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帝上臺後，極力清剿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勢力，東林黨人捲土重來，趁機取消或降低海外貿易稅、礦稅、鹽稅、茶葉稅等稅種的稅負，使得朝廷的財政收入捉襟見肘，朝廷的稅收主要來自於貧苦的農民，再加上連綿不斷的天災，農民苦不堪言就形成大量的流民，農民起義也就風起雲湧。

到了明末財富錢財都掌握在大地主大財團的手上，東林黨是明末江南士大夫為主的官僚政治集團，是大地主大商人的代言人，崇禎帝是有權，完全可以向這些大地主徵收重稅，但手下的東林黨人不執行或者他們將這些稅收轉嫁於農民頭上，崇禎也無奈，他僅僅是個空殼而已。

東林書院具有很大的輿論影響，以東林書院為大本營的文人官員越來越多，形成一股強大的政治力量，這就是所謂的東林黨人，他們都是大地主大商人出身，他們藉著關心國事改革弊政之名行為富商巨賈爭利之實，對饑荒災民的悲慘現實視而不見，對向地主富商徵款賑災的行為極力阻撓。

另一批官僚像山東的齊黨、湖北的楚黨、安徽的宣黨等依附皇室，交結宦官，被稱為閹黨，閹黨勢力是積極向大地主、礦主、鹽商徵收重稅，減輕農民負擔，堅決打擊東林黨人，使得朝廷的財政足以支付軍餉和賑災，大陸局勢相對平穩。

東林黨與閹黨是你方唱罷我登場，形成明末的黨爭，特別是東林黨人當政，富人更富，窮人更窮，國力迅速衰敗，崇禎帝雖說勤政廉潔，但不會用人，用人不利，空有一番救國抱負，仍然挽救不了大明帝國的倒塌。

崇禎至死才想起魏忠賢的好，才徹底明白文人禍國，空談誤國。

這個事要從明代的稅制說起。

很簡單，封建社會的稅主要有兩類，一個是農業稅，一個是商業稅。而根據黃仁宇先生的《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一文認為，明代兩百多年的歷史裡，收上來的稅其實總體上一直沒有增加，甚至有所減少！

這可以說是跟人口越來越多，土地開墾越來越多，然後商業越來越發達的明代社會經濟發展形成了強烈的反差。

那為啥會出現這種怪事呢？

先說農業稅。

朱元璋建立明朝後，制訂了“魚鱗冊”和“賦役黃冊”，也就是對農業稅進行了具體的統計和計算。

有具體的土地普查是好事，但之後的事情就容易出問題。人口在增加，土地也會有新開墾的。如果按明初的統計去收稅，自然造成大量的稅金流失。

同時，官員權貴是有免稅資格的！比如萬曆三十八年《優免新例》規定，現任甲科官一品免田一萬畝，以下遞減，八品免田兩千七百畝；外官減半；致仕免本品十分之六；未仕進士優免田最高可達三千三百五十畝，未仕舉人優免田一千二百畝；生員、監生八十畝。

這個自然就出現一個問題，會導致很多農民將土地“投充”到官員權貴手中，以便免稅，其結果自然就是越來越嚴重的土地兼併。免稅的土地越來越多，能徵稅的土地越來越少，普通百姓的壓力越來越大。

其實這個問題明清兩代的統治者都發現了。但你如果想重新丈量土地，廢除官員權貴的免稅政策，那就是與士大夫們為敵，會用“與民爭利”噴死你！

比如歷史上張居正搞一條鞭法，重新丈量土地，結果“張居正，居正不居正，黑心宰相臥龍床”的段子都出來了。

清代的雍正皇帝想搞士紳一體納糧，結果在民間雍正皇帝被黑成什麼樣子？

再說商業稅。

洪武初年規定，“凡商稅，三十而取一，過者以違令論”。朱元璋制定這個政策是想減輕人民的負擔。但商人是逐利的，偷稅漏稅更是天性。再加上明代官商勾結，官員家庭會有親屬去經商，商人家庭也會努力讓子弟參加科舉。官商勾結的結果自然努力偷稅漏稅。結果就是明初的400多個稅課司局，但到了17世紀早期僅存112個。其餘的因收的稅抵不上行政成本而被關閉。

如果你想改革稅制，朝堂上“與民爭利”的帽子就扣過來了。至於民間，那個《五人墓碑記》大家都有印象裡吧，裡面那些所謂義士那叫一個正義凌然，被打死的官吏那叫一個醜陋不堪。

