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作品洋溢的俏皮、詼諧的藝術氣息，常常使有些令忍俊不禁。
“笑”中向來都包含著複雜多端的悲喜情感，別林斯基說：“民族性的奧秘所在不是這個民族的服飾和飲食，而是在於這個民族理解事物的方式。
”幾乎老舍所有的小說都是從文化的角度切人，其人物都有著鮮明的文化身份和文化特徵，有時甚至成了某種文化符號。
《趙子曰》是老舍的第二部小說，是趨向於成熟的過渡性作品。
《趙子曰》以嬉笑唾罵的筆調，塑造了一個在中國新舊變化的大時代，既無向善決心，又無作惡勇氣的糊塗大學生趙子曰的形象。
《趙子曰》中，主人公本有著善良的天性，為人率直、慷慨大方，並時常做著愛國志士的夢。
他搭救了被軍官凌辱，淪落風塵的女子譚月娥，但卻還是不願得罪軍官而帶譚月娥回家鄉。
趙子曰的性格中也頗有阿Q的影子，他得了倒數第一時老舍這樣寫道，“至於名列榜末呢，他照著鏡子自己勉勵：‘倒著念不是第一嗎！’於是那一點不高興，一片雪花兒似的那一點，沒其立足之地了。
”對阿Q的那怒其不爭的感覺，同樣的出現在趙子曰的身上了。
且不說他是否是因為兩本談麻將和京戲的書，也小有名氣，而成為學生主席。
但卻對官場中的沽名釣譽的把戲動心，而忘了李景純的一番勸告，反而仍去聽信歐陽天風的。
單單是他對歐陽天風的友誼不禁讓人感覺到可笑和可悲。
可笑的是趙子曰的糊塗勁，“他們兩個的經濟政策根本不同，可是在麻雀場上使他們關係越發密切；趙子曰要是把錢輸給歐陽天風，除了他以為叉麻雀是最高尚的遊戲以外，他覺得無形中作了一樁慈善事業。
”他的友誼的深固竟是透過遊戲，也因此與歐陽天風形影不離，而他把輸錢當作了慈善事業。
不僅為這種不知道應該稱作是單純還是說愚蠢的想法而覺得可笑。
而可悲的是他“最好的朋友”只是利用他，就算有好友相勸，讓他謹慎，而他卻仍選擇相信。
他就像沒有思想一樣，整天處在一種混沌狀態中，不知如何立身處事。
在“天台公寓”那片插科打諢、調侃戲謔的喜劇氣氛中，我們看到了狄更斯的幽默和滑稽，而也能明顯感受到老舍沉重的悲劇心態。
李景純對趙子曰說過這樣一段話“——把我對你的態度說出來。
老趙！我不是個喜歡多交朋友的人，可是我看準了一個人，不必他有錢，不必他的學問比我強，我願真心幫助他。
你的錢，其實是你父親的，我沒看在眼裡。
你的行為，拿你花錢說，我實在看不下去。
可是我以為你是個可交的朋友，因為你的心好！——”“以交朋友說，你有幾個真朋友？以你的那個唯一的好友說，大概你明白他是誰，他是你的朋友，還是仇人？”“交朋友不必一定象比目魚似的非成天黏在一塊兒不可呀！情義相投呢，多見幾面；意見不合呢，少往一處湊。
親熱的時候呢，也別忘了互相規正；冷淡的時候呢，也不必彼此怨謗。
”這一系列的真誠的規勸，也引發了我對友誼的認識。
所謂的真正的可交朋友因為心好，那個朋友值得交往無關其他，只因那一顆真心。
李景純被舊文化所排拒的孤獨者。
誠如別林斯基所說：“當不合理顯得合理而壓倒合理的時候，喜劇性就有了悲劇性。
”在描寫有關李景純的文字中，老舍卻吝嗇的不肯用幽默的筆調。
因為對於李景純所反映出的當時社會本就是嚴肅的問題。
在他身上，寄託者老舍的理想。
他十分厭惡古老文化中的陳規陋習，自覺吸取西方現代文化中的精華；他們沒有染上“重政務、輕自然、斥技藝”的民族遺傳病，特別注重學習先進的科學技術和文化知識；他尤為反感中國傳統的禮俗文化，而崇尚西方現代的法理精神。
