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儒家政治學說的邏輯定位，乃居於墨法兩家學說之間。先秦諸子熱衷於政治者凡三家，儒家、墨家、法家，這三家學說代表了三種各具特色的政治模式。

　　墨家信鬼神，《墨子》中有《明鬼篇》，竭力證明鬼神存在。墨家踐行道德，《墨子》中有《兼愛篇》，無道德之名，有道德之實。墨家信天意，《墨子》中有《天志篇》，論證天意不可違。墨家尚儉，《墨子》中有《節用篇》，批評奢靡。墨家崇聖，“祖述堯舜禹湯之道”(《尚賢篇》)，向古人看齊。在選官方面，墨家主張“尚賢事能”(《尚賢篇》)，墨家所說的賢能是大禹那樣的利他主義者。在治國策略方面，墨家注重對君子人格的培養與教育，《墨子》中有《修身篇》《所染篇》《法儀篇》，專門闡述此類道理。墨家反對戰爭，《墨子》中有《非攻篇》，對侵略行為予以強烈抨擊。墨家的工程科技僅用於防守，《墨子》中有《備城門篇》《備高臨篇》《備梯篇》《備水篇》《備突篇》《備蛾傅篇》《雜守篇》，非“備”即“守”，常無攻殺之術。墨家政治學說，乃有實無名的政治道德主義。

　　法家與之截然相反，我們以《韓非子》為例。韓非不信鬼神，他說“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亡徵篇》)。韓非反對講愛，認為講愛禍人害己，稱“恃人之以愛為我者，危矣”(《奸劫弒臣篇》)。韓非宣稱政治權力來源於暴力，國家是國君的工具：“國者，君之車也。”(《外儲說右下篇》)韓非唾棄“節用”之說，主張“適身體之所安，耳目之所樂”(《說疑篇》)。韓非反對復古主義，他質疑儒墨：“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捨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堯舜之誠乎？”(《顯學篇》)韓非反對“尚賢”，旗幟鮮明地主張“不尚賢”(《忠孝篇》)。在治國策略方面，韓非主張“按法以治眾”(《備內篇》)，質疑道德風化的作用。韓非崇尚弱肉強食，宣稱“兵強而威立”(《難一篇》)。法家政治學說，是名副其實的政治功利主義。

　　以往學者注意到《墨子》中有《非儒篇》，孟子譏諷墨家為禽獸，進而強調儒墨對立。這固然不錯，但並非諸子政治學說關係之真諦。其實，墨法兩家根本對立。從邏輯上分析，儒家介於墨、法兩家之間。以《論語》為例。孔子對鬼神持兩可態度，一方面孔子說“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八佾篇》)，另一方面“子不語怪力亂神”(《述而篇》)。關於道德觀，孔子講仁愛，此固為“愛”，但以“仁”即人際差別為前置條件，是由己及人之愛。關於政治權力的來源，《堯曰篇》載堯對舜說“天之歷數在爾躬”，可見，孔子並不完全否定天意。關於權利與享受，儒家秉持禮，禮既是權利賦予，也是權利限制。這一點，《荀子·禮論》有系統闡述。關於聖人觀，孔子宣揚文武周公之道。在選官方面，孔子主張“舉賢才”(《子路篇》)。在百姓治理方面，孔子主張“為政以德”(《為政篇》)，但又說“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子路篇》)。儒墨法三家學說的邏輯定位，詳見文末表格。

　　顯而易見，儒家政治學說居於道德與功利之間，偏於道德主義。

　　第二，儒家政治學說的邏輯定位與儒家中庸之道有關。孔子十分讚賞中庸之道：“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庸也篇》)中庸之道是一種思維方式，它主導著儒家全部學說。比如，中庸被認為是君子人格。孔子說：“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禮記·中庸》)顏回做人比較溫和，不偏激，所以孔子欣賞顏回：“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禮記·中庸》)孔子既反對激進的“狂”，也批評保守的“狷”。中庸也是儒家政治品格，是思考一切政治問題的模板，前文已作扼要闡述。墨出於孔，走向極端道德主義；韓出於荀，走向極端功利主義。荀子之所以為儒，乃由於在戰國後期環境下，他仍然秉持儒家的中庸之道。孔子講人性，重教育，倡導禮制。荀子宣稱“禮者，人道之極也”(《荀子·禮論》)。為什麼儒家奉行中庸之道？因為儒家認為政治的主要任務是管理人，管理生產居於次要地位，應該二者兼顧。所以，儒家學說偏重於社會和諧。《論語·學而》記孔門弟子說：“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中庸甚至被儒家說成是天道：“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禮記·中庸》)總之，中庸之道是儒家學說的靈魂，是儒家學說背後那隻看不見的手。

　　第三，儒家政治學說的效用，弱於進取，強於守成，特色在於溫和改良。春秋戰國的儒家人物，孔子、孟子和荀子，學術影響極大，政治作用較小，主要原因在於儒家不贊成激進的社會變革。活躍於春秋戰國政治舞臺的，從早期的管仲、子產，到後來的商鞅、李斯，多是激進的法家人物。秦帝國時期是政治的轉折點，儒家遭遇了學術挫折——“焚書坑儒”，法家遭遇了政治潰敗——帝國崩潰。西漢早期先是經過黃老政治，從法家學說後退一步；西漢中期獨尊儒術，官方把儒家學說請上政治舞臺。政治的中心任務，從弱肉強食轉向維護秩序，儒家學說從此有了適合的政治環境。概括而言，儒家學說是以人為本、兼顧物利的政治理論。

 儒家政治學被稱為理論政治的原因，主要是可以應用到社會現實中，比如說西漢漢武帝時期的大一統思想。

西漢漢武帝採納了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推行大一統的思想，以此適應政治的大一統作為加強中央集權的理論基礎，推動了思想的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