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於1927年6月2日自沉昆明湖，近百年來關於他的死因有種種解釋，至今依然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第一種觀點認為王國維之死是為清室殉節，執此說法的是羅振玉與一批滿清遺老。羅振玉在《海寧王忠愨公傳》中寫道，在1924年馮玉祥驅逐溥儀出宮時，王國維早有死志：“乃十月值宮門之變，公援主辱臣死之義，欲自沉神武門御河者再，皆不過。及車駕幸日使館，明年春幸天津，公奉命就清華學校研究院掌教之聘，以國學授諸生。然公眷戀行朝，今年夏世益急，公憂益切，乃卒以五月三日自沉頤和園之昆明湖以死。” 第二種觀點認為，王國維之死源於與羅振玉交惡。王國維死前，二人因子女經濟問題發生齟齬，使長期的信任與友誼隨之破裂。王國維如果最初不能得到羅振玉的賞識和拔擢，如果沒有羅振玉長期的支援與合作，不可能取得如此巨大的學術成就。他對羅振玉一直心存感激。據王國維的女兒回憶：“家父在自殺之前，曾將與羅振玉來往信件都燒掉，家母相勸慰不果。家父生平從不發脾氣，從不與人爭。”課件與摯友斷交，王國維內心是十分痛苦的。因此有人斷言：“這次不幸的事件，完全是由羅振玉造成的。” 第三種觀點則是將王國維之死歸因於當時政治局勢的丕變，即由國共兩黨共同策動的北伐戰爭。1926年6月，廣東革命政府誓師北伐，其後北伐軍勢如破竹，先後攻佔武漢、南昌、上海。北洋軍閥政府的倒臺已經指日可待。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中，葉德輝在湖南被殺，章炳麟的家產在浙江被抄沒，訊息在北京知識界引發了震動。清華同人中，梁啟超計劃出走，吳宓等亦惶惶不可終日。以清室南書房行走的身份和腦後一條始終不肯減去的髮辮，王國維感到大禍將至。他在最後一次見到學生薑亮夫時說：“我總不想再受辱，我受不得一點辱！”在他的遺書中亦有“五十年，只欠一死，經此事變，義無再辱”等句。1927年6月北伐軍攻佔鄭州，攻佔當日，《世界日報》刊出《戲擬黨軍到北京後被捕的人物》，其中即有王國維的名字。當日晚王國維寫下遺囑，次日即赴頤和園自沉。這些都足以證明他的死源於恐懼在即將發生的政治變亂中“受辱”，與當時的政治形勢有直接的關係。 但是，陳寅恪對王國維的死卻有一種與眾不同的解釋。他在《王觀堂先生輓詞並序》中指出，王國維所殉的是一種中國文化“抽象理想最高之境”，而“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陳寅恪的觀點可以在王國維的著作中得到印證。王國維論及殷周之際的歷史變革時寫道，“一姓一家之興亡”只是其表，“自其裡言之，則舊制度廢而新制度興，舊文化廢而新文化興”，殷周之鼎革如此，晚晴之興廢何獨不然。因此，對於王國維而言，忠於清室僅只是表，忠於中國傳統的制度與文化才是其裡。 比較起來，那種把王國維之死歸因於“羅、王交惡”或“羅振玉逼債”之類的說法，便更是“委瑣齷齪之說”。這些說法極大地貶低了王國維的思想境界，把他從一個“知力之最高者”重新變回了他所深惡的“俗子”。王國維把自己視為中國文化“所寄”之人，即與中國文化擁有同一生命。王國維相信，某種文化必須借某些個別的天才人物予以維繫，與此同時，這些個別的天才亦以這種文化的存亡絕續作為自己存在的理由。王國維在《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中說：“天而未厭中國也，必不亡其學術；天不欲亡中國之學術，則於學術所寄之人，必因而篤之”。然而一旦這種祝禱和期待落空，一旦他發現這種文化和學術即將滅亡，那麼這些“學術所寄之人”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價值。他們唯一能做的，就是“與之同歸於盡”。這就牽涉到第二點：在當時王國維究竟是如何看待中國文化的前途？王國維萬年對中國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前途，都抱著十分悲觀的想法。在那篇沒有公開發表的文章裡，王國維頗有些危言聳聽地預告“歐美之文化不十年間將剗滅以盡。予且見歐美數萬裡之大陸將空無居人”。不但歐美文化即將滅亡，“凡以歐美之文化為文化，或己之文化力不足以敵歐美之文化者，並將隨之俱進也。”在王國維看來，中國文化的命運就是如此。讓王維感到心痛的是，如果說歐美文化的敗亡是自食其果，那麼“中國且學歐美人之破壞文化，以自破壞其文化”，而對這種前途，王國維悲觀地宣告：“世界最後之日將近矣。” 抱著這種悲觀絕望的情感，當北伐的烈焰熊熊燃燒起來的時候，王國維真切地看到了這種“最後之日”的降臨。