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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使用者593129763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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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守侯的溫暖
代表人物有高旭、柳亞子、陳去病等。
南社是一個曾經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產生過重要影響的資產階級革命文化團體,1909成立於蘇州,其發起人是柳亞子、高旭和陳去病等。
1、高旭:他出身於地主家庭,1904年留學日本,1906年歸國後,在上海創辦健行公學,提倡革命,併為中國同盟會江蘇支部部長。高旭早年即憤慨於"偽韓為杜"、"吟花弄鳥"的腐朽詩風
2、柳亞子:1906年,參加中國同盟會和光復會。1907年游上海,便與陳去病、高旭等醞釀南社。1909年南社成立後,他做了很多實際工作,表現了更多的熱情。
3、陳去病:最初受康梁維新運動的影響,後來轉向革命。在南社成立前,他就是一個活躍的革命分子。
擴充套件資料
南社最初醞釀於1907年,正式成立於1909年,發起人為陳去病、高旭和柳亞子。
在第一次“雅集”的17人中,有14人是同盟會會員。它以提倡民族氣節號召,以應和民族民主革命,反對清王朝的種族壓迫和專制統治。
南社成員大多屬於新起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階層。其中,不少人是革命派文化宣傳隊伍中的積極分子。1903年﹐高旭在松江發刊綜合性雜誌《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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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清風120235581
南社,是一個曾經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產生過重要影響的資產階級革命文化團體,1909成立於蘇州,其發起人是柳亞子、高旭和陳去病等。
南社受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同盟會的影響,取“操南音,不忘本也”之意,支援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提倡民族氣節,反對滿清王朝的腐朽統治,為辛亥革命做了非常重要的輿論準備。
南社1909年11月13日成立,活動中心在上海。社員總數1180餘人。1923年解體﹐以後又有新南社和南社湘集﹑閩集等組織。前後延續30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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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美女使用者113
南社是一個民間文化組織。成立於1909年,當時由陳去病、柳亞子、朱錫梁等十七名文人在蘇州虎丘成立。在這十七名南社初始會員中,有十四人是中國同盟會會員。
葉楚傖(1887—1946),男,著名的南社詩人,國民黨官僚,政治活動家。原名單葉、宗源、宗慶,以字行,字卓書,另有葉葉、小鳳、湘君、老鳳、春鳳、之子、單公、龍公、屑屑、琳琅生、簫引樓主等名號。江蘇吳縣人(今崑山市周莊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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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社魁首柳亞子曾得意地說:“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南社之天下!”(鄭逸梅《南社叢談》,上海人民,1981,頁3)這是指清末民初時期南社對上海的報紙雜誌的主宰角色的一句玩笑話,但是從媒體角度來描述南社知識人在民初的決定性變動更能揭示他們在政治與文學之間的權力結構與自我選擇,某種意義上更能說明南社的特質。在近代史脈絡裡這也牽涉到1905年科舉廢止之後中國知識分子何去何從或所謂“邊緣化”問題,雖然如上述許多畫家以及下面要談到的《眉語》等女性雜誌或許多作者並不屬南社。然而隨著民初新媒體而出現社會文化力量的歷史性轉折中,南社無疑具有某種代表性。
