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思想，綜合儒、釋、道三家。立身行事，則以儒家“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為指導思想。他的“兼濟”之志，主要是實行儒家的仁政，但也包括黃老之說、管蕭之術和申韓之法。他的“獨善”之心，吸取了老莊的知足、齊物、逍遙觀念和佛家的“解脫”思想。《自覺》二首其二說：“我聞浮圖教，中有解脫門。”求得身退心安，無所往而不適。當他受皇帝信任的時候，在政治上直言極諫，無所忌諱，敢作敢為，詩歌創作便積極反映民生疾苦，為補察時政服務；當他失去信任而不能有所作為時，便請求放外任或做分司閒官，遠嫌避禍，以詩、酒、禪、遊自娛，詩歌創作則主要表現個人感受。無論達和窮，他都離不開詩。
白居易一生不僅留下近３０００篇詩作，還提出了一整套詩歌理論。他把詩歌比作果樹，提出了“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與元九書》）的著名論點。情是詩的內容，言和聲是詩的表現形式，義是詩的社會效果。他分析了詩歌創作中的感情活動，說：“大凡人之感於事，則必動於情，然後興于嗟嘆，發於吟詠，而形於歌詩矣”（《策林》六十九）。又說：“樂者本於聲，聲者發於情，情者繫於政”（《策林》六十四）。認為情感活動並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緣起於社會生活中的“事”，密切聯絡於當時代的“政”。因而，詩歌創作不能脫離現實，必須來源於生活，取材於現實生活中的各種事件，反映著一個時代的社會政治狀況。
白居易繼承了中國古代一貫以《詩經》為主旨的比興美刺的傳統詩論，十分強調詩歌的現實內容和社會作用。他說：“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與元九書》）。又說：“為詩意如何？六義互鋪陳；風雅比興外，未嘗著空文。”（《讀張籍古樂府》）所謂“為時”、“為事”，就是指“救濟人病，裨補時闕”。所謂“六義”、“風雅比興”，則是指詩歌指陳時政的美刺作用。由於當時社會黑暗和政治腐敗，他在“刺”中更著重“刺”的一面，強調詩歌批評社會政治的功能，要求“唯歌生民病”、“句句必盡規”（《寄唐生》），“上以紉王教”，“下以存炯戒”（《策林》六十八），指出“欲開壅敝達人情，先向歌詩求諷刺”（《采詩官》）。在他看來，詩歌創作只有發揮了這種功能，引起當權者的注意，對國家政治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起一點作用，才算達到了寫作目的，否則不過是些“嘲風雪，弄花草”的“空文”。與上述理論相適應，在詩歌表現方法上，他提出了一系列原則：
① “辭質而徑”，辭句質樸，不加文飾，表達直率，不繞彎子；
② “言直而切”，直書其事，不作隱諱，切近事理，說盡說透；
③ “事□而實”，內容真實 ，經得起查考，不說空話，不加虛誇；
④ “體順而肆”，文字流暢，容易上口吟誦，便於配樂傳唱（《新樂府序》）。他自己的一部分詩作，正是朝著這個方向去努力實踐的。
在中唐階級矛盾和統治階級內部矛盾十分尖銳的情況下，這種詩歌理論對促使詩人正視現實、關心民病，是有積極意義的。對大曆以來詩壇上逐漸偏重形式的詩風，也有針砭作用。但是，他過分強調詩歌創作服從現實政治需要，有時把詩歌變成押韻的諫章，又是不恰當的。有時他運用這種理論來批判謝靈運、陶淵明、謝□、李白等著名詩人，便不免顯得偏頗和狹隘，甚至連杜甫也只剩下三、四十首值得肯定的好詩（《與元九書》）。同樣，如果一味強調“辭質而徑”等詩歌的表現方法，勢必束縛詩歌藝術的創造，拘限詩歌風格的多樣，難免有淺率之弊，因而受到晚唐詩人杜牧及宋代一些詩人的批評。