葉德輝、章炳麟等都是他嚴重的中國文化“所寄”之人，當這些人或被殺，或被抄家，紛紛罹難之際，王國維看到的是中國文化的“劫竟變窮”。既然天不佑中國，既然中國文化與學術即將毀滅，生命於他便失去了任何價值與意義。他恐懼北平城破時受辱，他說“我受不得一點辱”，這固然是在守護個體的尊嚴，但對內心把中國道德文化視為最高之理想，把自己視為這種文化的寄命之人的王國維而言，他守護的何嘗不是中國文化與學術的尊嚴。在這種形勢下，王國維毅然做出“舉身赴清池”的選擇就不難理解了。在當時，只有陳寅恪能夠理解王國維的選擇，只有他能夠認識王國維這一選擇背後的文化意義，因為和王國維一樣，他把自己視為中國文化“所寄”之人。所不同的者，與一度幻想東方道德文化可以拯救人類文明的王國維相比，他顯得更加冷靜。他清醒地看到這種文化所憑依的社會制度，尤其是經濟制度已經遭到破壞，已經不可挽回地解體了。“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於是這種文化便很難擺脫自己的悲劇命運。果然不出所料，在大約四十年後，中國文化又遭遇了一場名為“文化大革命”的更大規模的浩劫。在這場浩劫中，同樣為“此文化精神凝聚之人”的陳寅恪，便不能不“與之而同盡”了。 ——節選自《傳統的幻象：跨文化語境中的王國維詩學》 羅鋼

　　死因之謎　　王國維死後，家人在他遺物中發現了他死前一日所寫的遺書。遺書條理清晰，考慮周密，足見死者絕非倉促尋死。這與王死前幾日無異常舉止相吻合。但遺書一開頭“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十六字，卻給生者留下種種疑竇，成為70多年來其自沉之因久說紛紜，又難以確論的“謎面”。 對王國維死因，其親屬自始至終諱莫如深。而後世臆測大致又分幾種：　　“殉清”說 王國維為清朝遺老，更對遜帝溥儀向有國士知遇之感——王國維以秀才身份，被溥儀破大清“南書房行走”須翰林院甲科出身的舊制，召其直入“南書房”——有此思想基礎和遺老心態，逢“覆巢”之將再，以自殺而“完節”似乎也是情理之中。所以梁啟超以伯夷、叔齊不食周粟而比之，當時的清華校長曹雲祥和羅振玉、吳宓等均持此說。魯迅在《談所謂“大內檔案”》一文中，稱王“在水裡將遺老生活結束”，可見也為此論。但反對此說者認為，王國維與羅振玉、鄭孝胥、陳寶琛輩有別，鄭等效命清室復辟，不惜委身於日本政客。而王國維卻領清華職，心無旁騖，潛心學術。他雖“忠清”，卻不充其鷹犬，以至“愚忠”至“殉清”程度。所以當時就有人說：“你看他那身邊的遺囑，何嘗有一個抬頭空格的字？殉節的人豈是這樣子的？”　　“逼債”說 當年溥儀在其《我的前半生》中說：內務府大臣紹英委託王代售宮內字畫，事被羅振玉知悉，羅以代賣為名將畫取走，並以售畫所得抵王國維欠他債務，致使王無法向紹英交待，遂愧而覓死。當時報紙還傳，王曾與羅合作做生意虧本，欠羅鉅債。羅在女婿（王長子潛明）死後，羅、王已生隙，羅令女居己家為夫守節，逼王每年供其生活費2000元。王國維一介書生，債務在身，羞憤交集，便萌生短見。此說經郭沫若先生筆播，幾成定論。但從王遺書對後事的安排看和事後其它一些證據表明，王國維生前並無重債足以致其自盡。　　“驚懼”說 1927年春，北伐軍進逼北方，而馮、閻兩軍易幟，京師震動。有人認為，王國維自殺是怕自己這個前清遺老落入北伐軍手中，蒙受恥辱；又王視腦後辮子為生命，當時傳言北伐軍入城後將盡誅留有髮辮者，所以與其被辱，莫若自我了斷。但這種說當時即多有人鄙而不取，以為不合王國維立身處世方式。　　“諫阻”說 認為王國維投湖與屈原投江相類，是以“尸諫”勸阻溥儀聽從羅振玉等人主意，有東渡日本避難打算，並認為王、羅兩人最後決裂的原因也緣於此因。 “文化殉節”說 與王國維同為清華導師，且精神相通、過從甚密的陳寅恪先是以“殉清 ”論王之死，後又認為：“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巨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此觀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為天下後世所極哀而深惜者也”。陳寅恪的詮釋在同類者中立即得到共鳴，並在文化界產生重要影響。但陳之觀點，與其說是對王國維之死的解釋，不如說是他以自己的一種心態來觀照王國維的精神。 “諸因素” 以一遺民絕望於清室的覆亡，以一學者絕望於一種文化的式微，一介書生又生無所據——當王國維徘徊於頤和園長廊，回想起“自沉者能於一剎那間重溫其一生之閱歷”的箴言，遂“奮身一躍於魚藻軒前”。也許，這就是王國維自沉之“謎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