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萬曆時起，朝政日趨腐敗，黨派林立，黨爭激烈。

除東林黨外，還有山東人的齊黨，湖北人的楚黨，安徽宣城人的宣黨，江蘇崑山人的昆黨，而以浙江人的浙黨聲勢較大。浙黨首領沈一貫、方從哲先後出任過內閣首輔。

天啟初年，因東林黨支援熹宗繼位後，才受到重用，而東林黨一黨獨大，黨同伐異大肆打擊異己。最初，東林黨人葉向高、鄒元標、楊漣、趙南星等人得到執政的機會，浙、昆、宣各黨派一度受到排斥。所以就不難理解，以魏忠賢為首的閹宦與浙、齊、楚、宣、昆各黨中的一部分人結成聯盟，共同對付東林黨——東林黨實在是太囂張了！

東林黨是明朝末年以江南士大夫為主的官僚政治集團。“東林黨”之“黨”，是朋黨而不是近代政黨。

東林人士借諷議朝政、評論官吏之名，行包庇地主，為富商巨賈爭利之實。他們雖然提出了廉正奉公，振興吏治，開放言路，革除朝野積弊等進步口號，然而實質上卻淪為了大地主，大商人利益集團的代言人，對明末饑荒災民的悲慘現實視而不見，對徵款賑災行為極力阻撓。

東林黨是明朝以江南士大夫為代表的官僚政治集團，其中的楊漣、左光斗等人還有擁立天啟之功，但他們這夥人除了楊漣等少數人實幹外，只會清談，坐而論道，空談朝政，抨擊時弊，蠱惑人心，卻又沒有辦法解決實際問題；天啟最初對這幫人還很感激，但時間一長就知道他們只會空談，道理講的一套套的，行動方案卻沒有，逐漸疏遠了他們，進而信任宦官魏忠賢，雖然魏忠賢也不是什麼好貨，但聽話還有行動力，執行力是槓槓的；可能是為了少聽東林黨這些假大空的言論，也就默認了魏忠賢對那些和他不對付的東林黨人的迫害。

明光宗朱常洛由於‘’紅丸案‘’在位僅一個月就去世。天啟皇帝明熹宗朱由校在東林黨人楊漣、劉一燝等人擁戴下繼位，朱由校非常感動，標誌著東林黨的勝利。東林黨執掌朝綱，主持朝正，可東林黨人在國家大政方針的決定，社會大計方面的規劃毫無作為，而東林黨人卻依門戶之見大行幫派黨爭。掌權後將不依附東林黨的官員斥罷殆盡，也不問其政績能力，不管其人格魅力，致使東林黨的反對派隊伍日益擴大，對東林黨的仇恨日益加深。這就為封建統治留下了隱患，也為東林黨禍種下了災難。

更重要的是東林黨人未能牢牢地掌握住皇帝朱由校，沒能消除太監干政的可能，造成內宦專權，釀成黨爭災變。

朱由校即位時本是少年，秉性活潑好動，頑皮搗蛋，他追求的是新奇刺激，魏忠賢趁機巴結滿足，投其所好，順風揚帆隨波逐流。朱由校愛騎馬，魏忠賢趁機奏請宮內設立內操，進行列陣打仗遊戲；朱由校愛看戲，魏忠賢順勢插科打諢舞弄手段，排練皇帝成了傀儡。朱由校愛木工，魏忠賢順便建議雕龍刻鳳培養興趣，時常給皇帝發個獎金，朱由校大為興奮。

就這樣，皇帝朱由校哪裡顧得上朝政，什麼奏章，什麼軍機都由魏忠賢處理，魏忠賢大權獨攬，就開始謀私，發展自己的勢力，組織聽命於他的官僚集團，大臣中的奸邪之徒順勢投靠結交，助紂為虐，魏忠賢如虎添翼，更加放膽為非作歹。公開向東林黨攻擊挑戰，形勢對東林黨更加不利。

帝王之術 ，在於權謀，在於平衡，鑑於體制，宦官只能做個爪牙，是皇帝養的一條狗，並且相互依靠，是皇權的延伸；結黨營私任哪個當權者都不願意看到，而國策又是優待讀書人，東林黨結團導致政令不通，皇帝也認識到這個問題，透過宦官打壓東林黨。

好慘啊~~~~~~~慢著~~~~你剛聽了起訴方的陳訴，沒有聽被告方的辯護就要判決了嗎？這公平嗎？

閹黨和東林黨的最大區別是：閹黨做得多說的少，東林黨說得多做得少。掌控了輿論權的東林黨自然可以擺出自己是受害者的姿態。

但一個公平的判決是要聽取雙方的陳述的。因為沒有輿論權而被抹黑成為奸臣的閹黨就當真非常可惡嗎？

就題主的題目而言，東林黨有幾個人是被魏忠賢殺死的？又因為什麼被殺的？只有回答這個問題，才能公平、客觀的看待天啟帝時東林黨和閹黨的黨爭問題。

閹黨為何崛起

所謂的閹黨是以魏忠賢為首的團體。但閹黨的形成並不是魏忠賢主動組織的，這和東林黨主動在江南主動組建是不同的。閹黨的形成是被迫形成的。

東林黨是1604年慢慢形成的，以每年一大會、每月一小會的形式運作。

天啟帝即位時，當時的東林黨人士、吏部尚書趙南星極力打擊非東林黨官員。於是非東林黨官員就結交魏忠賢，因而形成了閹黨。

本來都是正常的政治鬥爭，還在合理範圍之內。直到1624年楊漣上書彈劾魏忠賢。楊漣彈劾魏忠賢的罪名有：

“今忠賢擅威福，結黨與，首殺王安以樹威於內，繼逐劉一燝、周嘉謨、王紀以樹威於外，近且斃三戚畹家人以樹威於三宮。深結保姆客氏，伺陛下起居；廣佈傅應星、陳居恭、傅繼教輩，通朝中聲息。”