白居易的思想，綜合儒、釋、道三家。立身行事，則以儒家“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為指導思想。他的“兼濟”之志，主要是實行儒家的仁政，但也包括黃老之說、管蕭之術和申韓之法。他的“獨善”之心，吸取了老莊的知足、齊物、逍遙觀念和佛家的“解脫”思想。《自覺》二首其二說：“我聞浮圖教，中有解脫門。”求得身退心安，無所往而不適。當他受皇帝信任的時候，在政治上直言極諫，無所忌諱，敢作敢為，詩歌創作便積極反映民生疾苦，為補察時政服務；當他失去信任而不能有所作為時，便請求放外任或做分司閒官，遠嫌避禍，以詩、酒、禪、遊自娛，詩歌創作則主要表現個人感受。無論達和窮，他都離不開詩。
白居易一生不僅留下近３０００篇詩作，還提出了一整套詩歌理論。他把詩歌比作果樹，提出了“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與元九書》）的著名論點。情是詩的內容，言和聲是詩的表現形式，義是詩的社會效果。他分析了詩歌創作中的感情活動，說：“大凡人之感於事，則必動於情，然後興于嗟嘆，發於吟詠，而形於歌詩矣”（《策林》六十九）。又說：“樂者本於聲，聲者發於情，情者繫於政”（《策林》六十四）。認為情感活動並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緣起於社會生活中的“事”，密切聯絡於當時代的“政”。因而，詩歌創作不能脫離現實，必須來源於生活，取材於現實生活中的各種事件，反映著一個時代的社會政治狀況。
白居易繼承了中國古代一貫以《詩經》為主旨的比興美刺的傳統詩論，十分強調詩歌的現實內容和社會作用。他說：“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與元九書》）。又說：“為詩意如何？六義互鋪陳；風雅比興外，未嘗著空文。”（《讀張籍古樂府》）所謂“為時”、“為事”，就是指“救濟人病，裨補時闕”。所謂“六義”、“風雅比興”，則是指詩歌指陳時政的美刺作用。由於當時社會黑暗和政治腐敗，他在“刺”中更著重“刺”的一面，強調詩歌批評社會政治的功能，要求“唯歌生民病”、“句句必盡規”（《寄唐生》），“上以紉王教”，“下以存炯戒”（《策林》六十八），指出“欲開壅敝達人情，先向歌詩求諷刺”（《采詩官》）。在他看來，詩歌創作只有發揮了這種功能，引起當權者的注意，對國家政治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起一點作用，才算達到了寫作目的，否則不過是些“嘲風雪，弄花草”的“空文”。與上述理論相適應，在詩歌表現方法上，他提出了一系列原則：
① “辭質而徑”，辭句質樸，不加文飾，表達直率，不繞彎子；
② “言直而切”，直書其事，不作隱諱，切近事理，說盡說透；
③ “事□而實”，內容真實 ，經得起查考，不說空話，不加虛誇；
④ “體順而肆”，文字流暢，容易上口吟誦，便於配樂傳唱（《新樂府序》）。他自己的一部分詩作，正是朝著這個方向去努力實踐的。
在中唐階級矛盾和統治階級內部矛盾十分尖銳的情況下，這種詩歌理論對促使詩人正視現實、關心民病，是有積極意義的。對大曆以來詩壇上逐漸偏重形式的詩風，也有針砭作用。但是，他過分強調詩歌創作服從現實政治需要，有時把詩歌變成押韻的諫章，又是不恰當的。有時他運用這種理論來批判謝靈運、陶淵明、謝□、李白等著名詩人，便不免顯得偏頗和狹隘，甚至連杜甫也只剩下三、四十首值得肯定的好詩（《與元九書》）。同樣，如果一味強調“辭質而徑”等詩歌的表現方法，勢必束縛詩歌藝術的創造，拘限詩歌風格的多樣，難免有淺率之弊，因而受到晚唐詩人杜牧及宋代一些詩人的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