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府一向把自己標榜為世界民主的“先進代表”、自由的“燈塔”，人們從很多著作中瞭解到的也是這樣的說辭，比如被認為最具權威的法國作家托克維爾的《論美國的民主》就是這麼說的：“美國準確意義上的統治者是民眾，民眾就像上帝掌管宇宙一樣掌管著美國政府”，“美國各階層的政府，都不得不竭盡所能迎合自己的主子——民眾，美國行政官員的特權比獨裁製條件下更大，但是民眾斷然不會擔心他們會濫用權力”。老夫曾經甚至天真地認為，美國民眾就是透過選舉掌管著政府的命運，“一張選票”是駕馭政府的“韁繩”，“迫使”政府和政府官員“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那麼，現實情況又是怎樣的呢？
●民主選舉？“燒錢”的遊戲
近日跟一位美國朋友聊天，我跟他開玩笑：你怎麼不去競選總統？害得兩個七老八十的老頭打得焦頭爛額……他回敬我：你以為總統是那麼好競選的，要花大把錢，完全是用錢砸出來的！誰砸錢多誰就贏！
他提醒我去查一查歷史上那些退選的競選者，哪個不是因為缺錢而退選的？就說拜登吧，他有過2次競選總統的機會，分別是2007年和2016年，但都因為籌不夠錢而未能如願。
2007年拜登只籌集到1100萬美元，而當時即便是草根參選人桑德斯也募集到了2700萬美元。
2016年，時任副總統的拜登無疑是呼聲極高的民主黨人，可是他卻意外地在白宮玫瑰園宣佈自己不會參加大選。表面上是因為“自從兒子博·拜登去世後全家陷入悲傷”，其實真正的原因或者說主要的原因是籌不夠錢。“一個數字顯示了為什麼拜登不參加大選是明智的”，美國《時代》週刊網站以此為題稱，為了能夠趕上希拉里籌集的資金，拜登需要爭取3300萬美元現金，這還不算希拉里透過政治行動委員會和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籌集到的1600萬美元。“金錢政治”，拜登很無奈地承認，毫無限制的鉅額資金正湧入美國政治，對民主構成“根本性威脅”，只要數百個最富有的家族繼續掌控民主程序，普通中產家庭將永遠無法獲得奮鬥機會，需要為美華人民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
2020年，拜登之所以選擇哈里斯作為競選夥伴，一方面是為了爭取少數族裔和女性選民的選票，其實更重要的原因是哈里斯會籌錢，拜登競選團隊副經理Rufus Gifford曾在推特上發文稱，自哈里斯被宣佈為拜登的副總統競選搭檔以來，他們在48小時內便籌款4800萬美元，平均每小時籌款100萬美元。
根據OpenSecrets的統計，華爾街證券和投資行業給拜登的捐款是給特朗普的5倍。
根據美國非政府組織敏感政治問題研究中心的統計資料，進入21世紀以來，美國總統大選的花費屢創新高，2004年40億美元，2008年50億美元，2012年60億美元，2016年70億美元，2020年最終花費將達到140億美元，是上一屆的2倍。
“金錢是政治的母乳”，美國加州前州議會領袖傑西·安若這麼一句不經意的玩笑，卻因犀利而精準的表達而廣為流傳，成為今天每每論及競選財政都會引用的名言。還有一位前總統競選經理馬克·漢納更是不加掩飾地坦言：“要贏得選舉，需要兩個東西，一是金錢，第二個我就記不得了。”
以前美國法律對每個競選週期內個人對聯邦候選人的捐款是有限額的，但美國聯邦最高法院2014年做出裁定，取消個人對聯邦候選人及政黨參與競選活動最高捐款總額的上限，這意味著富人可以沒有限制地向自己支援的政客捐款。
●競選承諾？投桃報李“金主”
美國選舉為何變成“燒錢”的遊戲？主要花在大量的廣告、演講等宣傳造勢上，你得讓選民認識你，博取相當的知名度；必須宣傳你的思想主張，尤其是競選承諾，這是獲得投票支援甚至勝選的根本砝碼。你說當選後要給選民們減稅、發紓困補貼，把大家忽悠高興了，都投你的票。至於兌不兌現、能兌現多少，則是另一碼事。
