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在二戰前夕，日本政府為了調動社會的戰爭情緒，在全社會普遍開展了“千人針”運動，就是讓上戰場的男人的老婆，找一千個陌生的女子為自己的丈夫在一條“福帶”上各秀一針，據說可以擋子彈！

擋子彈不擋子彈不好說，但在調動日本國內地戰爭輿情方面，可謂是效果顯著，大家都覺得上戰場或者說支援自己的男人，或者說不給自己的男人上戰場設定障礙，就成為了一種愛國行為，這場運動的最大意義在於在日本的女人以及全社會中間進行了一次普及戰爭的教育。

他告訴人們要打仗了，而且還告訴人們採取什麼樣的行動才是合適的。不但如此，預感到終有一戰的日本人還當大陸的女人可勁生孩子，因為戰爭要死人，就需要日本女人多生孩子少種樹。

同時1還鼓勵女人走上街頭走向工廠，填補男人被徵調留下的用工空缺，以她們得實際行動支援戰爭，因此很快又看到了充斥滿女人的日本工廠，開足馬力的生產戰爭物資。

有人說美國丟到廣島長崎的原子彈造成了很多無辜平民的死亡，其實在日本政府的動員下，日本幾乎全民都被捲進了戰爭的機器，在這樣的情況下，原子彈炸死的，恐怕多多少少都是與戰爭相關的參戰分子，而不是冤死的平民吧！

日本在二戰時期對女性的教育只能用極端和變態來形容。

周所周知，日本在歷史上曾長期受到軍國主義控制，在二戰時期尤為嚴重。為了滿足日本擴張領土的需求，日本國內需要源源不斷地輸出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來維繫戰爭。但是在二戰時期，日本國內人口不過7000萬，是同時期華人口的六分之一，在絕大部分男性青壯年都已經被招入伍的情況下，隨著日本深陷戰爭泥潭，兵力開始捉襟見肘，日本不得不將注意力投向未成年人。

為了讓日本國內的小孩掌握必要的戰爭素養，日本在國民教育上可謂是煞費苦心。除了從小給孩子灌輸軍國主義思想之外，在行動上，日本對小孩子實行軍事化訓練和管理。在日本的學校裡，孩子手上拿著的不是書本和文具，取而代之的是軍刀和槍械。開始的時候，孩子到了成年才被推向戰場，但是隨著戰爭逐漸進入白熱化，由於兵力的需求量過大，日本不得不在法律上縮小成年的年齡限制，很多小孩十三四歲就走向戰場，變成殺人狂魔。

如果說男孩子身體素質尚好，出於戰爭的需求提前進入戰場也情有可原，那麼日本在教育女孩子這件事情上只能說是無恥之極。

其實早在二戰前的1932年，日本就頒佈了一個政令，叫做《高等女學校令》，這個政令中就規定，除了正常的學校課程之外，必須再加上一項“國民課”。這門課程的主要內容是關於如何將一名女性培養成日本法西斯的軍國之妻和軍國之母。這個政令的目的說白了，就是為了讓女孩子長大之後能夠更好地支援自己丈夫服務於軍國，生下孩子之後，能夠將孩子也培養成軍國需要的人才。必要的時候，女性就是犧牲自已的一切也要為軍國服務。

到了1941年的時候，日本在戰爭中已越陷越深，這就需要軍民擁有強大的意志力來維持戰爭的進行。具體到國民教育上，日本在學校開始推行一項舉措，那就是要求學校學生不分男女，全部必須赤身裸體上課。除此之外，學校還要求學生在冬天也赤身裸體行走，用冰雪擦拭身體，以此來鍛鍊意志。讓學生赤身裸體上課本已經夠無恥的了，更讓人大跌眼鏡的是，這一舉措居然得到了絕大多數國民的支援，真是奇葩之極！

隨著大量的男性勞動力走向戰場，日本國內一度出現勞動力短缺，為了填補勞動力的不足，日本便讓本應該在家相夫教子的女性走向職場，替代本應該由男性從事的行業。一時間，工廠、銀行、交通運輸、建築等行業大量充斥著女性的身影。據資料統計，日本在二戰期間，日本國內女性勞動力增長了五倍，而男性勞動力也相應減少許多。

那些從職場退下來的男性，大多都被送往了戰場。而日本國內的女性，除了從事社會勞動之外，也有相當一部分人也服務於戰爭。許多女性對於戰爭極為支援，他們不但以自己有個軍人丈夫或兒子為榮，她們也努力地成為戰爭的後盾，除了積極從事軍工、戰略物資生產工作之外，許多女性也走向戰爭一線出力，甚至有人為此甘願充當慰安婦。

為了讓增加後備力量，女性也被國家鼓勵多生育，很多女性在戰爭時期完全變成了一個生殖機器，甚至有人在戰爭期間生下了七八個孩子！這些孩子很小就為戰爭做著準備，他們甚至認為自己為戰爭而生，也會為戰爭而死，完全沒有自主意識。

