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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看圖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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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國學小鳥
謝謝邀請。一我覺得這是一種很正常的心理,但也分情況而定。多數人對反派都會產生一種輕度崇拜感,然後隨著劇情發展而喜歡上這個角色。二早期影視作品中反派角色臉譜化明顯,壞人就是壞人,窮兇極惡,陰險狡詐,讓人一眼就能認出來。三人們對正派要求總比較高,當正派太完美無缺時會被挑剔,而當正派做了一點不合規範的事又會被罵出格。而對反派道德要求低,因為反派幹壞事是理所當然的。四人物個性鮮明,讓你情不自禁,也許反派的性格是隱匿在你心中無法釋放的點,看到他也許你會有共鳴。這是我的觀點,不當之處,望指正。
時隔十二年,當那個頭戴鋼盔的黑色身影又一次伴隨著深沉的呼吸,出現在星戰系列電影《俠盜一號》中時,無數年過半百的粉絲在熒幕前溼了眼眶。
達斯·維達,這個自1977年星球大戰系列電影第一部《新希望》中橫空出世,近半個世紀以來一直雄踞各種虛擬宇宙角色排行榜榜首的人物,可能是流行文化歷史上第一個人氣蓋過所有正面主角的超級反派(Supervillain)。
《俠盜一號》中的達斯·維達
自達斯·維達開始,在眾多超級英雄宇宙和科幻電影中,開始出現反派角色人氣逐漸蓋過正面主人公的傾向。從《沉默的羔羊》中的漢尼拔博士,到《雷神》中的邪神洛基,每一個我們所熟知的虛擬宇宙中,一定都存在著這樣一個令粉絲頂禮膜拜的超級反派。
為什麼我們會如此熱愛這些本該被觀眾憎惡的反派?
人類對反派的熱愛從很早以前就開始了。《埃涅阿斯紀》中死於疆場的盧杜裡之王圖努斯和《聖經》中用一碗紅豆湯騙取哥哥長子名分的雅各,都是行反派之事而飽受讀者同情的角色。當德古拉伯爵、劇院Wraith、弗蘭肯斯坦這些兩個世紀前哥特羅曼史和幻想小說中的經典反派角色不斷被翻拍重新演繹時,有誰還記得書中唯唯諾諾的正面角色姓甚名誰呢?
電影《歌劇Wraith》中的劇院Wraith
然而,這種對反派的熱愛並非一以貫之。越來越受我們喜愛的(我估且稱之為)“現代反派”,與傳統作品中的“古典反派”有著本質的不同。在經典的“反派三分法”中,古典反派是純粹的邪惡象徵(The Evil),他們壞事做盡,生來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與主角作對,所以其行為是可被預測的。你很難喜歡上《梁山伯與祝英臺》中的官二代馬文才,也不會同情《美女與野獸》中的村霸加斯通,古典反派的唯一作用就是代替命運與階層,成為破壞一切美好幸福的真兇。
隨著時代觀念的改變,角色在變,觀眾也在變化。人們對正義與邪惡的定義不再像古典時代那樣極端,多元價值觀被廣泛接受,非黑即白的二元價值觀中出現了越來越多的灰色空間。許多經典故事被重新演繹,人人喊打的古典反派也逐漸變成了飽受同情的現代反派。《沉睡魔咒》從截然相反的角度詮釋了《睡美人》中邪惡女巫的心酸經歷,星戰前傳三部曲講述了達斯·維達如何從前途光明的天選之子一步步墮入黑暗面。越來越多的反派開始擔任作品主角,無論是《教父》三部曲、美劇《漢尼拔》、還是遊戲《GTA》,正邪的界限越來越模糊,反派也越來越受到觀眾的熱愛。
有一種說法認為,這種臉譜化的邪惡反派形象是從宗教改革才開始的出現的。在希臘神話中,英雄與反派的界限並不明顯,所有存在都是可被理解的,造成不幸的只有命運。然而,宗教改革時代,加爾文主義者改變了希臘羅馬傳統,為了攻擊異己,將對手天主教描繪成絕對邪惡的反派。這種臉譜化的惡人形象被認為是政治性宣傳所獨有的特徵,所以我們能在政治而非文學作品中看到更多的刻板反派形象。
