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中只有兩個人願意和瘋媽媽交流，第一個是紹興奶奶，她小腳卻承擔著香椿樹街牛奶站的全部工作，這麼大的工作量全壓在了她一個人身上，且不論她的工作量是否繁重，單單就這雙不便行走的小腳就給她造成了諸多的不便和障礙，紹興奶奶生活不易、十分辛苦。可在她遇到瘋媽媽之後，首先質問她怎麼不好好待在家裡反而在外邊，當瘋媽媽說到橋上吹風之後，紹興奶奶抱著嘲諷地語氣說：“熱什麼熱，吹什麼風，我看你是怕這件旗袍在在箱子裡發黴，非要穿出來開展覽會”，十分尖酸刻薄，此時在別人眼裡並沒有多麼優越的紹興奶奶像是站在了制高點一樣，對瘋媽媽進行著制裁和批評教育，如果說瘋媽媽此時看來是卑微的，那麼紹興奶奶同樣卑微且可憎。
接下來紹興奶奶做了一件更為骯髒齷齪的事，在她表面義正言辭實則無恥卑鄙地謾罵批評瘋媽媽穿著不適宜時，她發現了瘋媽媽身上佩戴著的胸針——一根金條換來的做工繁瑣的胸針，上面鑲著數顆寶石，此時紹興奶奶醜態畢露——“紹興奶奶定神一看，就怔在那兒了，好像受了驚……過了一會兒紹興奶奶清醒了，一清醒就衝過來捉瘋媽媽的肩膀”，活脫像極了葛朗臺看到女兒梳妝匣時的貪婪醜態。她以“知道”瘋媽媽家底不好，擔心她把胸針丟掉，所以代為保管的藉口，說是第二天要交給瘋媽媽的女兒素素，強行解下了瘋媽媽的胸針，之後“從牛奶瓶上揭下一張封紙，把胸針包好了塞在懷裡”並且“警惕地向四周一望，並沒有發現壞人，便鬆口氣”，接著用牛奶車頂著瘋媽媽把她往橋下推，讓她回家。
至此紹興奶奶完成了她搶劫瘋媽媽的整個過程，像搶走瘋媽媽的小羊皮靴子、高跟鞋、翡翠手鐲、長筒絲襪那些無恥的人一樣，他們永遠不會歸還這些東西，否則瘋媽媽不可能在他們歸還之後還把她最鍾愛的東西不裝扮在自己身上。可恥的是，像紹興奶奶這類本就同為弱者卻反過來欺凌瘋媽媽，還假借善意仁義的藉口，太過寡廉鮮恥。
第二個人是崔文琴，香椿樹街衛生所裡的年輕醫生，容貌出眾在整個城北地區比較受矚目。她對瘋媽媽的美貌多有讚歎，可她所有的關注點和興趣點都在瘋媽媽的穿著——“她什麼都敢穿，穿什麼都好看”，最為關鍵的是，就像她的同事所說“那樣的旗袍，你有了也不敢穿”，作為受矚目的女性、衛生局幹部的妻子，崔文琴在穿著上多有顧忌，即使她自己非常喜歡的衣服款式也不能穿在身上，她多次找李裁縫做衣服但每次做好了都不穿。
她本身也是弱者，因為外界的眼光和評論而無法獲得自己真正喜歡的事物，同樣悲哀。當她看到瘋媽媽，一眼看見的是白絲絨旗袍，當她得知紅絲絨也可以做旗袍時，興奮的立刻去買了紅絲絨來找瘋媽媽，要瘋媽媽和她到裁縫處做個樣子，瘋媽媽最後在崔文琴答應給她黑金花絲巾之後和崔文琴一起去了裁縫鋪。當裁縫量完尺寸之後提出要拆掉瘋媽媽的一個釦子時，崔文琴選擇了先滿足自己，讓裁縫拆掉了瘋媽媽的一個釦子。即使李裁縫強調這件旗袍是瘋媽媽的命，拆掉之後對瘋媽媽打擊太大，崔文琴毅然選擇拆。
至此，崔文琴完成了她對瘋媽媽的劫掠，瘋媽媽最為看重的僅有一件的白絲絨旗袍也被人毀壞，紹興奶奶和崔文琴直接摧毀了瘋媽媽的精神世界。瘋媽媽始終是被戕害受損的物件，紹興奶奶、崔文琴只是眾多人的縮影而已，類似搶胸針、拆紐扣這樣的事之前早已不知上演多少次。
瘋媽媽對於和人溝通交往有強烈的渴望，可大多數人卻不耐煩不搭理她，即使有人去和她說話，也不過是紹興奶奶、崔文琴這類卑微無恥之人，假借仁義的藉口，幹著下賤的勾當，將自己的滿足、舒心建立在別人的痛苦、煎熬之上，甚至為滿足一己私慾而毀掉他人所愛，實在可憎。瘋媽媽的瘋是周圍環境的產物，是同為弱小的人的欺凌和損害所致。
《橋上的瘋媽媽》成功地塑造了瘋媽媽這一被戕害受損的人物形象，其中同為艱難生活中的弱者紹興奶奶對於瘋媽媽的搶劫損傷，愛美卻不得“美”的崔文琴對於瘋媽媽摯愛旗袍的毀壞，讓我們看到了一出雖同為女性，但對於更弱小的那一方的欺凌與戕害的悲劇，“女人何必為難女人”不僅如此，生活本就不易，為何還要為難彼此？！可悲可憎。