之前，蘇州也發生過一次類似的事件。一個叫葛成的聚眾反抗太監孫隆。這個孫隆是幹嘛的呢？“時蘇杭織造太監孫隆監管稅務”！

這件事發生在明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而之前的1599年和之後的1602年，其他地方也爆發過類似的抗稅事件。距離滿清入關也就40多年而已……

總之道理很簡單，商業稅收不上來，農業稅又有那麼多免稅的，自然只能壓榨那些沒權沒勢的平民了啊！然後再加上那些貪官汙吏的加碼和侵吞，最後老百姓自然只有造反一條路了。

不是不要錢，是根本要不到錢，崇禎皇帝數次屈尊找地主官僚要錢，都被他們隨便打發了。

舉個例子，在李自成逼近北京之時，崇禎覺得岳父周奎有巨資，平日生活奢侈，在大明生死存亡之際，他身為國丈，與大明的皇家利益休慼與共，怎麼也有些擔當吧。於是他派親信太監徐高上門拜訪周奎，先不提錢的事，一上門就給周奎封侯，然後說：“皇上希望你捐10萬兩銀子，給大家帶個頭。”周奎此時表現，堪稱影帝，馬上哭得死去活來的，說：“老臣安得金?”他堅定地給皇帝女婿的計劃打了個一折，只肯捐1萬兩。這是3月10日,距離京城陷落、崇禎自殺只有8天。

這幅畫應該比某些電視劇更真實的還原了崇禎自縊的情形，據給他收屍的人描述，崇禎穿的藍色袍服，沒有戴帽子，以發覆面，只穿著一隻紅鞋，另一隻腳上只有白色錦襪。明朝皇帝並不是像電視上演的那樣天天一身明晃晃的“土豪金”，大部分時候是穿的素色衣衫。

明末，君臣關係很奇葩——皇帝不信任臣子，臣子沒有擔當。皇帝哭窮，權貴們（實質就是大地主官僚）心裡也有小九九：“江山國家是你的，金山銀山是我的，憑什麼讓我出錢保衛你們老朱家的王朝?” 於是皇帝找他們要錢，他們也哭窮，彼此在玩一個心照不宣的遊戲。還有貌似正義化身的東林黨人，他們多出身於江南工商地主集團利益，工商業和田產是他們的根基。

也正是這幫子人，在1644年那個春天，讓崇禎皇帝一次次放棄了南遷的計劃。在宋明理學盛行的年代裡，這些清流們誰也不願意揹負一個拋棄宗廟社稷的罵名，沒有主動提出南遷計劃給崇禎下個臺階，甚至在左中允李明睿在朝堂上提及建議遷都後，紛紛跳起腳來反對，大罵陣列忘典。

結果城破後，多數人第一時間跑去拜賀新主子李自成；另一部分南下了弘光政權，一年後又組團開城投降，第一時間剃了金錢鼠尾表忠心。還留下了“水太涼”（錢謙益）和：“我願欲死，奈小妾（顧橫波）不肯何。”（龔鼎孳）兩段“佳話”。

南明王朝勉強維持一年多後，南京城破，帶頭跪在城門口迎接清軍的正是東林黨領袖錢謙益和他的老夥伴們。

明朝沒有官員財產申報制度，也沒有福布斯排行榜。崇禎明明知道這幫人貪汙受賄，有的是金山銀山，他也屢屢以國家民族大義進行說教，但地主官僚們就是不願意放血，他雖貴為天子，卻一點轍都沒有。史料還記載，崇禎上任後省吃儉用，節衣縮食，宮女不夠用了都不敢擴招，他甚至把宮裡的金銀器皿、甚至大殿裡的銅壺都當掉了，充作軍餉。崇禎為了籌錢，還把宮裡儲存的人參等物品也變賣了。

亡國之際，只有皇帝兩口子乾著急，岳父都是看熱鬧的，一家子人都這樣，向其他地主官僚要錢，難度可想而知了。這些官僚們個個都是有產業的大地主豪強

對於普通有產者來說，皇親國戚和親信大臣們尚且如此，平頭百姓更沒必要操心，誰當皇帝，不都是一樣穿衣吃飯嗎?而且大明的殺雞取卵式的“三餉”（遼餉、剿餉與練餉）已經讓民眾苦不堪言，甚至破產，沒準換個做龍庭的反倒可以改善一下；守城士兵也是如此，欠著軍餉，軍糧也供應不足，還趕上大瘟疫，犯不著往死裡賣命。

然而，對比20世紀咱們中國抗戰，中華民族傾盡所有捐資抗戰，從鉅商富人的大額捐資到小販雜役等底層的勞苦階層的血汗錢，再到學生孩童的幾角小鈔.........比如藏族貴族出身的黃正清變賣家產，一人就捐了飛機30架。單看海外華人，抗戰期間的華僑義捐和僑匯達當時的國幣13億元，佔中國軍費的1/3。