有學者專門針對美國總統競選承諾的兌現情況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平均兌現率為67%，而且隨著“金錢政治”的不斷嚴重，兌現率呈不斷下降的趨勢。從伍德羅·威爾遜美國第28任總統到吉米·卡特第39任總統，承諾平均兌現率為75%，之後越來越低。到奧巴馬第44任總統，有533項承諾，兌現率48%，部分兌現28%，未兌現24%；再到特朗普第45任總統，一共許下280多項承諾，在60項主要承諾中，僅兌現35%，未兌現43%，妥協22%。調查顯示，有83%的選民認為美國總統未能兌現諾言，很多所謂的“競選承諾”只是為了爭取特定選民群體的華美言辭，而非具體執行目標。
對一般選民的承諾可以不兌現，但是對政治捐款人必須“投桃報李”，要知道“資本”的本質是“逐利”，富人們的政治捐款不是白給的，而是追求最大利益回報。當選總統手中握有眾多政治資源，除了政策傾向輸送利益外，把某些官位奉送給那些為自己的競選大掏腰包的富翁也是划算的“買賣”。
在政治捐款人中，大金主和超級籌款人特別重要，大多數超級籌款人得到內閣職位或成為顧問，最濫的任命莫過於美國駐外大使了。根據美國外交服務協會的統計，美國政府任命大金主擔任駐外大使已經成為一種傳統，尼克松和克林頓任命大使中的30%都是政治捐款人，特朗普任命的189個大使職位超過半數是他的高額捐款者，其政治化任命比例創下歷史紀錄。有些人選常常因缺乏資歷和才能而引人注目，有些荒唐行為甚至惹出外交麻煩或成為笑柄，比如美國駐冰島大使傑弗裡·羅斯·岡特——一名面板病專家和共和黨主要的捐款者——變得對自己的安全非常多疑，他要求攜帶一把槍，而且要求不管去哪兒都要乘坐裝甲車；美國駐英國大使、支援特朗普的億萬富豪伍迪·約翰遜因發表種族主義和性別歧視言論受到國務院督察長辦公室調查；出任美國駐南非大使拉娜·馬克斯——一名手提包設計師和特朗普海湖莊園俱樂部的成員——發推文中稱呼兒子為自己的“幕僚長”；美國駐馬耳他大使克里斯蒂娜·託雷蒂曾因在前夫醫生辦公室“放置滿是彈孔的靶紙”而被施以限制令……
共和黨總統里根、老布什以及小布什均不同程度接受了石油等能源公司的鉅額捐助，作為回報，里根任內推動取消石油、汽油等的價格管制，而布什父子則先後發動了兩場伊拉克戰爭，最終將這個石油儲量世界第五的國家控制在手，不但滿足了美國石油產業驚人的海外利益，還兼顧起了大軍火商的好惡。小布什上任後旋即拒絕執行《京都議定書》，很大程度上也是出於對煤電油氣資源產業利益的回饋。民主黨總統克林頓和奧巴馬均接受了更多IT資訊科技產業的財政支援，前者上任後積極推動資訊高速公路等計劃，吹響了美國“新經濟”號角，後者則極為重視網路傳媒的發展普及，身體力行地將其運用於政治動員與競選當中。
有統計顯示，在最近幾個選舉週期中，絕大部分的個人政治捐款竟來自佔全美人口4%的最富有者。換言之，富人透過金錢選舉得到了更多的政治話語權，形成了“寡頭政治”，極大地扭曲了“一人一票”這一現代選舉的基本準則，玷汙了民主的精神實質。這些壟斷精英不僅控制了國家財富，而且還透過向民主共和兩黨提供鉅額資助、介入選舉，晉升為主宰國家政治生活的“寡頭”。
美國的金錢政治除了體現在選舉過程中，還有一種花樣就是“政治遊說活動”，它是美國政治過程的一個環節，是各個利益集團發揮影響的合法形式，說到底就是“花小錢賺大錢”。各種利益集團僱用說客，對國會議員及其助手進行遊說，影響法案的制定和修改，謀求自身利益。1998年，當國會準備制定針對菸草業的限制法案時，各菸草公司投入6740萬美元遊說費用，大肆開展遊說活動，最終阻止了這項由亞利桑那州共和黨議員提出的議案，保住了菸草業的龐大利益；2005年，醫藥業的年遊說費用為3.25億美元，但從布什政府透過的有關法案中受益1390億美元……
根據聯合國極端貧困與人權問題特別報告員2018年5月釋出的報告，美大陸閣成員財富總額達43億美元，政府已經成為富豪的代言人。
皮尤研究中心最近一項針對美國民主和政治體制的調查顯示，民眾普遍對美國政治持悲觀態度，53%的受訪者認為美國沒有做到“尊重所有人的權利和自由”，55%的受訪者認為目前美國的民主“很薄弱”，68%的受訪者認為美國的民主正在“變得越來越弱”。