這不得不說是日本的悲哀！

如何回答這個問題好呢？日本女性一直處於弱勢群體，就算現在也是如此，至多就是軍國主義利用的工具而已。

二戰期間，有個叫“東京玫瑰”，專門是日本用英語播報的廣播員，她的聲音極具女性的誘惑力，挑動美國大兵的荷爾蒙。

當然主要為了進行對美軍的心理戰，日本女性用純正的英語播放節目，企圖動搖美國大兵的軍心。

她經常會這樣說：“美軍士兵們，你們的援兵不會來啦，你們的船都沉進太平洋裡了，真可憐啊，你們這些太平洋的孤兒。”

“可憐的孩子們啊，你們躺在骯髒的戰壕裡時，你們的妻子和女朋友，正和其他男人在溫暖的床上睡覺吶！”

現在的日本女性也是如此，在東京澀谷曾經舉行過消除性暴力、解決慰安婦受害問題。" 代表佐藤香稱，" 日本女性 15 人中便有 1 人受過性暴力侵害，80% 的受害者為兒童、青少年以及年輕女性 "，並強調包括 " 慰安婦 " 問題在內的性暴力問題是整個日本社會的現實問題。

整個日本社會其實對女性，性問題等都不作為主要的社會問題，所以慰安婦問題也就想用出錢就能解決，畢竟大陸一直如此，成為日本的慣例，比如風俗行業。

規勸日本要正視這個問題，這不僅是歷史，還是日本社會發展必須過去的坎，所以日本應該坦誠過去所發生的事情。

二戰期間，整個日本奉行軍國主義思想，透過教育讓一批又一批的日本軍人奔赴戰場，當他們走出日本之後，給整個東亞其他國家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災難。

除了日本男人之外，整個日本的女人也接受了軍國主義思想教育，從懵懂的少女到生兒育女的婦女無一例外。

當時的日本學校內，必須的學習的科目有劍術和槍法，為的就是將來像男人一樣拿起武器去戰鬥。除此之外，為了磨鍊這些學生的意志，消除他們的羞恥感，很長一段時間男女學生是不能穿衣服的上課的。

在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整個日本的學校都把羅斯福和丘吉爾的畫像貼在木樁之上，讓幼年的孩子用竹劍擊打，以此灌輸對敵國的仇恨。

成年的女性更加瘋狂，為了響應天皇的號召。新婚的妻子開心的把丈夫送上戰場，期待他們殺敵立功。而他們為了侵華日軍的後勤補給，夜以繼日的加班工作，甚至主動承擔了大陸大量的重體力勞動。

更有一部分極端的日本女性選擇自殺，為的就是刺激丈夫上戰場殺敵立功，對於這種匪夷所思的做法，日本政府竟然大力宣傳褒獎，以至於當時的日本女性掀起了一股以自殺逼迫丈夫參軍的潮流。“千之代子事件”就是一個非常著名的代表事件。

受到洗腦的日本女性還成立了“大日本國防婦人會”，也就是慰安婦的一種組織。為的就是把自己的身體奉獻給前線的戰士，以此激勵日本男人更加勇猛的去戰鬥。

整整的14年抗戰中，同我們戰鬥的不像是一群正常的人類，在日本天皇的影響下，無論男女實際上已經泯滅了人性，更像是戰爭機器，他們覺得自己存在的唯一意義就是侵略和支援侵略。也正是日本女人的瘋狂輔助工作，讓日本士兵變得極為殘忍嗜血。

嚴守三從四德，女子理應無才……這些中國封建時代的傳統思維，根深蒂固地影響著一衣帶水的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前，日本的傳統女性同中國的傳統女性一樣，不過是男權社會的附屬品，無甚社會地位可言。

可以說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同辛亥革命後的中國一樣，女權意識開始緩緩萌芽，新生代女性也逐漸從傳統封建文化的束縛中勇敢掙脫，追求知識，追求自食其力，追求平等的社會地位。但這時，日本倡導的女性教育，依然同此前的封建文化沒有本質性的區別，大部分女性所受的教育依然指向成為一個合格的“賢妻良母”。

直到軍國主義洶洶來襲，全面統治日本，社會風向驟然改變，日本女性經歷了一個狂熱又勇猛、淒涼又悲哀的時代。

戰場後方，一腔被利用的愛國心

最根深蒂固的統治，自然是對思想的鉗制。

1932年，日本頒佈了一道《高等女學校令》，規定日本的女子高中必須增加一門所謂的“公民課”。這門政治課，主要目的當然是給這些正值芳齡、三觀未定的的日本少女徹底洗腦，從源頭搗毀她們的人生觀，讓她們唯一的人生理想，是成為合格的軍國之妻女，併為此油然自豪。