歐比旺·克諾比悖論:“只有西斯才認為非善即惡。”
與代表絕對邪惡的古典反派不同,在反派三分法中,備受觀眾熱愛的現代反派是被誤導或誤解的英雄(The Misguided)。為了賦予反派足夠的行為動機和人性,使故事更具可讀性,人物形象更加立體,創作者們往往會為反派們書寫悲慘的過去。從《蝙蝠俠》中對司法正義喪失信心的“雙面人”哈維·登特,到《X戰警》中納粹集中營的倖存者“萬磁王”馬克思·艾森哈特,是社會體制和命運不公造成了他們極端的人格,他們是人間樂園的犧牲品。沒有什麼比這種令人心痛的反差更能激起觀眾的同情心。
這種在正邪之間的掙扎不僅讓反派角色變得有趣,還讓他們顯得更可靠,更真實,因為他們正如現實生活中的我們一樣,每天都在經歷痛苦的掙扎。反派之所以成為反派的故事,像是把童話生生打碎在觀眾面前,把我們沒有意識到或不忍捅破的生活的殘忍掰開拿給你看。當我們瞭解到反派們令人心碎的過去後,自然就會倒向原本“邪惡”的一邊。
童年在集中營的經歷塑造了萬磁王的政治立場
還有一種“被誤解”的反派,他們雖然沒有悲慘的過去,卻是為了實現更偉大的美好(The Greater Good)而燒殺擄掠。在漫威電影《復仇者聯盟》中,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奧創為了使人類進化的更為完美從而有能力對應日後的天災,決定推動人類進行“自然選擇”並“優勝劣汰”,堪稱超級英雄宇宙中的馬爾薩斯。這幾乎和DC漫畫《守望者》中“法老王”阿德里安·維特的做法如出一轍:“想要世界和平,必須做出犧牲。”正是懷著這種對於人類偉大的博愛,才讓法老王傾盡家產,炸平紐約只為阻止核戰發生。
法老王和奧創所擔負的角色正是(自封的)人類幸福的“總設計師”,他們秉承邊沁的功利主義哲學,認為個體幸福可以透過數學計算求得最大化,為了集體利益犧牲一小部分個體是可以接受的。他們會毫不猶豫的扳動鐵道扳手,或者把胖子推下鐵軌。在《內戰》漫畫中,美國隊長與鋼鐵俠針對註冊法案產生的分歧,正是幾百年來康德主義和邊沁主義對於“火車困境”辯論的延續。
電影《守望者》的法老王海報:“想要世界和平,必須做出犧牲。”
行善不需動機,作惡才需理由。反派角色與生俱來的深度和黑暗,給了編劇們無限的創作空間,這種深刻的背景和獨立故事線,使得反派角色更加複雜、深刻、立體、當然也更加迷人。在當代作品中,反派往往成為編劇著墨最多、藝術性最強的角色,在這些“害群之馬”的襯托下,英雄形象反倒會顯得相當簡單平面。
反派三分法中的最後一種型別,通常被視為最頂級的反派——混沌型反派(The Chaotic)。邪惡型反派可被預測,誤入歧途型反派具有人性,而混沌型反派則是虛無本身。作為混沌型反派最知名的代表,小丑不斷挑戰著觀眾的認知極限,他破壞是為了破壞本身,他不受正常人趨利避害理性邏輯的束縛,所以他的動機無法被理解,行為無法被預測,殺傷力也就更大。在諾蘭的《蝙蝠俠》電影中,管家阿爾弗雷德描述小丑的一段話精準的概括了混沌型反派的特徵:“有些人無法被邏輯理解,無法被金錢收買,無法被威脅、控制,無法與之談判。有些人就是想看世界毀滅。”
流行文化永遠是人類哲學的直觀反映。英雄代表當今時代下的政治正確,反派則代表著形形色色的異端價值觀,淋漓盡致地體現了那些不被主流社會認同的哲學觀念。在混沌型反派身上,你總能看到虛無、享樂與相對主義的身影。相比英雄們有時過於天真幼稚的理想與希望,反派們眼中的世界始終是世界最真實的樣子。他們是虛擬宇宙中的馬基雅維利,擁有最好的臺詞,不斷說出殘酷的箴言。
在《哈利波特與魔法石》中,某角色(防劇透)曾說過這樣一段話:“我當時還是一個傻乎乎的小夥子,對善惡是非有著一套荒唐的想法。是伏地魔指出了我的錯誤。世界上沒有什麼善惡是非,只有權力。” 反派的存在告訴我們,“三觀正”和“理中客”只是幼稚心靈的無知幻想,沒有絕對真理,只有哲學正規化的不斷更替。混沌型反派之所以偉大,正是因為他們逼著觀眾不斷去質疑“平等”、“民主”、“人權“等所謂“普世價值”的絕對真理性,引發我們關於倫理哲學和價值判斷最根本的思考。
