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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橘色旅行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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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順其自燃
只能說我們中國是個吃貨的民族,從烹飪原料,烹飪方法,原料加工,調味,烹飪營養,形成一整套完整的理論和實踐體系。原料角度,哈什蟆,竹蓀,幹魷魚,魚翅,金華火腿,高郵鹹蛋,燕窩,真想不到我們先祖怎麼發現這些原料的。烹飪方法,你可以去查查,一個熘,還分成焦熘和軟熘。調味方法據不完全統計,味型有近60種。烹飪營養方面又依託於中醫養生,形成獨具特色的營養理論。比如魚翅,蹄筋,西方營養學(經典營養學)認為膠元蛋白分孓量大,不能被人體吸收,但中醫就認為這些都能強筋狀骨。更有動物內臟外華人全扔掉了,而華人吃的津津有味。反觀外國飲食,從各個角度看要遜色太多。或許有人會說華人除了會吃還能會啥,我想說你們連吃都不會又能會啥?
中西文化的差異是多方面的,很複雜的。 要說起文化的差異,我覺得應該先從飲食文化說起,因為“民以食為天”,它能夠反映不同民族生活習慣和文化思維方面的差異。世界上有三大美食:中國、法國和義大利,我們看看這些美食方面最基本的差異。在飲食方面,華人很注重形式,講究“色、香、味”,所以中國烹調裡,菜的樣式千變萬化,具體到每一道菜又非常講究色香味的搭配。而歐洲人很講實際,在菜的花色變化上從不下什麼工夫,更講究其營養搭配和保護,注重菜的內在質量。這是中餐和西餐的主要差異。華人吃飯每次都上很多菜,可都長得很瘦,西方人每次菜很少,但都比華人長得結識。再看看餐具的差別:刀叉和筷子,不僅帶來了進食習慣的差異,進而影響了東西方人生活觀念。刀叉必然帶來分食制,而筷子肯定與家庭成員圍坐桌邊共同進餐相配。西方一開始就分吃,由此衍生出西方人講究獨立,子女長大後就獨立闖世界的想法和習慣。而筷子帶來的合餐制,突出了老老少少坐一起的家庭單元,從而讓東方人擁有了比較牢固的家庭觀念。不同的顏色在不同的國家和民族所代表的意義完全不同,對不同顏色的喜好從整體上可以反映一個民族或者國家的審美情趣與好惡傾向。在中國的文化背景裡,紅色代表著幸運、財富和吉祥喜慶,而在西方人的觀念裡,紅色是血的顏色,表示衝動、挑釁和動亂,我們看到西班牙鬥牛士拿著紅布就是向牛挑戰,紅色可以激怒鬥牛,所以,華人在喜慶的節日裡喜歡穿紅色的衣服,而西方人一般選擇藍色,因為他們覺得藍色代表冷靜和沉著。 在思維方式上的差別是:華人思維比較抽象,西方人比較具體。 在生活態度上的差別是:華人偏重精神感受,西方人注重實用。 在繪畫和雕刻藝術上,中國畫是潑墨寫意,西方的油畫講究人體比例和光學原理。比如:華人為了表現神仙可以飛行就在仙女的腳下加上幾朵白雲,體現飛的意境。西方人就不能理解我們這種抽象的藝術表現手法,在西方的經典的宗教題材畫作中,為了說明天使在飛,就得給那些可愛的小精靈們加上一雙翅膀。因為他們只有想到翅膀會飛。在雕刻作品中,華人更注重想象力和意境,比如一個猴子蹲在馬背上,它們的比例相差無幾,只是表現了一種意境:馬上封侯。而西方的雕刻作品講求寫實和細膩,絕不會出項這種比例失調的藝術作品。 華人在介紹來賓時,喜歡用褒揚的話語言辭,會加上很多主觀評論。但西方人認為,介紹客人時不必評頭論足,凡是主觀性的評論都有強加的感覺,介紹主要突出被介紹人的身份、學歷、職務等,而不應該附加外貌和抽象的評論。 西方人比較看中個人的獨立性。受人照顧往往被視為弱者。在給對方出主意或提建議時,不能使對方認為自己小看他的能力,不必教人怎麼做。華人往往以出主意提建議表示關心。中國親朋好友和同事之間的串門很隨便,邀請別人來訪無需為對方確定時間,自己去探訪別人無需鄭重其事徵得同意。美華人則沒有串門的習慣。平時如果有事上門,事先要確切地預約時間。沒有得到對方的應允,隨時隨地隨便上門時不禮貌的行為。無事打電話閒聊也是美華人視為打亂別人私人時間和活動安排的行為。 華人缺少擁抱,缺少肌膚之親。我們不善於用肢體動作來表達人與人之間的友好和親近,這是一個很大的遺憾。 