這種全民洗腦的效果，是立竿見影的。

戰事全面拉開帷幕，為了鼓勵男人不念小家、為國捐軀，日本女人做出的行為，在今天的我們看來簡直是拋卻自我、令人驚心。

釀成了“平頂山慘案”的罪魁禍首井上清一果，在奔赴中國戰場的前夜，對妻子井上千代子戀戀不捨。為了斷了丈夫的溫存之心，千代子竟然選擇在丈夫的枕邊刎頸自殺，以死言志。

這樣的烈女故事，當然被日本官方拿來大書特書，樹立成“感動日本”的典型正面人物，垂範全體女性。不用說，一腔生離死別的悲痛，就是如此在軍國主義的烈火烹油下，燒成了一顆顆慘無人道的殺心。

軍國主義的全民洗腦到了何等令人髮指的地步呢？1941年，新潟的學校要求男女學生全部裸體上課，美其名曰磨鍊意志力。這樣突破道德底線的要求，在當時的畸形社會環境下，竟然無人質疑、無人反對，反而得到女性的贊成。

很快，隨著日本的侵略步伐不斷向亞洲各國擴張，日本的男子幾乎都雞血滿滿，奔赴戰場。留守在後方的妻子、女兒、姐妹，通通把失去人性尊嚴和血肉至親的悲痛，化為了一顆顆畸形的愛國心。

戰場前方，被剝奪的女性尊嚴

由於日本的女性社會地位低下，女性參軍本是受到限制的。一開始，她們在後方承擔的職責主要有兩項：一是發揮女性的本能，積極生兒育女，為戰爭提供人才儲備力量；二是積極投身於產業，為戰爭提供物質保證。

但很快，隨著戰事越來越膠著，女性也開始大量湧現在戰場上，只是比起衝鋒陷陣的男性而言，她們承擔的角色除了辛苦，幾乎只剩下悲壯。

這些女兵，最體面的，做了護士。但大部分護士因承擔著極其繁重的護理任務，又容易受到炮火襲擊，乏人保護，極易殞命戰場。據說戰後，死亡人數高達一萬多人。

還有一類體面的工作是通訊人員，但她們中的很大一部分，經過極其殘酷的訓練，被培訓成了色情間諜，投往東南亞的各大戰場，她們中的大多數下場非常悽慘，往往受盡凌辱，有的甚至淪為異國他鄉的慰安婦。

一些勇猛的女兵組成正面迎戰的“姬百合”部隊，她們更是淪為徹徹底底的犧牲品，在戰敗後全面撤退時，主力部隊唯恐拖累，棄之如敝屣，她們中的大部分充當人肉盾牌，被活活炸死。

更慘的是本土決戰時，所謂的“佔領軍慰問女子挺身隊”的成員，一腔愛國熱血，被徹底踐踏。她們手持簡陋的武器，懷著一腔單純而決絕的愛國信仰，被推出去，直面如狼似虎的美軍。這支部隊被盡數俘虜後，全部淪為美軍的慰安婦。

可以說彼時的日本女性，在軍國主義推行的極端教育下，是戰爭的受害者。但同時，在某種程度上，她們身為妻子、女兒、姐妹，也是這場戰爭的加害者。願軍國主義永遠消亡，不復重來，也願世界上的每一個國度，男女都擁有平等的接受教育的權力。

在二戰時期日本的軍國主義教育是非常可怕的，不僅僅是男人要學習，就連婦女和兒童也要從小接受軍國主義教育，首先日本為了保障自己兵力供給，他們在戰爭爆發之後立即出臺了《母子保護法》，從政府層面開始公開的讓女性努力生育，並且後來出臺《國民優生法》，用各種方式教育國內的女性。

在二戰的時候，日本推行的是義務兵制度，青壯勞力基本全部被招入伍，同時小孩和女性他們也不放過，他們從教育上向孩子和女性灌輸軍國主義思想，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從小就洗腦，當時所有的孩子都是軍事化訓練和管理，日本孩子手上不是書和玩具，而是各種槍械，等孩子到一定歲數就直接上戰場。

小女孩每天也要有大量的訓練，他們當時宣稱是培養新一代的軍國女性，對待成年的女性主要是用各種洗腦的方式來教育，男子出征，他們的妻子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於在日本政府的洗腦之下女子會和即將出徵計程車兵結婚，以此來激勵士兵。

日本會寫出各種各樣的文章，拍出各種各樣的電影來教育女性，比如《無形的進城》，在這裡面有一個母親是這樣說的，我親愛的孩子，仰光已經攻陷了，你也一起進城吧，儘管你已經粉身碎骨......你將成為天皇的御盾而永生。

