我認為解決辦法是對總資產低於一定標準的二胎家庭減稅和補貼，至於設立生育基金和對丁克徵稅應該取消。這樣，這些教授的目的其實已經實現了，二胎家庭的補貼一定是其它社會群體的支出，最後還是全民繳稅，只是從顯性繳稅變成了隱性繳稅，人口實現了增長，也沒有引起社會的牴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