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認為，歷史研究的目的，是要尋求一種理性的認識；但是這種理性認識的獲得則必須是"客體"和"主體"的結合；而只有獲得了這種理性認識，史學才具有了它應有的社會作用。他指出："歷史〔撰述〕者，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

所謂"公理公例"，就是下面他說的歷史哲學。梁啟超認為，史學是由"客體"和"主體"結合而成的。所謂客體，"則過去、現在之事實是也"；所謂主體，"則作史、讀史者心識中所懷之哲理是也"。他進而闡述說："有客觀而無主觀，則其史有魄無魂，謂之非史焉可也（偏於主觀而略於客觀者，則雖有佳書亦不過為一家言，不得謂之為史）。是故善為史者，必研究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於是有所謂歷史哲學者出焉。歷史〔撰述〕與歷史哲學雖殊科，要之，苟無哲學之理想者，必不能為良史，有斷然矣。"梁啟超從歷史研究和撰述之客體與主體的關係著眼，提出歷史哲學是為良史的前提，這在史學理論的發展和建設上有重要的意義。他認為，歷史哲學之所以重要，還在於它對從認識"區域性之史"到認識"全體之史"、從認識史學本身到認識"史學與他學之關係"，是必不可少的。而尤為重要的是，還在於它的社會作用，即："所以必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以為理論之美觀而已，將以施諸實用焉。歷史〔撰述〕者，以過去之進化導未來之進化者也。吾輩食今日文化之福，是為對於古人已得之權利，而繼續此文明、增長此文明、孳殖此文明，又對於後人而不可不盡之義務也。而史家所以盡此義務之道，即求前此進化之公理公例，而使後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於無疆也。史乎！史乎！其責任至重，而其成就至難！"這是表明，史學對於文化進化的社會作用，主要不是對於一人一事之經驗教訓的借鑑，而是從公理公例中得到啟示，即"循其理、率其例"而表現出來。這是"新史學"理論體系的又一個顯著特點。

二十世紀剛剛開始的兩個年頭：1901年和1902年，梁啟超先後發表了兩篇文章，批判傳統史學，倡導新史學。這兩篇文章分別是《中國史敘論》和《新史學》，被稱為“新史學的宣言書”。

梁啟超對傳統史學進行了激烈的批評，他認為中國的傳統史學雖然很“發達”，卻沒有讓廣大國民從中受到教益，只不過是帝王的“政治教科書”，於國家、人民的事業毫無關係。他倡導開展“史界革命”，倡導新史學，重寫中國史，一場史學革命就此拉開序幕。

新史學的宗旨，是為全體國民寫史，寫全體國民的歷史。新史學倡導進化論史觀，一改傳統史學復古、迴圈的史觀；新史學以全體國民為重心，一改傳統史學以皇族王朝為中心；新史學以全體國民為讀者物件，一改傳統史學為帝王提供借鑑。

梁啟超倡導的新史學，與全球範圍內的新史學革命幾乎是同步的。十九世紀末，西方開始對傳統史學進行反思，二十世紀初，逐步形成系統的新史學理論，以法國在三十年代成立的年鑑學派為標誌，新史學逐漸成熟。除了全球的大背景，還有舊中國特殊的歷史背景。中國自鴉片戰爭後受外國入侵，民族自強，救亡圖存，來自外部世界的壓力，也迫使中國的學者對傳統進行反思，包括傳統史學，這門華人自以為是強項的輝煌學問。

梁啟超在《新史學》裡，指出了傳統史學的“四弊”和“二病”。

“四弊”之中，“一曰知有朝庭而不知有國家”，指出傳統史學是為封建帝王維護統治服務的，而不是為了國家利益；“二曰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指出傳統史學主要是記錄社會上個別的精英人物，帝王將相，認為是這些人物創造了歷史，否定廣大人民群眾在社會歷史程序中的作用；“三曰知有陳跡而不知有今務”，是說傳統史學只知道記錄過去的史實，而不關注史學在當下社會中的責任。新史學提出，要注重發揮歷史學研究的社會作用，而不是關在“象牙塔”裡；“四曰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是說傳統史學只關注歷史事實，而缺乏理想。

由“四弊”而生出“二病”:一是“能鋪敘而不能別裁”，二是“能因襲而不能創作”。

梁啟超的新史學提出了進化史觀，他認為史學應該是研究人群的進化現象。他給新史學下了定義：“歷史者，敘述進化之現象也。”又具體指出：“進化者，往而不返者也，進化無極者也。凡學問之屬於此類者，謂之歷史學。”也就是說，新史學要以進化論為指導思想，考察和敘述進化現象。

現在看來，梁啟超的進化史觀，有積極的意義。從中國史觀的發展脈絡來看，從重天命到重人事，是一大進步；再由重視個人作用，到重視人群的作用，又是一大進步。但是，梁啟超的新史觀只強調關注人群，還沒有強調關注影響人類社會發展的自然、地理、制度、文化等因素，顯然是有很大的侷限性。這與半個世紀之後，年鑑學派的布羅代爾提出的三時段理論，有很大的差距。布羅代爾與之相反，更重視影響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程序的長時段因素，包括自然、地理、氣候等因素，他認為相比而言，對人物和歷史事件的研究是不大重要的。

梁啟超新史學重視歷史哲學。

他指出要透過研究分析人類進化現象，歷史得“公理公例”，這個“公理公例”就是指歷史哲學。他說：“苟無哲學之理想者，必不能為良史”。要成為良史，必須要有歷史哲學為指導。這與西方新史學也有很大的差異。西方新史學反對在研究歷史前，便先入為主，以歷史哲學為指引，認為這恰恰是傳統史學的弊端。從史學發展的實際看，西方人的擔心有道理。歷史哲學為引導，容易出現偏差，將歷史研究引入政治掛帥的歧途，歷史研究成為政治附庸，這方面教訓不小。西方新史學主張“問題史學”，先提出問題，帶著問題開展研究，不是傳統史學倡導的讓史料說話，而是反過來要拷問史料。

梁啟超新史學重視歷史學的社會作用。

他提出歷史學研究最終是透過總結歸納歷史發展中的“公理公例”，指導人類社會未來的進化方向，是為了人類社會、人類文明的發展進步。

梁啟超的新史學受時代限制，有這樣那樣的不足，但在當時的舊中國，提出這樣一個新的主張，猶如一聲春雷，驚醒尚在睡夢中的人們，帶來了史學界的革命，它的積極意義是不容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