南社成立於1909年,民國建立後發展成全國性組織,社員逾千人。他/她們早在20世紀初就加入同盟會的反清活動,以推翻專制實行民主自由為己任,思想上與1905年黃節、鄧實創辦的《國粹學報》關係密切,主張以中國文化為主體吸收外來精華。但是南社基本上是文藝團體,以繼蹤明末幾社、復社文人的風流文采為號召,具有江南地緣政治與文化的特色,且受到半殖民上海“洋場”的薰染。上面提到1972年《申報》為“騷人韻士”提供發表園地,照魯迅的說法,“在那裡做文章的,則多是從別處跑來的‘才子’。那時的讀書人,大概可以分他為兩種,就是君子和才子。君子是隻讀四書五經,做八股,非常規矩的。而才子此外還要看小說,例如《紅樓夢》,還要做考試上用不著的古今體詩之類”。又說“才子”原是“多愁多病,要聞雞生氣,見月傷心的”。又學了賈寶玉的樣子,把妓女當作紅顏知己,“於是才子佳人的書就產生了”(《上海文藝之一瞥》,1931)。
魯迅把洋場才子挖苦得很不堪,但對兩種知識分子的區分很到位,這也可以用體制內外來區分。“君子”屬於仍走科舉正途的傳統知識分子,“才子”屬邊緣分子,情況卻複雜得多,其實代表著新生的社會階層,如王韜、韓邦慶、李伯元等,這方面例子很多。他們搞翻譯、寫小說或辦刊物,藉新媒體為自己的生存條件與身份認同開拓新的文化空間。包天笑更典型,1906年從外地跑到上海進入狄葆賢主辦的《時報》,成為主筆之一,也是南社的早期成員。他與陳冷血一起抨擊“專制”而鼓吹“立憲”,在體制外開闢了“中層地帶”的言論空間,實際上得到以張謇為首的江浙財團的支援。1911年武昌起義之後,包天笑在為“革命軍”搖旗吶喊,在《共和與專制鬥》中說:“二十世紀者,專制政體將絕跡於地球之日也。革命軍之以提倡共和為宗旨,固已探得驪珠也。以共和與專制鬥,所以各國不敢以尋常內亂視革命軍也。”(《時報》1911年10月25日)
包天笑說:“南社是提倡舊文學的一個集體,雖然其中人物都是鼓吹革命的。”(《釧影樓回憶錄》,上海三聯,2014,頁333)的確他們反對專制,主張民主平權,幹起革命來如汪精衛刺殺攝政王,“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赴湯蹈火在所不辭。同時他們愛好“舊文學”,在日常行為與情感方式上不脫舊文人習氣,尤其與妓女不棄不離,然而他們繼蹤明末名士風流,別有一番英雄美人的光景,如張光厚《再與柳亞子書》:“若夫紅袖添香,才人韻事,烏雲對鏡,英雄快心,說劍花前,原不相礙”,這代表了南社人的“共識”,因此與五四知識分子或洋場才子都不同。如蘇曼殊“吃花酒”的豔事為人津津樂道,是南社人心目中的“人格楷模”。他們“高談革命,常在妓院門簾之下,比了酒家、茶肆、西餐館,慎密安適得多”(《釧影樓回憶錄》,頁334)。南社另一魁首陳去病居住在福州路一妓館裡,在那裡開筵請客,群賢畢至,當然少不了革命志士,從這個意義上他們與妓女結成政治同盟了。有趣的是當時福州路既是吃喝玩樂的中心,也是報紙和出版的大本營,這或許造成上海媒體的特性,將娛樂消閒、革命、共和與知識傳播混雜在一起。
南社文人凝聚了特定時代的新舊交雜,無論國粹與西化,豔情浪漫與矢志革命,皆一往情深。他們大多是詩人,文學上實踐“抒情傳統現代性”,大量詩歌創作糅合了反清革命情緒與共和民主的理想,建構了民族“感情共同體”。他們透過文人雅集唱和、烈士追悼會、攝影、宴飲、報刊發表等方式把傳統和現代傳媒結合起來,有效發揮了社會感情動員的功能。(張春田《革命與抒情:南社的文化政治與中國現代性,1903-1923》,上海人民,2015)其實南社的“抒情傳統”已是一種現代價值的選擇,他們喜愛的詩人李商隱、王彥泓、龔自珍等屬於“豔情”或“香奩”譜系,歷來受到正統詩學的排斥,而他們的作品令人心蕩情迷,按照“國粹”的觀點最能代表漢語的精髓。的確南社的詩歌既激越澎湃又纏綿旖旎,更有一種超乎豪放與婉約的現代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