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蔣介石的文膽，因為出眾的文字功底和嚴謹的工作作風為蔣介石所賞識，一度出任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副秘書長、蔣介石侍從室第二處主任、中央宣部副部長等要職。1948年，眼看自己效忠的國民黨政權就要失敗，他向蔣介石大膽進言，要求三大家族捐獻財產充做軍費，被蔣介石反唇相譏，羞憤自盡。這位有國民黨第一支筆之稱的國民黨要人就是陳布雷。

陳布雷，1890年11月15日出生，名訓恩，字彥及，筆名佈雷、畏壘。浙江慈溪人。

陳布雷家境優越，故而從小就進入學習讀書。1911年以第四名的成績從浙江高等學堂畢業，進入上海《天鐸報》當記者，以佈雷的筆名發表時事文章，擁護辛亥革命，反對帝制，成為一名出色的記者。

1927年，他與潘公展同至南昌見蔣介石，4月出任浙江省政府秘書長，5月便轉赴南京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處書記長。

1928年，陳布雷辭去中央黨部秘書處書記長職，赴上海任《時事週報》總主筆，創辦《新生命月刊》。

1929年6月，陳布雷隨蔣介石赴北平。1929年8月至1934年4月任浙江省教育廳廳長（其間，1930年曾赴南京任國民黨教育部次長）。1934年5月任國民黨軍委會南昌行營設計委員會主任。1936年至1945年，任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副秘書長、蔣介石侍從室第二處主任、中央宣部副部長、國民黨中央委員。1946年任國府委員。1947年任總統府國策顧問，代理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秘書長。

陳布雷以其出色的文字功底和嚴謹的工作作風，贏得國民黨軍政要員的尊敬，被稱為“國民黨第一支筆”。陳布雷正直清廉、秉公無私。周總理曾說：“對佈雷先生的道德文章，我們非常欽佩；但希望他的筆不要只為一個人服務，而要為全中國四萬萬同胞服務。”

1948年11月，國民黨的大潰敗已成定局。有識之士都知道國民黨的覆沒已經不可避免。陳布雷憂心忡忡的求見蔣介石，說了一番掏心窩的話。陳布雷對蔣介石說：“世人皆知三大家族（孔祥熙、宋子文、陳立夫三大家族）在戰爭期間大發國難財，如今國難當頭，委座是否讓其捐獻家財於充軍用，則國家還有一絲希望！”

蔣介石聽了陳布雷這番話，一時怒從心起，反唇相譏道：“佈雷先生連自己家的人都管不住，還如何談論國家大事？”

蔣介石此言，乃是暗指陳布雷的女兒陳璉，她於1939年秘密入黨，1947年9月，陳璉夫妻案發被捕，押解南京關押。陳布雷經過疏通關係，將女兒保釋了出來。

此事對於忠心於國民黨的陳布雷來說，是一個“傷疤”。

陳布雷聽後一言不發，告辭回家，於1948年11月13日服安眠藥自殺，終年58歲。

陳布雷是個非常愛面子的文人，沒有一般政客那點花花腸子。見自己一片苦心，換來的卻是蔣介石的羞辱，故而以自盡這種極端方式來表達其對國民黨的忠誠。只是陳布雷永遠都不會明白，他所以死效忠的國民黨當局，早已病入膏肓，沒有救了。

陳布雷死後，蔣介石頗有些後悔，讓記者撰文稱陳布雷是因為憂於國事，自殺殉國。

一`、1890年，陳布雷出生在浙江省慈溪縣的一個耕讀世家，父親按照宗族的傳統，給他起名陳訓恩。“佈雷”是他日後在報刊上發表文章的筆名。

從此，這個“恪守古訓、不負恩澤”的人，一生即沒有負父恩、也沒有負“皇恩”，唯獨辜負了自己。

在父親的嚴厲督促下，陳布雷5歲就開始讀書，他的啟蒙老師——陳屹懷，是個思想激進，有著遊俠氣質的進步青年。

在濃重的儒家氛圍中，陳布雷一邊學習禮儀和規矩，一邊跟著陳屹懷博覽群書。

在陳布雷出生與成長的時代，大清王朝已經進入了垂死的階段，資產階級革命運動正在暗暗滋長，在陳屹懷的引導下，各種新思想，新風氣也在激盪著陳布雷的心。

13歲時，他被陳屹懷安排到董氏館學習，董氏館濃烈的革命氛圍，讓陳布雷眼界大開，對政治有著明顯參與意識的他，居然在董氏館秘密創了“革命黨”。

是做亂黨，還是做忠臣？是做禮學童子，還是做個革命黨徒？少年陳布雷在這種糾結中左右搖擺。

第一次童子試，為了表示對八股文的抗議，陳布雷胡亂應試，考了全鄉最後一名。

這一仗的慘敗，讓陳布雷的父親遭受了巨大的打擊，看到父親傷心動怒，陳布雷心如刀絞，決定一雪前恥。

在接下來的府試上，陳布雷以第一名的成績名列榜首，全鄉為之震動，從名列孫山到獨佔鰲頭，他只用了一個月。

寧波府試無疑是完美的，這也激發了他成為政論家的慾望；但對他來說，無疑也是一次思想的倒退。

革命與保守，激進與傳統，這兩種人格，最終成為了陳布雷一生都擺脫不掉的精神衝突。

二、難以擺脫命運的捉弄

1910年秋，大清王朝已經走到崩潰的邊緣，還在浙江高等學校學習的陳布雷，受革命者的感染，毅然剪去了髮辮。

但是想到百善孝為先的祖訓，為了不讓父親難過，他給自己做了一條假辮子，每次回家的時候都會戴上。

他就這樣一邊做著為革命奔走呼號的激進分子，一邊在倫理道德上恪守著傳統與懦弱。

在老師陳屹懷的介紹下，從浙高畢業的陳布雷成了《天鐸報》的編輯，正式以“佈雷”的筆名發表思想進步的時評。

說起“佈雷”的名字，是因為他小時候胖乎乎的，臉頰圓圓的，同學給他起外號兒叫“麵包”，而麵包的英文就是“Bread”。

這個極富童趣的筆名，與他嚴謹成熟的風格很不相襯，但這也同樣說明了他在人格上的兩極化。

他那顆稚嫩的童心，從小就被傷感和悽清的思緒掩蓋了，只是偶爾在他的生命裡閃爍。

在做編輯時，陳布雷的文風鏗鏘有力，語言激越，極富感染力，時而幽默詼諧，時而辛辣諷刺，總之，嬉笑怒罵皆成文章。

但他也同樣有著年輕人都避免不了的缺點——鋒芒畢露。

民國元年2月，陳布雷在武昌舉義的宣傳方針上，與騎牆派李總編產生了意見分歧。

陳布雷既不想妥協，也不懂得明哲保身，最終被李總編記恨，找了個由頭將他逐出了《天鐸報》。

受挫之後的陳布雷，想到了上學深造，他深信“國家興亡，匹夫有責》”，而自己的知識又明顯的貧乏。

但他的願望再次被父親打入了冷宮，別說出國留學，就是投考北京大學都不允許，理由很簡單：“父親多病，汝為長子，不能遠離。”

之後不久，父親就病故了，作為長兄的陳布雷，不得不挑起教養弟妹的責任，豈料，在30歲那年，愛妻楊宏農也不幸離世，一連串的打擊幾乎要將他摧垮。

古人說“哀極則不傷，恨極則不怒”，經歷了大痛苦的陳布雷，在傷口稍稍平復之後，就開始思考今後的人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