●三權分立？那只是“傳說”
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一向被認為是美國民主政體制度設計的核心內容之一，甚至被奉為根治權力腐敗的“治國神器”。其實，三權分立的“分立”並不是絕對的，甚至從來就沒有真正“分立”過，因此對權力的監督制約也是非常有限的。
三權分立的開山鼻祖孟德斯鳩，創立這一理論使用的樣本是英國憲法，而英國憲法本身就不存在絕對的三權分立，因此他推匯出來的理論也並不要求三權完全分立。
《聯邦黨人文集》指出：從美國各州憲法三權分立的實踐看，我們會發現，儘管這個原理使用的是強調的、有時甚至是絕對的字句，但是這幾個權力部門卻沒有一個絕對分立的例項。
有學者認為，三權中最強勢的是立法權，好比一隻老虎，想要防止它危害其他小動物，就必須去除它鋒利的牙齒，但同時必須保留它鋒利的爪子，因為那是它對其他動物的威懾，或者在受到其他動物威脅時用於自衛。
其實，三權分立在實際執行中早已遠離其初心，淪為一個事實上的“黨爭利益”工具。美國民主共和兩黨互相爭權奪利，甚至“大打出手”，互相監督演變成了互掐，互相制約演變成了互相拆臺，形成嚴重內耗，導致政府決策議而不決，決而不行，行政效率低下，給國家長遠建設和人民福祉造成不利影響。
而且，通常贏得總統選舉所在政黨在“三權分立”中取得絕對權力優勢，形成事實上的專制“獨裁”。特朗普執政期間，一口氣塞進美國聯邦最高法院3名保守派大法官，使得支援共和黨的保守派以6:3佔絕對優勢，共和黨實際控制了“三權”中的“二權半”：行政權，司法權，立法權共和黨佔據參議院多數，“三權分立”的平衡被徹底打破。因此特朗普為籌措美墨邊境隔離牆建設資金，宣佈進入“國家緊急狀態”，繞過國會，動用80億美元資金用於修建邊境牆，其中挪用軍事建設經費36億美元，卻被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裁定“合法”，而全世界都知道特朗普在違法！
如今拜登總統上任了，國會參眾兩院都是民主黨佔多數，民主黨實際控制了“三權”中的“二權”——行政權和立法權，這就為拜登未來專制獨裁、實現民主黨利益最大化創造了條件。
●言論自由？請總統“閉嘴”
美國憲法修正案第一條明確規定：“國會不得制定關於下列事項的法律：確立國教或禁止宗教活動自由；剝奪言論或出版自由；剝奪人民和平集會和向政府訴冤請願的權利。”從表面上看，在美國確實有充分的言論自由，你可以罵總統，可以自由集會遊行，甚至“焚燒國旗”也被作為言論自由的內容受到法律保護……
可是，在美國有真正的言論自由嗎？
2021年1月6日美國發生的示威抗議暴力衝擊國會山活動，徹底暴露了美國言論自由的虛偽，全美主流媒體以超出全世界人民想象力的步調一致，封鎖了在任總統特朗普及其支持者7萬多個賬號，美國三大社交媒體巨頭推特、臉書和油管先後對特朗普的社交賬戶採取禁言封號或刪除影片等行動，推特還發布宣告稱，若特朗普繼續違規，將被永久封號……在任總統尚且沒有言論自由，何況小老百姓呢？
眾所周知，美國的媒體都是資本家辦的，他們才不管你什麼言論自由，他們眼中只有利益。問題的關鍵在於在這個事件中，特朗普總統煽動支持者衝擊國會山的言論直接危及了資本家的根本利益，逼迫資本大佬們從後臺跳到前臺，要知道每一個國會代表後面都站著一個或數個資本家，他們是資本家花大錢買來的代表資格、代表著資本家的根本利益，衝擊國會就直接觸碰了資本家的利益“紅線”，所以禁言沒商量。
說到底，美國的所謂民主政治，只不過是一塊資本逐利的“遮羞布”，所謂民主選舉產生的政府其實就是資本的傀儡。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以及“1·6”暴力衝擊國會山作為標誌性事件，徹底暴露了美國民主政治的“利益”本質，而美華人民永遠是被利用的工具。
可悲的是，大多數美華人民仍然執迷不悟，在遭受四年一次“民主強暴”中，變得越來越麻木不仁和習以為常。
