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瑩
上海交通大學世界一流大學研究中心執行主任
美國國際高等教育專家阿特巴赫教授曾這樣描述世界一流大學:“誰都想要世界一流大學,每個國家都覺得不能沒有世界一流大學。但問題是既沒人知道什麼是世界一流大學,也沒人知道要怎樣做才能成為世界一流大學。”
儘管世界一流大學還沒有一個公認的簡潔定義,但對世界一流大學的特徵進行總結的文獻卻並不少,而且結論大同小異。這些總結中,世界銀行前高等教育主管薩爾米博士的提法比較直觀,他認為世界一流大學離不開人才會聚、充裕的資源、良好的治理三組要素,其中人才會聚包括優秀教員的會聚、優秀學生的會聚、優秀研究人員的會聚等,充裕的資源指大學從政府、學校基金、科研基金等渠道獲得了足夠支援優質教學環境和先進科研設施的經費,良好的治理則包括大學自治、學術自由、傑出領導、追求卓越的文化等。考察任意一所公認的世界一流大學,這些特徵都不難得到印證。
中國是最早提出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國家之一,上世紀90年代以來先後實施了“211工程”“985工程”等重點建設計劃,一批學校取得了很大的進步。近兩年,在科研產出規模和辦學經費等指標上,有若干所中國頂尖大學已經可以比肩世界一流大學;在重大原創性成果和高水平師資方面,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等少數學校也已經達到世界一流大學的門檻水平。
人才培養是大學的根本使命,世界一流大學培養的是領袖,是大師,是各行各業的拔尖人才。要做到這一點,不僅需要最有潛力的優秀生源,而且需要有一套與培養拔尖人才相適應的培養體系,這樣的培養體系應當以學生的個人發展為中心,以學生為本。而中國頂尖大學在改革人才培養模式上的投入和進展都不夠大,人才培養質量還達不到世界一流大學的水準。例如,國內許多大學在招聘新教師時將在國外大學取得博士學位作為前提條件,從一個側面說明中國頂尖大學培養的人才尚不能滿足中國大學自身建設世界一流的需求,而如何去培養領袖、大師更都還處在摸索階段。
世界一流大學的靈魂是追求真理、崇尚創新的大學文化,這種文化的基石是充分的辦學自主權和一套能夠激發人的創造力和活力的制度體系。而中國大學的執行管理還帶有計劃經濟時代的烙印和濃厚的行政色彩,一方面上級主管部門對大學工作管得過多、過細;另一方面大學在內部管理上仍然是行政權力主導。相比具體的科研管理改革和教學改革,基礎制度層面的改革所面臨的困難顯然更大,從目前來看不論是主管部門還是大學在這方面都還未能拿出切實有效的辦法。建設一套適應世界一流大學發展需要的宏觀管理體制和內部執行機制尚需時日,形成世界一流大學的文化則要付出更大的耐心。
上海交通大學世界一流大學研究中心執行主任程瑩博士接受《中國科學報》(11月19日,第5版面)時的專訪,向大家分享他對於這一高等教育界重大議題的感受和思考:
程瑩
上海交通大學世界一流大學研究中心執行主任
人才培養質量和制度文化的差距
美國國際高等教育專家阿特巴赫教授曾這樣描述世界一流大學:“誰都想要世界一流大學,每個國家都覺得不能沒有世界一流大學。但問題是既沒人知道什麼是世界一流大學,也沒人知道要怎樣做才能成為世界一流大學。”
儘管世界一流大學還沒有一個公認的簡潔定義,但對世界一流大學的特徵進行總結的文獻卻並不少,而且結論大同小異。這些總結中,世界銀行前高等教育主管薩爾米博士的提法比較直觀,他認為世界一流大學離不開人才會聚、充裕的資源、良好的治理三組要素,其中人才會聚包括優秀教員的會聚、優秀學生的會聚、優秀研究人員的會聚等,充裕的資源指大學從政府、學校基金、科研基金等渠道獲得了足夠支援優質教學環境和先進科研設施的經費,良好的治理則包括大學自治、學術自由、傑出領導、追求卓越的文化等。考察任意一所公認的世界一流大學,這些特徵都不難得到印證。
中國是最早提出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國家之一,上世紀90年代以來先後實施了“211工程”“985工程”等重點建設計劃,一批學校取得了很大的進步。近兩年,在科研產出規模和辦學經費等指標上,有若干所中國頂尖大學已經可以比肩世界一流大學;在重大原創性成果和高水平師資方面,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等少數學校也已經達到世界一流大學的門檻水平。
現階段,中國頂尖大學與世界一流大學之間的差距首先體現在人才培養質量上。
人才培養是大學的根本使命,世界一流大學培養的是領袖,是大師,是各行各業的拔尖人才。要做到這一點,不僅需要最有潛力的優秀生源,而且需要有一套與培養拔尖人才相適應的培養體系,這樣的培養體系應當以學生的個人發展為中心,以學生為本。而中國頂尖大學在改革人才培養模式上的投入和進展都不夠大,人才培養質量還達不到世界一流大學的水準。例如,國內許多大學在招聘新教師時將在國外大學取得博士學位作為前提條件,從一個側面說明中國頂尖大學培養的人才尚不能滿足中國大學自身建設世界一流的需求,而如何去培養領袖、大師更都還處在摸索階段。
世界一流大學的靈魂是追求真理、崇尚創新的大學文化,這種文化的基石是充分的辦學自主權和一套能夠激發人的創造力和活力的制度體系。而中國大學的執行管理還帶有計劃經濟時代的烙印和濃厚的行政色彩,一方面上級主管部門對大學工作管得過多、過細;另一方面大學在內部管理上仍然是行政權力主導。相比具體的科研管理改革和教學改革,基礎制度層面的改革所面臨的困難顯然更大,從目前來看不論是主管部門還是大學在這方面都還未能拿出切實有效的辦法。建設一套適應世界一流大學發展需要的宏觀管理體制和內部執行機制尚需時日,形成世界一流大學的文化則要付出更大的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