小說中只有兩個人願意和瘋媽媽交流，第一個是紹興奶奶，她小腳卻承擔著香椿樹街牛奶站的全部工作，這麼大的工作量全壓在了她一個人身上，且不論她的工作量是否繁重，單單就這雙不便行走的小腳就給她造成了諸多的不便和障礙，紹興奶奶生活不易、十分辛苦。可在她遇到瘋媽媽之後，首先質問她怎麼不好好待在家裡反而在外邊，當瘋媽媽說到橋上吹風之後，紹興奶奶抱著嘲諷地語氣說：“熱什麼熱，吹什麼風，我看你是怕這件旗袍在在箱子裡發黴，非要穿出來開展覽會”，十分尖酸刻薄，此時在別人眼裡並沒有多麼優越的紹興奶奶像是站在了制高點一樣，對瘋媽媽進行著制裁和批評教育，如果說瘋媽媽此時看來是卑微的，那麼紹興奶奶同樣卑微且可憎。
接下來紹興奶奶做了一件更為骯髒齷齪的事，在她表面義正言辭實則無恥卑鄙地謾罵批評瘋媽媽穿著不適宜時，她發現了瘋媽媽身上佩戴著的胸針——一根金條換來的做工繁瑣的胸針，上面鑲著數顆寶石，此時紹興奶奶醜態畢露——“紹興奶奶定神一看，就怔在那兒了，好像受了驚……過了一會兒紹興奶奶清醒了，一清醒就衝過來捉瘋媽媽的肩膀”，活脫像極了葛朗臺看到女兒梳妝匣時的貪婪醜態。她以“知道”瘋媽媽家底不好，擔心她把胸針丟掉，所以代為保管的藉口，說是第二天要交給瘋媽媽的女兒素素，強行解下了瘋媽媽的胸針，之後“從牛奶瓶上揭下一張封紙，把胸針包好了塞在懷裡”並且“警惕地向四周一望，並沒有發現壞人，便鬆口氣”，接著用牛奶車頂著瘋媽媽把她往橋下推，讓她回家。
至此紹興奶奶完成了她搶劫瘋媽媽的整個過程，像搶走瘋媽媽的小羊皮靴子、高跟鞋、翡翠手鐲、長筒絲襪那些無恥的人一樣，他們永遠不會歸還這些東西，否則瘋媽媽不可能在他們歸還之後還把她最鍾愛的東西不裝扮在自己身上。可恥的是，像紹興奶奶這類本就同為弱者卻反過來欺凌瘋媽媽，還假借善意仁義的藉口，太過寡廉鮮恥。
第二個人是崔文琴，香椿樹街衛生所裡的年輕醫生，容貌出眾在整個城北地區比較受矚目。她對瘋媽媽的美貌多有讚歎，可她所有的關注點和興趣點都在瘋媽媽的穿著——“她什麼都敢穿，穿什麼都好看”，最為關鍵的是，就像她的同事所說“那樣的旗袍，你有了也不敢穿”，作為受矚目的女性、衛生局幹部的妻子，崔文琴在穿著上多有顧忌，即使她自己非常喜歡的衣服款式也不能穿在身上，她多次找李裁縫做衣服但每次做好了都不穿。
她本身也是弱者，因為外界的眼光和評論而無法獲得自己真正喜歡的事物，同樣悲哀。當她看到瘋媽媽，一眼看見的是白絲絨旗袍，當她得知紅絲絨也可以做旗袍時，興奮的立刻去買了紅絲絨來找瘋媽媽，要瘋媽媽和她到裁縫處做個樣子，瘋媽媽最後在崔文琴答應給她黑金花絲巾之後和崔文琴一起去了裁縫鋪。當裁縫量完尺寸之後提出要拆掉瘋媽媽的一個釦子時，崔文琴選擇了先滿足自己，讓裁縫拆掉了瘋媽媽的一個釦子。即使李裁縫強調這件旗袍是瘋媽媽的命，拆掉之後對瘋媽媽打擊太大，崔文琴毅然選擇拆。
至此，崔文琴完成了她對瘋媽媽的劫掠，瘋媽媽最為看重的僅有一件的白絲絨旗袍也被人毀壞，紹興奶奶和崔文琴直接摧毀了瘋媽媽的精神世界。瘋媽媽始終是被戕害受損的物件，紹興奶奶、崔文琴只是眾多人的縮影而已，類似搶胸針、拆紐扣這樣的事之前早已不知上演多少次。
瘋媽媽對於和人溝通交往有強烈的渴望，可大多數人卻不耐煩不搭理她，即使有人去和她說話，也不過是紹興奶奶、崔文琴這類卑微無恥之人，假借仁義的藉口，幹著下賤的勾當，將自己的滿足、舒心建立在別人的痛苦、煎熬之上，甚至為滿足一己私慾而毀掉他人所愛，實在可憎。瘋媽媽的瘋是周圍環境的產物，是同為弱小的人的欺凌和損害所致。
《橋上的瘋媽媽》成功地塑造了瘋媽媽這一被戕害受損的人物形象，其中同為艱難生活中的弱者紹興奶奶對於瘋媽媽的搶劫損傷，愛美卻不得“美”的崔文琴對於瘋媽媽摯愛旗袍的毀壞，讓我們看到了一出雖同為女性，但對於更弱小的那一方的欺凌與戕害的悲劇，“女人何必為難女人”不僅如此，生活本就不易，為何還要為難彼此？！可悲可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