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桓國，得名於烏桓山，史上也稱作“烏丸國”、“古丸國”、“烏延國”等，是東胡部落聯盟中的部族之一。《後漢書·烏桓傳》中有記載：“烏桓者，本東胡也。公元207年，在曹操征討烏桓時，先鋒主將張遼率軍大破烏桓主力。烏桓國於是被滅。《登長城賦》中的“張遼闢土”，說的正是這段往事。

中原王朝和遊牧民族矛盾的轉變，其中最本質的根源，便是從東漢開始的大量少數民族的內遷。

當時，兩漢在將匈奴擊敗後，匈奴內部發生了分裂，分成南北兩部，南匈奴選擇向漢朝稱臣，而北匈奴則是被漢軍趕到了中亞。

當時，為了便於管理降低邊防成本，漢朝選擇將這些匈奴人吸收內遷，讓其定居於中原王朝的境內，由此開始了少數民族內遷的浪潮。

當時漢軍的實力比較強大，少數民族的反抗的成本高，而且其受到中原王朝的一些特殊政策照顧，這些少數民族也樂得自在。

當時到了東漢末年，事情開始發生了質的轉變，因為東漢朝廷的本就是在豪強的幫助下才建立的，地方豪強才是東漢真正的主人。

而地方豪強的勢大導致土地兼併問題在東漢日益嚴重，因為土地兼併使得大量的自耕農變成流民，而流民在被豪強吸收變成其佃戶後，又加強了豪強的實力。

收入不斷減少，支出卻不斷增加，這導致東漢朝廷只能加重剩下的自耕農的負擔，這導致更多的自耕農破產。

而自耕農的破產導致土地的兼併更加嚴重，導致一個惡性迴圈的出現，而且自耕農是封建國家的立國之本，而自耕農的減少直接導致東漢朝廷的稅收和兵源的減少。

而且，到了東漢西北更是爆發了嚴重的羌亂，東漢朝廷花費了大量的軍費，給朝廷帶來了巨大的壓力。

為了節省開支，東漢朝廷便開始僱傭價效比高的少數民族作戰，因為徵召自耕農必然會耽誤農業生產，而且還要花費一定的本錢，對這些人進行軍事訓練。

而少數民族則沒有這方面的擔憂，而且這些遊牧民族還是天生的戰士，上馬便能作戰，根本不需要額外的軍事培訓，使用成本比徵召自耕農低很多。

而到了三國亂世，因為戰亂疾病導致大量人口喪生，這種僱傭少數民族作戰的情況更為常見。

而且因為人口的大幅度下降，魏蜀吳三國更是大量實施人口內遷，以補充自身的實力。

但是，此時因為三國戰亂不斷，各國政權更加重視軍事建設，對於遊牧民族形成絕對的優勢。

而且，此時的曹魏面臨的遊牧民族主要是北方草原上的烏桓和鮮卑等遊牧民族，而這些遊牧民族是遠離中原腹心地帶的。

所以曹魏能集中兵力直接禦敵於國門之外，取得徵烏桓，破鮮卑的勝利，將草原上的遊牧民族打得不敢南下。

而等到西晉統一後，軍事不再像三國時候那樣重要，於是晉武帝直接馬放南山，企圖讓全國進入休養生息的狀態， 但是卻導致統治階級的快速腐化。

尤其是司馬氏本就是篡了人家的曹家的天下，為了收買朝中大臣，司馬氏對朝中的世家大族可謂是百般妥協，出讓了很多的利益。

而這些佔絕大量土地的世家大族們，因為三國時期大量人口的流失，土地無人耕種，便將內遷在邊疆地區的少數民族直接遷移進中原，替自己種地。

等到後來八王之亂的爆發，司馬氏的王爺們直接將整部整族的胡人武裝起來，幫助自己打內戰，就這樣直接讓胡人中的軍事貴族崛起。

而且，西晉還實行胡漢分制的策略，胡人和漢人存在明顯的身份差異，讓人給你賣命，還想讓他們老老實實地聽話，而且這些人還是手持武器的軍人。

想想就不靠譜，引起災禍是必然的趨勢，而且西晉的這一番操作直接是將中原王朝和遊牧民族的外部矛盾，轉化成了內部的矛盾。

這些兵強馬壯的胡人受到階級和民族的雙重剝削和壓迫，若是中央強勢還行，一旦中央衰弱，這些人必然趁勢而起。

而西晉的八王之亂，給了這些人機會，最終這些司馬氏的王爺自己挖坑埋了自己，西晉也被內遷的匈奴給滅了。

正所謂，前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其實，引進蠻族幫自己作戰，結果反而埋了自己的，除了西晉還有西方著名的羅馬帝國。

當年盛極一時的羅馬帝國不就是亡於自己所組建的蠻族軍團嗎？

而現在那些歐洲的白左們沒有吸收自己祖先的經驗，反而大量引進中東和北非等地的勞動力，結果引發了大量的社會問題

東漢烏桓在北方草原割據幾十年。匈奴在北方草原逐漸沒落以後，其他民族逐漸興起，其中的烏桓便在北方草原的中部和東部形成了較大的勢力，並最終對中原地區產生了威脅。

後來曹操在統一了河北地區以後，為了進一步鞏固北方邊疆的穩定，率領大軍前往北方草原，最終擊敗了烏桓，徹底奠定了他在北方的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