他同當時許多熱血青年一樣，有著報效祖國的赤子之情和振興中華的強烈願望，但對所謂“新人物”的胡鬧不以為然。
他有思想並且對“革命”有自己的理解：“個人走的路不同，而目的是一樣，是改善社會，是教導國民；國民覺悟了，便是革命成功的那一天。
”然而屈服是神秘主義者的態度，鬥爭是悲劇中人的態度。
在那樣一個歷史時代與社會環境之中，他的一腔熱情和理想只能化作無盡的悲憤。
最後，他鋌而走險，去暗殺衛戍區賀司令，不幸失敗被槍殺了。
他用自己的死去喚醒人們。
他是一個為正義敢於獻身的志士。
他說他曾想過自殺，他是那個清醒和始終充滿希望地在悲劇的漩渦中掙扎的孤獨的個體，這就更為深刻的悲劇了。
是的最後他選擇了暗殺，他說“黑暗時代到了！沒有黑暗怎能得到曙光！”他是一個為正義敢於獻身的志士，在那個時代，振臂高呼！然而在那個大夢已醒、睜眼看世界的年代，堅持全盤繼承中國傳統文化、拒斥西方先進文化的保守派畢竟是少數。
在一個文化積澱久遠、講究中庸的中國，主張照單全收西方文化、摒棄中國傳統文化的激進派也難以成為多數。
更多的華人屬於亦新亦舊、不新不舊的“新派人物”，他們在半夢半醒和半推半就中接受西方文化(新文化)，只不過有的被動些，有的主動些，但往往都是皮相、膚淺地模仿西方文化，取其糟粕而去其精華，從而造就了另一種“受劣質文化浸染而死的悲劇”。
趙子曰依然保留了保守、怯懦、敷衍等病態人格；或認為有新思想，可以鬧獨立爭自由了，卻鬧來鬧去不是向父母伸手就是向軍閥低頭；而所幸的是他不是壞人，他也有可愛的一面。
他是一個站在歧路的“迷路的羊”。
他不覺醒時雖然被歐陽天風牽著鼻子走向邪惡，可當他聽了李景純的開導之後，迷途知返，從而有有心向善。
當知道武端要買天壇時，他便用自己的行動去保護，他對武端這樣說道，“反對這件事的理由很多，不必細說，你只想想外華人為什麼要買就夠了！你我是好朋友，我先勸告你，你答應我撤銷前議，咱們是萬事全休，一天雲霧散！不然，老武，你看見這把刀沒有？你殺我也好，我殺你也好，你看著辦！”作品結尾，趙子曰已經變成了另一個人。
李景純為就王女士和張教授而被抓，他的舉動，使趙子曰等幡然醒悟，激發了他們的善良和正義感。
他們動員一切力量想要救他，可是卻無路可尋。
李景純被殺害後，趙子曰安排人給他收屍，趙子曰說：“幾時有機會，再把他埋在公眾的處所，立碑紀念他，他便是歷史上的一朵鮮花，他的香味永遠吹入有志的青年心裡去。
老武！這是你的責任！你辦完了這件事，是願和軍閥硬幹呀，還是埋首去求學，在你自己決定。
這是老李指給我們的兩條路，我們既有心收他的屍身，就應當履行他的教訓——”是的，趙子曰決定埋頭讀書，走李景純給他們指的路。
都說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
在讀這部作品之時，看到趙子曰的糊塗、虛榮，可憐他被人利用而不知，而老舍也多處對他進行的調侃戲謔。
可是我們又一邊希望著趙子曰別再糊塗下去，渴望他和他的朋友快點覺醒。
老舍說過：“幽默作家當然會有幽默感。
這倒不是說他永遠以‘一笑了之’的態度應付一切。
不是，他是有極強的正義感的，絕不饒恕壞人壞事”，“同時他的心地是寬大爽朗的，會體諒人的”。
因此老舍的諷刺中，也能看出他的憐憫之情，他也急切希望他們醒過來吧。
外國作家薩克雷說：“幽默的作家是要喚醒與指導你的愛心，憐憫，善意——你的恨惡，不實在，假裝，作偽——你的同情，對弱者，窮者，被壓迫者，不快樂者。
”對我來說這部作品產生了這樣的效果。
老舍作品洋溢的俏皮、詼諧的藝術氣息，常常使有些令忍俊不禁。