美國政府一向把自己標榜為世界民主的“先進代表”、自由的“燈塔”，人們從很多著作中瞭解到的也是這樣的說辭，比如被認為最具權威的法國作家托克維爾的《論美國的民主》就是這麼說的：“美國準確意義上的統治者是民眾，民眾就像上帝掌管宇宙一樣掌管著美國政府”，“美國各階層的政府，都不得不竭盡所能迎合自己的主子——民眾，美國行政官員的特權比獨裁製條件下更大，但是民眾斷然不會擔心他們會濫用權力”。老夫曾經甚至天真地認為，美國民眾就是透過選舉掌管著政府的命運，“一張選票”是駕馭政府的“韁繩”，“迫使”政府和政府官員“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那麼，現實情況又是怎樣的呢？
●民主選舉？“燒錢”的遊戲
近日跟一位美國朋友聊天，我跟他開玩笑：你怎麼不去競選總統？害得兩個七老八十的老頭打得焦頭爛額……他回敬我：你以為總統是那麼好競選的，要花大把錢，完全是用錢砸出來的！誰砸錢多誰就贏！
他提醒我去查一查歷史上那些退選的競選者，哪個不是因為缺錢而退選的？就說拜登吧，他有過2次競選總統的機會，分別是2007年和2016年，但都因為籌不夠錢而未能如願。
2007年拜登只籌集到1100萬美元，而當時即便是草根參選人桑德斯也募集到了2700萬美元。
2016年，時任副總統的拜登無疑是呼聲極高的民主黨人，可是他卻意外地在白宮玫瑰園宣佈自己不會參加大選。表面上是因為“自從兒子博·拜登去世後全家陷入悲傷”，其實真正的原因或者說主要的原因是籌不夠錢。“一個數字顯示了為什麼拜登不參加大選是明智的”，美國《時代》週刊網站以此為題稱，為了能夠趕上希拉里籌集的資金，拜登需要爭取3300萬美元現金，這還不算希拉里透過政治行動委員會和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籌集到的1600萬美元。“金錢政治”，拜登很無奈地承認，毫無限制的鉅額資金正湧入美國政治，對民主構成“根本性威脅”，只要數百個最富有的家族繼續掌控民主程序，普通中產家庭將永遠無法獲得奮鬥機會，需要為美華人民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
2020年，拜登之所以選擇哈里斯作為競選夥伴，一方面是為了爭取少數族裔和女性選民的選票，其實更重要的原因是哈里斯會籌錢，拜登競選團隊副經理Rufus Gifford曾在推特上發文稱，自哈里斯被宣佈為拜登的副總統競選搭檔以來，他們在48小時內便籌款4800萬美元，平均每小時籌款100萬美元。
根據OpenSecrets的統計，華爾街證券和投資行業給拜登的捐款是給特朗普的5倍。
根據美國非政府組織敏感政治問題研究中心的統計資料，進入21世紀以來，美國總統大選的花費屢創新高，2004年40億美元，2008年50億美元，2012年60億美元，2016年70億美元，2020年最終花費將達到140億美元，是上一屆的2倍。
“金錢是政治的母乳”，美國加州前州議會領袖傑西·安若這麼一句不經意的玩笑，卻因犀利而精準的表達而廣為流傳，成為今天每每論及競選財政都會引用的名言。還有一位前總統競選經理馬克·漢納更是不加掩飾地坦言：“要贏得選舉，需要兩個東西，一是金錢，第二個我就記不得了。”
以前美國法律對每個競選週期內個人對聯邦候選人的捐款是有限額的，但美國聯邦最高法院2014年做出裁定，取消個人對聯邦候選人及政黨參與競選活動最高捐款總額的上限，這意味著富人可以沒有限制地向自己支援的政客捐款。
●競選承諾？投桃報李“金主”
美國選舉為何變成“燒錢”的遊戲？主要花在大量的廣告、演講等宣傳造勢上，你得讓選民認識你，博取相當的知名度；必須宣傳你的思想主張，尤其是競選承諾，這是獲得投票支援甚至勝選的根本砝碼。你說當選後要給選民們減稅、發紓困補貼，把大家忽悠高興了，都投你的票。至於兌不兌現、能兌現多少，則是另一碼事。