心理學研究表明,那些經常被觸控和擁抱的小孩的心理素質要比缺乏被觸控和擁抱的健康得多。成人也是如此。人需要觸控。中國小孩遠遠比美國小孩受到擁抱和親吻得少,到了十歲左右,就很少有人擁抱和吻你了,包括你的父母親人。除了握手,我們要到談戀愛時才會和另外一個有身體接觸。也就是說,我們通常在十來年或更長的時間裡,沒有身體的親密接觸。在西方文化裡,父母和兒女、兄弟姐妹之間、好友之間,從小到大沒有間斷過擁抱和親吻。凡是正常的人都會有體會,任何言語表達不能代替肢體的表達。社會學和心理學教科書都有“身體語言”這個術語。中國文化缺少豐富的身體語言來表達人之間的感情和分享。 東方人喜歡把問題複雜化,而西方人則喜歡簡單,不願使自己活得太累。許多華人覺得西方人單純,簡直有點傻,或者說像小孩,童心重。 西方本質上是一個道德至上的社會,也是一個契約社會,就是我們追求的"和諧社會",契約社會講究“先說好後不亂”,它可以是口頭的,也可以是書面的人與人之間的契約關係,有些時候要用法律文字的形式明確當事雙方的責權利。即是對自己權利的保護,對他***利的尊重. 中國文化講仁愛,重義氣。在西方,兒女成人後,父母沒有再撫養他們的義務,回家吃飯一分一毛也要計算清楚。 華人的思想原本是極其活躍的。三教九流,書生拜孔孟,道士跪李耳,都是再正常不過的。應該慶幸中國沒有過早地形成所謂的封建“神學”,也才會出現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的大好局面。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社會性的人生大討論,他將華人的思想解放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儒、道、墨、法、兵……雖然立場不同,卻不曾相互詆譭和排斥,每個學派各抒己見,一時間繁花似錦,碩果累累。 而後呢?隨著中國進入漫長的封建時代,當雄才偉略的秦始皇意識到這種思想“混亂”的局面即將對他的統治產生威脅的時候,他便急需在這眾多學派中扶持一個來鞏固自己的王朝。他選擇了韓非,然後是李斯。接著便焚書坑儒了。一個時代的菁華被付之一炬,是歷史的遺憾。 再後來,一個叫劉徹的年輕天子被一個叫做董仲舒的鴻儒博士所折服,從他下達“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旨令的那一刻起,中國的封建“神學”也終於形成。從此,一根無形的繩縛牢了華人探索的手腳,思維的空間也變得越來越狹小。 較之中國,西方的宗教信仰則顯得單一。除了上帝和耶穌,他們似乎再沒有其他的神明偶像,因而思想也較為集中與固定。就好比是一片漆黑寂靜的天空,雖然偶有亞里士多德、蘇格拉底這樣的巨星閃耀,但卻是難以與中國諸子的全面繁榮同日而語。基督教義開始是比較寬鬆的。《聖經》的第一篇,名為“創世紀”,就堅決地承認這種創造的偉大。可到了中世紀中晚期,西方的封建神學也逐漸走向反動的極端,苛刻地禁錮人們的思想。這時候,一位波蘭學者挺身而出,拿著他的“日心說”的觀點,敲響了舊時代的喪鐘。開普勒在教會的監獄裡演算著行星橢圓形的執行軌跡,布魯諾站在熊熊烈火之中訴說著宇宙的無限……幾代英傑前赴後繼,無情地將愚昧的教義撕得粉碎,新思想在教會的廢墟上誕生,前途又重新變得光明。 可在中國,當西方的啟蒙思想家們拿著他們的著作到處宣揚人權的時候,中國卻始終無法形成一股足以革舊立新的大風氣。王陽明將早已變了味的儒學惡化成了心學。那時的中國正是在這樣思想引導下死氣沉沉。士大夫們言必稱孔孟,乾嘉才子龔自珍無可奈何地慨嘆“萬馬齊喑”,這本應是出現在中世紀的歐洲啊!可這卻現實地存在於華夏的九州土地上。 無可否認,在浩瀚的歷史長河中,絕大多數時間內,中國是領先於西方的。並不是產業革命使得西方飛越了中國,其實在更早的時候,就是那位詩人在油燈下創作著他的《神曲》的時候,西方就已經迎頭趕上。而古老的中國,先進文明前進的步伐卻消失在了無休止的宮廷爭鬥與愈演愈烈的文字獄裡了。再一次說起那句名言,“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一個國家或者一個民族想要孤立的存在於這個世界,這將是不可能實現的。進步需要汲取,發展需要交流,我們欣賞著其中的差異,但只有兼收幷蓄,這些差異才會展現它們的另一番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