“笑”中向來都包含著複雜多端的悲喜情感，別林斯基說：“民族性的奧秘所在不是這個民族的服飾和飲食，而是在於這個民族理解事物的方式。
”幾乎老舍所有的小說都是從文化的角度切人，其人物都有著鮮明的文化身份和文化特徵，有時甚至成了某種文化符號。
《趙子曰》是老舍的第二部小說，是趨向於成熟的過渡性作品。
《趙子曰》以嬉笑唾罵的筆調，塑造了一個在中國新舊變化的大時代，既無向善決心，又無作惡勇氣的糊塗大學生趙子曰的形象。
《趙子曰》中，主人公本有著善良的天性，為人率直、慷慨大方，並時常做著愛國志士的夢。
他搭救了被軍官凌辱，淪落風塵的女子譚月娥，但卻還是不願得罪軍官而帶譚月娥回家鄉。
趙子曰的性格中也頗有阿Q的影子，他得了倒數第一時老舍這樣寫道，“至於名列榜末呢，他照著鏡子自己勉勵：‘倒著念不是第一嗎！’於是那一點不高興，一片雪花兒似的那一點，沒其立足之地了。
”對阿Q的那怒其不爭的感覺，同樣的出現在趙子曰的身上了。
且不說他是否是因為兩本談麻將和京戲的書，也小有名氣，而成為學生主席。
但卻對官場中的沽名釣譽的把戲動心，而忘了李景純的一番勸告，反而仍去聽信歐陽天風的。
單單是他對歐陽天風的友誼不禁讓人感覺到可笑和可悲。
可笑的是趙子曰的糊塗勁，“他們兩個的經濟政策根本不同，可是在麻雀場上使他們關係越發密切；趙子曰要是把錢輸給歐陽天風，除了他以為叉麻雀是最高尚的遊戲以外，他覺得無形中作了一樁慈善事業。
”他的友誼的深固竟是透過遊戲，也因此與歐陽天風形影不離，而他把輸錢當作了慈善事業。
不僅為這種不知道應該稱作是單純還是說愚蠢的想法而覺得可笑。
而可悲的是他“最好的朋友”只是利用他，就算有好友相勸，讓他謹慎，而他卻仍選擇相信。
他就像沒有思想一樣，整天處在一種混沌狀態中，不知如何立身處事。
在“天台公寓”那片插科打諢、調侃戲謔的喜劇氣氛中，我們看到了狄更斯的幽默和滑稽，而也能明顯感受到老舍沉重的悲劇心態。
李景純對趙子曰說過這樣一段話“——把我對你的態度說出來。
老趙！我不是個喜歡多交朋友的人，可是我看準了一個人，不必他有錢，不必他的學問比我強，我願真心幫助他。
你的錢，其實是你父親的，我沒看在眼裡。
你的行為，拿你花錢說，我實在看不下去。
可是我以為你是個可交的朋友，因為你的心好！——”“以交朋友說，你有幾個真朋友？以你的那個唯一的好友說，大概你明白他是誰，他是你的朋友，還是仇人？”“交朋友不必一定象比目魚似的非成天黏在一塊兒不可呀！情義相投呢，多見幾面；意見不合呢，少往一處湊。
親熱的時候呢，也別忘了互相規正；冷淡的時候呢，也不必彼此怨謗。
”這一系列的真誠的規勸，也引發了我對友誼的認識。
所謂的真正的可交朋友因為心好，那個朋友值得交往無關其他，只因那一顆真心。
李景純被舊文化所排拒的孤獨者。
誠如別林斯基所說：“當不合理顯得合理而壓倒合理的時候，喜劇性就有了悲劇性。
”在描寫有關李景純的文字中，老舍卻吝嗇的不肯用幽默的筆調。
因為對於李景純所反映出的當時社會本就是嚴肅的問題。
在他身上，寄託者老舍的理想。
他十分厭惡古老文化中的陳規陋習，自覺吸取西方現代文化中的精華；他們沒有染上“重政務、輕自然、斥技藝”的民族遺傳病，特別注重學習先進的科學技術和文化知識；他尤為反感中國傳統的禮俗文化，而崇尚西方現代的法理精神。
他同當時許多熱血青年一樣，有著報效祖國的赤子之情和振興中華的強烈願望，但對所謂“新人物”的胡鬧不以為然。
他有思想並且對“革命”有自己的理解：“個人走的路不同，而目的是一樣，是改善社會，是教導國民；國民覺悟了，便是革命成功的那一天。