在這種洗腦式的教育下，日本女性近乎瘋狂，她們瘋狂鼓勵自己的孩子和丈夫去前線，在日本還有這樣一部電影，丈夫即將出徵，可是這個男子不想離開自己的家，於是乎他妻子自殺了，並且自殺前告訴他不要有後顧之憂，勇敢去戰鬥，諸如此類的東西在日本數不勝數，目的就是教育國內女性，為了戰爭獻出一切。

也是軍國主義思想，不少婦女寧可丈夫戰死，也不願意丈夫不參戰，日本大陸的許多女性也以各種形式參戰，也有充當慰安婦的。

以南京為目標的“百人斬競賽”這樣少見競爭的參與者片桐部隊的勇士向井敏明、野田毅兩少尉，在十日的紫金山攻略戰中的對戰成績為一百零六對一百零五。十日中午，兩個少尉拿著刀刃殘缺不全的日本刀見面了。野田：“喂，我斬了一百零五了，你呢？”向井：“我一百零六了！”兩少尉：“啊哈哈哈……”結果是誰先砍了一百人都不去問了，“算作平手遊戲吧，再重新砍一百五十人怎麼樣？”兩人的意見一致了，十一日起，一百五十人斬的競爭就要開始了。

《東京日日新聞》的百人斬照片

相信只要還有一絲人性的人看了這樣的獸行，一定會良心不安而予以譴責，可是當時的日本婦女是怎麼看待它們的呢？她們不但把這兩個魔鬼當做“英雄”予以崇拜，許多年輕婦女甚至對它們產生了愛慕之情，想要嫁給它們呢。

所以，這些日本婦女對她們的男人在海外的暴行是清楚的，但她們非但沒有勸阻，反而竭盡全力鼓勵他們，她們對戰爭所起的作用不亞於那些在鄰國作惡多端的鬼子兵，完完全全就是助紂為虐。

“九·一八”事變後，日軍大阪步兵第37聯隊的井上清一中尉接到了出征中國東北的命令，他新婚還不到一個月，和妻子千代子感情很好，對即將到來的離別悶悶不樂，甚至產生了厭戰情緒。為了不讓丈夫因為自己喪失戰鬥意志，無牽無掛地去侵略中國，井上千代子竟然在丈夫出征的前夜割頸自殺，還留下了一封激勵丈夫鬥志的遺書。

遺書寫道：

尊敬的大人：我很高興能在您出征前的一天，先離開這個世界，這樣您就不會擔心以後的事情了。我會一直守護大家，請您也好好為國家效勞……滿洲是一個寒冷的地方，我很擔心您的腸胃不太好，所以千萬注意不要受涼。四十日元，封在地上的信封裡。祝您成功。為您祈福。妻。

井上清一與千代子結婚照

《大阪每日新聞》整版報道了這件事，立刻轟動了全日本，一夜之間，千代子成了“發揚日本婦德的光輝典範”。這件事不但被日本各個媒體大肆渲染，還被拍成了電影《死亡餞別》，影片風靡了日本列島，又被送往前線放映。甚至連日本皇后都親臨她的“遺德顯彰會”，盛讚她是“昭和烈女”，稱她的死讓“所有皇國軍人大受感動，出征將士士氣大振”。她的丈夫連葬禮都沒參加，就匆忙出征中國。

他拒絕了部隊長官讓他留下處理後事、延期前往“滿洲”的建議，第二天就和部隊一起出發了，當時有無數日本人專程去為他送行。

在登上駛往中國的軍艦前，他說道：“面對妻子的死去，我也不期盼著生還了。我要恪守優秀軍人的本分。”不但他不打算生還，就是他所在的聯隊也立下了“我們不再活著回來”的誓言。由此可見，井上千代子的瘋狂行為不僅激勵了她的丈夫，對於其他官兵也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井上清一確實沒有辜負千代子的期望，1932年3月，井上清一所在的聯隊完成任務被調回日本國內。但他拒絕回去，繼續留在了東北。同年9月16日，日本守備隊在撫順的平頂山村用機槍掃射手無寸鐵的村民，殺死3000餘名無辜百姓（其中三分之二是婦女兒童），製造了震驚中外的“平頂山慘案，帶隊的軍官就是井上清一。

滿鐵東京撫順會編印的《撫順煤礦終戰記》證實了這件事：

當時撫順守備隊長是川上大尉，但在襲擊當天是另一位中尉值班，對平頂山村民的報復性屠殺應該就是他下達的命令。這位中尉的妻子在丈夫出發前自殺了。

當日本戰敗投降之後，想起死在戰場上的丈夫、兄弟、戀人以及其他親人，想起曾經鼓勵他們去慷慨赴死的時候，這些狂熱支援戰爭的日本婦女心裡可會有一絲後悔？如果她們沒有死於美華人的凝固汽油彈和原子彈的轟炸的話。

與即將出徵計程車兵舉行婚禮的年輕婦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