除了以上三種典型反派迥然不同的特點,超人氣反派們也有一些共同特徵。
首先,智力與顏值是一切狂熱的基礎。在美漫中,超級英雄是宅男編劇們理想中的自我形象,他們往往因為意外事故生理變異,從瘦小的壁花少年變成胸肌碩大的型男。為了能與英雄分庭抗禮,反派則會被故意描繪的四肢簡單而智力超群,無意中迎合了當今社會對於體能的蔑視與對智力的崇拜,使反派相對英雄獲得了一種基於時代偏好的優勢。
這種“英雄長得像美國農民、反派長得像英國貴族”的外形設定在虛擬宇宙作品中根深蒂固,以至於在《俠盜一號》中飾演帝國軍官奧森·克倫尼克(反派)的演員本·門德爾森就表示:“我懷疑是不是每次帝國有高層職位空缺時,他們就會去皇家莎士比亞劇團找人頂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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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超人氣反派大多是真正的理想主義者,他們不達目標絕不罷手,有著遠超常人的執行能力和堅定的意志,屢敗屢戰,永不屈服於命運,其最核心的特徵——對自由的追求——使他們不是成了瘋子,就是成了傳奇。在超級英雄漫畫中,英雄是編劇和讀者的自我投射,雖然親切,有時的確顯得過於平凡普通,沒有主角光環加持,幾乎不可能在強大的反派面前活下去。與英雄相比,反派更能迎合人類內心深處對於絕對權威的崇拜渴望,這種強大的能力為反派們平添了一絲神性。
更重要的是,反派擁有一種浪子般放蕩形骸的氣質,這使他們更有魅力。在電影《秋日傳奇》中,循規蹈矩的大哥阿爾弗雷德質問放蕩不羈的小弟崔斯坦:“我遵守一切規則,包括神和人的,你什麼都不遵守,為什麼大家都喜歡你而不是我?”
這種對於浪子的普遍喜好,催生了另一種人氣角色型別——反英雄(anti-hero)。反英雄角色雖然也屬於英雄,但卻擁有反派的氣質:沒有道德限制,不考慮後果,比“小天使”(說難聽了叫“聖母”)般的英雄主角更酷更有型,《星球大戰》中的千年隼船長韓·索羅、《加勒比海盜》中的海盜船長傑克·斯伯洛都屬於這一型別。
在正傳三部曲中 韓·索羅是人氣僅次於達斯·維達的角色
弗洛伊德認為,人類具有潛在的反社會傾向,這些作惡的衝動則由於基本生存需求而被我們壓制。黑暗和死亡的氣息天生對人類具有誘惑力,恐懼、憤怒、焦慮這些情緒比幸福更能吸引刺激我們的感官,而這些情緒正與反派們如影隨形。我們對反派身上出其不意的神秘感和非凡邏輯的好奇,就是誘惑哈利·奎恩愛上小丑的契機,或許能夠解釋我們為什麼愛看聳人聽聞的社會新聞和變態殺人案、迷戀暴力恐怖電影和克蘇魯神話。現實中我們無法獲得的滿足,都在反派身上一一重現。
庫布里克在《發條橙》中展現了人類與生俱來的邪惡傾向
最後,對反派的熱愛也有它頗為實用的一面。
瑞士心理學家布洛在1912年提出了審美的“心理距離”說,即“認識到了主客體之間具有合適的距離,審美才能進行”。距離的存在讓我們解除了防禦心,可以迅速進入審美狀態,也讓反派變得無害。我們崇拜馮遠征的演技,但安家和依然是揮之不去的童年陰影,畢竟比起毀滅世界,家庭暴力離我們的距離實在太近了。虛擬宇宙中的反派離真實生活距離過於遙遠,這使它在為枯燥無味的生活平添刺激的同時,也讓現實生活顯得更加安全美好,使觀眾獲得一種心理補償。
在喬治·奧威爾的小說《上來喘口氣》中,平凡上班族主人公坐在火車裡,幻想著飛機攜帶炸彈投擲在路邊連綿起伏永無盡頭的房頂會是怎樣的情景。也許正是因為生活過於平淡,反派才會成為我們理想的化身,代替我們使地球爆炸,將我們從日復一日的痛苦中拯救出來。他們到底是英雄還是反派,似乎已經不再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