”然而屈服是神秘主義者的態度，鬥爭是悲劇中人的態度。
在那樣一個歷史時代與社會環境之中，他的一腔熱情和理想只能化作無盡的悲憤。
最後，他鋌而走險，去暗殺衛戍區賀司令，不幸失敗被槍殺了。
他用自己的死去喚醒人們。
他是一個為正義敢於獻身的志士。
他說他曾想過自殺，他是那個清醒和始終充滿希望地在悲劇的漩渦中掙扎的孤獨的個體，這就更為深刻的悲劇了。
最後，他鋌而走險，去暗殺衛戍區賀司令，不幸失敗被槍殺了。
他用自己的死去喚醒人們。
是的最後他選擇了暗殺，他說“黑暗時代到了！沒有黑暗怎能得到曙光！”他是一個為正義敢於獻身的志士，在那個時代，振臂高呼！然而在那個大夢已醒、睜眼看世界的年代，堅持全盤繼承中國傳統文化、拒斥西方先進文化的保守派畢竟是少數。
在一個文化積澱久遠、講究中庸的中國，主張照單全收西方文化、摒棄中國傳統文化的激進派也難以成為多數。
更多的華人屬於亦新亦舊、不新不舊的“新派人物”，他們在半夢半醒和半推半就中接受西方文化(新文化)，只不過有的被動些，有的主動些，但往往都是皮相、膚淺地模仿西方文化，取其糟粕而去其精華，從而造就了另一種“受劣質文化浸染而死的悲劇”。
趙子曰依然保留了保守、怯懦、敷衍等病態人格；或認為有新思想，可以鬧獨立爭自由了，卻鬧來鬧去不是向父母伸手就是向軍閥低頭；而所幸的是他不是壞人，他也有可愛的一面。
他是一個站在歧路的“迷路的羊”。
他不覺醒時雖然被歐陽天風牽著鼻子走向邪惡，可當他聽了李景純的開導之後，迷途知返，從而有有心向善。
當知道武端要買天壇時，他便用自己的行動去保護，他對武端這樣說道，“反對這件事的理由很多，不必細說，你只想想外華人為什麼要買就夠了！你我是好朋友，我先勸告你，你答應我撤銷前議，咱們是萬事全休，一天雲霧散！不然，老武，你看見這把刀沒有？你殺我也好，我殺你也好，你看著辦！”作品結尾，趙子曰已經變成了另一個人。
李景純為就王女士和張教授而被抓，他的舉動，使趙子曰等幡然醒悟，激發了他們的善良和正義感。
他們動員一切力量想要救他，可是卻無路可尋。
李景純被殺害後，趙子曰安排人給他收屍，趙子曰說：“幾時有機會，再把他埋在公眾的處所，立碑紀念他，他便是歷史上的一朵鮮花，他的香味永遠吹入有志的青年心裡去。
老武！這是你的責任！你辦完了這件事，是願和軍閥硬幹呀，還是埋首去求學，在你自己決定。
這是老李指給我們的兩條路，我們既有心收他的屍身，就應當履行他的教訓——”是的，趙子曰決定埋頭讀書，走李景純給他們指的路。
都說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
在讀這部作品之時，看到趙子曰的糊塗、虛榮，可憐他被人利用而不知，而老舍也多處對他進行的調侃戲謔。
可是我們又一邊希望著趙子曰別再糊塗下去，渴望他和他的朋友快點覺醒。
老舍說過：“幽默作家當然會有幽默感。
這倒不是說他永遠以‘一笑了之’的態度應付一切。
不是，他是有極強的正義感的，絕不饒恕壞人壞事”，“同時他的心地是寬大爽朗的，會體諒人的”。
因此老舍的諷刺中，也能看出他的憐憫之情，他也急切希望他們醒過來吧。
外國作家薩克雷說：“幽默的作家是要喚醒與指導你的愛心，憐憫，善意——你的恨惡，不實在，假裝，作偽——你的同情，對弱者，窮者，被壓迫者，不快樂者。
”對我來說這部作品產生了這樣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