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主要記錄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較為集中地體現了孔子的政治主張、倫理思想、道德觀念及教育原則。
《大學》主要概括總結了先秦儒家道德修養理論，以及關於道德修養的基本原則和方法，對儒家政治哲學也有系統的論述，對做人、處事、治國等有深刻的啟迪性。
《中庸》主要內容肯定“中庸”是道德行為的最高標準，把“誠”看成是世界的本體，認為“至誠”則達到人生的最高境界，並提出“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的學習過程和認識方法。
擴充套件資料《中庸》寫作背景：
《中庸》出自《禮記》，原本是《禮記》四十九篇中的第三十一篇。《禮記》原名《小戴禮記》，又名《小戴記》，由漢宣帝時人戴聖根據歷史上遺留下來的一批佚名儒家的著作合編而成。
宋代以前，學者皆主張《中庸》是春秋戰國時期的子思所作。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子思作《中庸》。”李翱《李文公集·復性書》：“子思著《中庸》四十七篇，傳於孟軻。”
自宋代開始，有學者主張《中庸》是子思與秦漢之際的儒者雜述而成。清人認為《中庸》非子思所作的也不乏其人，特別是崔述，在其《洙泗考信錄》卷三中提出了三條論據來證明自己的觀點。而今人馮友蘭、錢穆、勞思光等亦從文獻、思想等方面論證《中庸》非子思所作。
《大學》寫作背景：
《大學》出自《禮記》，原本是《禮記》四十九篇中的第四十二篇。《禮記》原名《小戴禮記》，又名《小戴記》，由漢宣帝時人戴聖根據歷史上遺留下來的一批佚名儒家的著作合編而成。
據斷代史學家班固在“《記》百三十一篇”下自注雲“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他認為《禮記》各篇的成書年代主要分佈在戰國初期至西漢初期這段時間。
清代人崔述認為：“凡文之體，因乎其時……《大學》之文繁而盡，又多排語，計其時當在戰國。”（《洙泗考信錄·全錄》）綜合而論，《大學》的成書時代大體在孔子、曾子之後，孟子、荀子之前的戰國前期，即公元前5世紀左右，系出於曾氏之儒一派的純儒家作品”。
即《大學》的成書年代應是在戰國初期，其作者應是“曾氏之儒一派”，即現在學術界比較認可的戰國初期曾參所作。
《論語》寫作背景：
清代學者崔述則對《論語》的成書提出不同看法，他注意到今本《論語》前後十篇在文體和稱謂上存在差異，前十篇記孔子答定公、哀公之問，皆變文稱“孔子對曰”，以表示尊君。答大夫之問則稱“子曰”，表示有別於君，“以辨上下而定民志”。
而後十篇中的《先進》《顏淵》等篇，答大夫之問也皆作“孔子對曰”，故懷疑“前十篇皆有子、曾子門人所記，去聖未遠，禮制方明；後十篇則後人所續記，其時卿位益尊，卿權益重，蓋有習於當世所稱而未嘗詳考其體例者，故不能無異同也”。
又如，前十篇中孔子一般稱“子”不稱“孔子”，門人問學也不作“問於孔子”。而後十篇中的《季氏》《微子》多稱孔子，《陽貨》篇子張問仁，《堯曰》篇子張問政，皆稱“問於孔子”，與《論語》其他篇不同，“其非孔氏遺書明甚，蓋皆後人採之他書者”。
受崔述的影響，以後學者繼續從《論語》前後十篇用語、稱謂的差異對其成書作出判斷，有學者甚至認為《論語》最初只有單獨的篇，其編定成書，要在漢代以後。
《論語》主要記錄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較為集中地體現了孔子的政治主張、倫理思想、道德觀念及教育原則。
《大學》主要概括總結了先秦儒家道德修養理論，以及關於道德修養的基本原則和方法，對儒家政治哲學也有系統的論述，對做人、處事、治國等有深刻的啟迪性。
《中庸》主要內容肯定“中庸”是道德行為的最高標準，把“誠”看成是世界的本體，認為“至誠”則達到人生的最高境界，並提出“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的學習過程和認識方法。
擴充套件資料《中庸》寫作背景：
《中庸》出自《禮記》，原本是《禮記》四十九篇中的第三十一篇。《禮記》原名《小戴禮記》，又名《小戴記》，由漢宣帝時人戴聖根據歷史上遺留下來的一批佚名儒家的著作合編而成。
宋代以前，學者皆主張《中庸》是春秋戰國時期的子思所作。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子思作《中庸》。”李翱《李文公集·復性書》：“子思著《中庸》四十七篇，傳於孟軻。”
自宋代開始，有學者主張《中庸》是子思與秦漢之際的儒者雜述而成。清人認為《中庸》非子思所作的也不乏其人，特別是崔述，在其《洙泗考信錄》卷三中提出了三條論據來證明自己的觀點。而今人馮友蘭、錢穆、勞思光等亦從文獻、思想等方面論證《中庸》非子思所作。
《大學》寫作背景：
《大學》出自《禮記》，原本是《禮記》四十九篇中的第四十二篇。《禮記》原名《小戴禮記》，又名《小戴記》，由漢宣帝時人戴聖根據歷史上遺留下來的一批佚名儒家的著作合編而成。
據斷代史學家班固在“《記》百三十一篇”下自注雲“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他認為《禮記》各篇的成書年代主要分佈在戰國初期至西漢初期這段時間。
清代人崔述認為：“凡文之體，因乎其時……《大學》之文繁而盡，又多排語，計其時當在戰國。”（《洙泗考信錄·全錄》）綜合而論，《大學》的成書時代大體在孔子、曾子之後，孟子、荀子之前的戰國前期，即公元前5世紀左右，系出於曾氏之儒一派的純儒家作品”。
即《大學》的成書年代應是在戰國初期，其作者應是“曾氏之儒一派”，即現在學術界比較認可的戰國初期曾參所作。
《論語》寫作背景：
清代學者崔述則對《論語》的成書提出不同看法，他注意到今本《論語》前後十篇在文體和稱謂上存在差異，前十篇記孔子答定公、哀公之問，皆變文稱“孔子對曰”，以表示尊君。答大夫之問則稱“子曰”，表示有別於君，“以辨上下而定民志”。
而後十篇中的《先進》《顏淵》等篇，答大夫之問也皆作“孔子對曰”，故懷疑“前十篇皆有子、曾子門人所記，去聖未遠，禮制方明；後十篇則後人所續記，其時卿位益尊，卿權益重，蓋有習於當世所稱而未嘗詳考其體例者，故不能無異同也”。
又如，前十篇中孔子一般稱“子”不稱“孔子”，門人問學也不作“問於孔子”。而後十篇中的《季氏》《微子》多稱孔子，《陽貨》篇子張問仁，《堯曰》篇子張問政，皆稱“問於孔子”，與《論語》其他篇不同，“其非孔氏遺書明甚，蓋皆後人採之他書者”。
受崔述的影響，以後學者繼續從《論語》前後十篇用語、稱謂的差異對其成書作出判斷，有學者甚至認為《論語》最初只有單獨的篇，其編定成書，要在漢代以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