這是因為，中國民族國家形成的較晚，中國的民族國家認同，是在20世紀初，國家面臨滅亡，被列強肢解的危急形勢下產生、發展起來的。千年以來，受到儒家思想“家天下”的影響，鴉片戰爭之前，中國普遍沒有明確的民族主義，也沒有國際領土邊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嘛）和國家的概念，包括中國這個詞，雖然很早出現，但只是代表地理方向，並未出現當今的含義。

甚至辛亥革命以後，還有不少愚民以為是反清復明了，或者認為“共和國”就是像“大清”、“大明”一樣，只是另一個王朝的稱號，領導人上臺執政就是“做龍庭”，只要不影響穿衣吃飯，愛誰誰。所以，幾百年前的明末，滿朝文武冷眼看著皇帝赴死，卻一毛不拔，富商地主冷眼旁觀改朝換代的行為也不足為奇。

崇禎皇帝不是沒有找地主官僚的中產階層要過錢，只是要不到而已，他無法透過正常渠道和手段向大明朝最為富有的階層籌募資金，這其中的根源在於皇權和官僚之間的極度不信任和互相的拋棄。

明朝末期，整個王朝已經是風雨飄渺，大廈將傾的局面了，要力挽狂瀾，不但需要高超的政治手段，更需要能馭鬼神的玩意——錢。

崇禎皇帝一樣都沒有，他既沒有政治智慧，也沒有強勢手段，更缺錢！大明王朝缺錢好像是傳統，而明朝缺錢的根源就在於土地兼併。

大明王朝是最為體恤農民的王朝，自佃戶朱元璋起義建立明朝開始，就一直對農民實行的是寬鬆的賦稅政策，明朝自開國之君知道天啟皇帝都沒有枉然加稅於農。

政策固然好，但依然存在著漏洞，那就是既然有如此寬鬆的稅賦政策，就一定有人打土地的主意，他們就是地主和權宦階層，他們透過土地兼併方式讓大量的農民土地集中到手中，對國庫上交的稅賦執行的卻是農民稅賦，而他們僱傭的佃戶卻要像他們上交高達50%的佃租。

經過200年的土地兼併，大量的農民土地進行了階級集中，而國家賴以生存的稅賦收入卻越來越少，失去土地無法承受佃租的農民越來越多，變成了沒有土地了流民。

崇禎皇帝上臺後，面臨的就是這麼一種極端情況，國庫收入很低，而地主階級的代表就是當朝已經掌權的文人集團，他們不會打地主的主意，只會建議崇禎皇帝增加農民賦稅，本來就不多的有地農民因為增加稅賦，變得愈加艱難，沉重的稅賦讓他們寧願選擇把土地進行流轉，也不願意承受沉重的稅賦，那麼地主和官宦階層更加瘋狂的把土地進行了兼併。

崇禎皇帝雖然不是個聰明的皇帝，但哪個階層有錢，他還是知道的，在明朝要滅亡的那幾年，他也出面像地主權貴們進行勸捐私募，但是很遺憾，所得甚少。

崇禎皇帝的老丈人可以說富可敵國，但在皇帝女婿的暗示下，居然只出了1萬兩白銀，而李自成進京後，居然從他家榨出了幾百萬兩白銀。王朝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地步，地主官宦階層的事不關己的態度成了大明王朝被壓死的最後一根稻草，但其深層次原因就在於崇禎皇帝自己。

因為崇禎皇帝殺了一個可以擠出地主官宦財富的人——魏忠賢。

魏忠賢的倒臺，直接讓崇禎皇帝少了一個重要的財政收入手段，當然這是非法的手段！王朝已經到了懸崖邊上了，就不要管非法合法了，既然有人可以辦那種事情，而且還有人給你背鍋，多好的事兒啊，可惜崇禎皇帝缺乏足夠的政治智慧，一門心思想做個賢君，上了東林黨的當。

那麼崇禎皇帝加稅於民，卻逼民造反；又想掠財於權貴，沒想到權貴們根本不鳥他，而崇禎皇帝又缺乏一個忠誠的機構（廠衛）和個人（魏忠賢）進行非法掠奪，所以大明朝註定在他的手上是要滅亡的。如果是嘉靖皇帝遇到這種情況，至少會有嚴嵩、陳洪那種清流說不齒的奸黨來看某些髒活的。

其實，大明王朝的覆滅早在開朝初期就埋下了禍根，那就是在制度上容易出現土地兼併的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