有學者專門針對美國總統競選承諾的兌現情況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平均兌現率為67%，而且隨著“金錢政治”的不斷嚴重，兌現率呈不斷下降的趨勢。從伍德羅·威爾遜美國第28任總統到吉米·卡特第39任總統，承諾平均兌現率為75%，之後越來越低。到奧巴馬第44任總統，有533項承諾，兌現率48%，部分兌現28%，未兌現24%；再到特朗普第45任總統，一共許下280多項承諾，在60項主要承諾中，僅兌現35%，未兌現43%，妥協22%。調查顯示，有83%的選民認為美國總統未能兌現諾言，很多所謂的“競選承諾”只是為了爭取特定選民群體的華美言辭，而非具體執行目標。
對一般選民的承諾可以不兌現，但是對政治捐款人必須“投桃報李”，要知道“資本”的本質是“逐利”，富人們的政治捐款不是白給的，而是追求最大利益回報。當選總統手中握有眾多政治資源，除了政策傾向輸送利益外，把某些官位奉送給那些為自己的競選大掏腰包的富翁也是划算的“買賣”。
在政治捐款人中，大金主和超級籌款人特別重要，大多數超級籌款人得到內閣職位或成為顧問，最濫的任命莫過於美國駐外大使了。根據美國外交服務協會的統計，美國政府任命大金主擔任駐外大使已經成為一種傳統，尼克松和克林頓任命大使中的30%都是政治捐款人，特朗普任命的189個大使職位超過半數是他的高額捐款者，其政治化任命比例創下歷史紀錄。有些人選常常因缺乏資歷和才能而引人注目，有些荒唐行為甚至惹出外交麻煩或成為笑柄，比如美國駐冰島大使傑弗裡·羅斯·岡特——一名面板病專家和共和黨主要的捐款者——變得對自己的安全非常多疑，他要求攜帶一把槍，而且要求不管去哪兒都要乘坐裝甲車；美國駐英國大使、支援特朗普的億萬富豪伍迪·約翰遜因發表種族主義和性別歧視言論受到國務院督察長辦公室調查；出任美國駐南非大使拉娜·馬克斯——一名手提包設計師和特朗普海湖莊園俱樂部的成員——發推文中稱呼兒子為自己的“幕僚長”；美國駐馬耳他大使克里斯蒂娜·託雷蒂曾因在前夫醫生辦公室“放置滿是彈孔的靶紙”而被施以限制令……
共和黨總統里根、老布什以及小布什均不同程度接受了石油等能源公司的鉅額捐助，作為回報，里根任內推動取消石油、汽油等的價格管制，而布什父子則先後發動了兩場伊拉克戰爭，最終將這個石油儲量世界第五的國家控制在手，不但滿足了美國石油產業驚人的海外利益，還兼顧起了大軍火商的好惡。小布什上任後旋即拒絕執行《京都議定書》，很大程度上也是出於對煤電油氣資源產業利益的回饋。民主黨總統克林頓和奧巴馬均接受了更多IT資訊科技產業的財政支援，前者上任後積極推動資訊高速公路等計劃，吹響了美國“新經濟”號角，後者則極為重視網路傳媒的發展普及，身體力行地將其運用於政治動員與競選當中。
有統計顯示，在最近幾個選舉週期中，絕大部分的個人政治捐款竟來自佔全美人口4%的最富有者。換言之，富人透過金錢選舉得到了更多的政治話語權，形成了“寡頭政治”，極大地扭曲了“一人一票”這一現代選舉的基本準則，玷汙了民主的精神實質。這些壟斷精英不僅控制了國家財富，而且還透過向民主共和兩黨提供鉅額資助、介入選舉，晉升為主宰國家政治生活的“寡頭”。
美國的金錢政治除了體現在選舉過程中，還有一種花樣就是“政治遊說活動”，它是美國政治過程的一個環節，是各個利益集團發揮影響的合法形式，說到底就是“花小錢賺大錢”。各種利益集團僱用說客，對國會議員及其助手進行遊說，影響法案的制定和修改，謀求自身利益。1998年，當國會準備制定針對菸草業的限制法案時，各菸草公司投入6740萬美元遊說費用，大肆開展遊說活動，最終阻止了這項由亞利桑那州共和黨議員提出的議案，保住了菸草業的龐大利益；2005年，醫藥業的年遊說費用為3.25億美元，但從布什政府透過的有關法案中受益1390億美元……
根據聯合國極端貧困與人權問題特別報告員2018年5月釋出的報告，美大陸閣成員財富總額達43億美元，政府已經成為富豪的代言人。
皮尤研究中心最近一項針對美國民主和政治體制的調查顯示，民眾普遍對美國政治持悲觀態度，53%的受訪者認為美國沒有做到“尊重所有人的權利和自由”，55%的受訪者認為目前美國的民主“很薄弱”，68%的受訪者認為美國的民主正在“變得越來越弱”。
●三權分立？那只是“傳說”
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一向被認為是美國民主政體制度設計的核心內容之一，甚至被奉為根治權力腐敗的“治國神器”。其實，三權分立的“分立”並不是絕對的，甚至從來就沒有真正“分立”過，因此對權力的監督制約也是非常有限的。
三權分立的開山鼻祖孟德斯鳩，創立這一理論使用的樣本是英國憲法，而英國憲法本身就不存在絕對的三權分立，因此他推匯出來的理論也並不要求三權完全分立。
《聯邦黨人文集》指出：從美國各州憲法三權分立的實踐看，我們會發現，儘管這個原理使用的是強調的、有時甚至是絕對的字句，但是這幾個權力部門卻沒有一個絕對分立的例項。
有學者認為，三權中最強勢的是立法權，好比一隻老虎，想要防止它危害其他小動物，就必須去除它鋒利的牙齒，但同時必須保留它鋒利的爪子，因為那是它對其他動物的威懾，或者在受到其他動物威脅時用於自衛。
其實，三權分立在實際執行中早已遠離其初心，淪為一個事實上的“黨爭利益”工具。美國民主共和兩黨互相爭權奪利，甚至“大打出手”，互相監督演變成了互掐，互相制約演變成了互相拆臺，形成嚴重內耗，導致政府決策議而不決，決而不行，行政效率低下，給國家長遠建設和人民福祉造成不利影響。
而且，通常贏得總統選舉所在政黨在“三權分立”中取得絕對權力優勢，形成事實上的專制“獨裁”。特朗普執政期間，一口氣塞進美國聯邦最高法院3名保守派大法官，使得支援共和黨的保守派以6:3佔絕對優勢，共和黨實際控制了“三權”中的“二權半”：行政權，司法權，立法權共和黨佔據參議院多數，“三權分立”的平衡被徹底打破。因此特朗普為籌措美墨邊境隔離牆建設資金，宣佈進入“國家緊急狀態”，繞過國會，動用80億美元資金用於修建邊境牆，其中挪用軍事建設經費36億美元，卻被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裁定“合法”，而全世界都知道特朗普在違法！
如今拜登總統上任了，國會參眾兩院都是民主黨佔多數，民主黨實際控制了“三權”中的“二權”——行政權和立法權，這就為拜登未來專制獨裁、實現民主黨利益最大化創造了條件。
●言論自由？請總統“閉嘴”
美國憲法修正案第一條明確規定：“國會不得制定關於下列事項的法律：確立國教或禁止宗教活動自由；剝奪言論或出版自由；剝奪人民和平集會和向政府訴冤請願的權利。”從表面上看，在美國確實有充分的言論自由，你可以罵總統，可以自由集會遊行，甚至“焚燒國旗”也被作為言論自由的內容受到法律保護……
可是，在美國有真正的言論自由嗎？
2021年1月6日美國發生的示威抗議暴力衝擊國會山活動，徹底暴露了美國言論自由的虛偽，全美主流媒體以超出全世界人民想象力的步調一致，封鎖了在任總統特朗普及其支持者7萬多個賬號，美國三大社交媒體巨頭推特、臉書和油管先後對特朗普的社交賬戶採取禁言封號或刪除影片等行動，推特還發布宣告稱，若特朗普繼續違規，將被永久封號……在任總統尚且沒有言論自由，何況小老百姓呢？
眾所周知，美國的媒體都是資本家辦的，他們才不管你什麼言論自由，他們眼中只有利益。問題的關鍵在於在這個事件中，特朗普總統煽動支持者衝擊國會山的言論直接危及了資本家的根本利益，逼迫資本大佬們從後臺跳到前臺，要知道每一個國會代表後面都站著一個或數個資本家，他們是資本家花大錢買來的代表資格、代表著資本家的根本利益，衝擊國會就直接觸碰了資本家的利益“紅線”，所以禁言沒商量。
說到底，美國的所謂民主政治，只不過是一塊資本逐利的“遮羞布”，所謂民主選舉產生的政府其實就是資本的傀儡。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以及“1·6”暴力衝擊國會山作為標誌性事件，徹底暴露了美國民主政治的“利益”本質，而美華人民永遠是被利用的工具。
可悲的是，大多數美華人民仍然執迷不悟，在遭受四年一次“民主強暴”中，變得越來越麻木不仁和習以為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