簡單說魏忠賢的罪名就是：

1、殺和東林黨友好的王安；

2、驅逐劉一燝、周嘉謨、王紀等東林黨官員；

3、杖斃三戚畹家人（即某個妃子的家僕）

4、和服侍陛下的客氏交好；

5、派遣傅應星、陳居恭、傅繼教等人和朝中大臣互通訊息。

除了第三、第四條之外，魏忠賢的作為，與王安和東林黨的交通基本上沒有區別。唯一的區別是魏忠賢是閹黨的領袖，王安不是東林黨的領袖。

結黨，本來是東林黨最早、最強力的行為，如今卻成為了魏忠賢的大罪？東林黨結黨是為家為國，魏忠賢結黨就是禍國禍民？

天啟帝對楊漣彈劾書的迴應是：

“是欲屏逐左右，使朕孤立”

天啟帝這裡的表態，和崇禎帝殺魏忠賢導致朝政被東林黨把持的現實來看，天啟帝比崇禎帝聰明得多了。

躲過了楊漣的彈劾後，魏忠賢開始打擊東林黨，並讓人收集東林黨名錄，製作了《點將錄》72人（阮大鋮著作）、《天鑑錄》（崔呈秀著作）。

1625年，許顯純逼供汪文言，供認楊漣、左光斗等為熊廷弼辯護的人收受熊廷弼賄賂。於是左光斗、楊漣、周起元、周順昌、繆昌期等6人被彈劾。這6人都是死於獄中。

1626年，高攀龍被逼死，周宗建、黃尊素、李應升等東林七賢被殺，東林書院被拆除，禁止東林黨的講學聚會。

魏忠賢對東林黨的打擊，基本上都是打擊明面上的東林黨，潛在的未路面的東林黨完全沒有收到損害。這就是崇禎帝即位時，東林黨能夠殺死魏忠賢、把持崇禎帝朝中的原因。

魏忠賢對東林黨的打擊所殺死的人數：

楊漣等6人；

高攀龍1人；

周宗建等東林七賢7人

合計：14人。

崇禎帝即位時東林黨清算東林黨的人數有：

1、魏忠賢自殺；

2、首逆同謀6人；

3、近侍次等11人；

4、逆孽軍犯25人；

5、諂附擁戴軍15人；

6、近侍又次等128人；

7、祠頌44人

上述合計258人。

漏網之魚57人，總共合計315人。

在當時的環境下，這325人基本上估計都是被殺的。

最後對比下，魏忠賢打擊東林黨，共殺死14人，東林黨打擊閹黨，共殺死315人。東林黨殺死的人數，是閹黨殺人的數目的22.5倍。

如果你說左光斗、楊漣等在獄中被拷打很悲慘，難道這315人在獄中就能吃香喝辣而不被拷打？

到了現在，你還覺得魏忠賢迫害東林黨非常殘酷嗎？魏忠賢打擊東林黨只不過是殺死幾個領袖人物，並沒有擴大打擊面，對所有東林黨成員進行處罰。東林黨打擊閹黨時，則大開殺戒，殺紅了眼。

比如近侍之類的人，本來就沒有什麼影響力，完全沒有必要殺；軍犯（即軍事官員）50人就不應該殺，畢竟魏忠賢又沒有起兵造反，就算依附魏忠賢，也不是死罪。祠頌44人，只能說是悲劇，連拍魏忠賢馬屁的人都要殺，至於嗎？

有魏忠賢這樣既能當刀使又能當盾抗的人在皇帝會少很多麻煩，崇禎後來雖然把魏忠賢除了卻也把自己最大的倚仗弄沒了，這把刀沒了文官集團還怕你，當然敢陽奉陰違，怪不得崇禎一朝17年換了50多個首輔朝政搞得一團糟，亡國不冤

《天啟皇帝》

首先給大家介紹一下天啟皇帝的人生履歷，事情要從他爺爺明神宗駕崩說起，萬曆四十八年七月，明神宗突然駕崩。同年八月，皇太子朱常也就是天啟皇帝的爸爸即位了，鄭貴妃指使崔文升以掌御藥房太監的身份向用大黃謀害皇帝，光宗朱常洛把天啟皇帝託孤給英國公張惟賢、內閣首輔方從哲等十三人，最終在太監王安的協助下皇長子朱由即天啟皇帝即位。再來介紹一下，由於天啟皇帝的父親沒有嫡子，立了長子天啟皇帝為嫡子，而嫡母早逝萬曆帝為了自己皇孫的成長，就讓當時還是太子的明光宗找人照顧年幼的朱由校，這個人就是客氏，從個人情感來說生育之恩不如養育之恩。

《聖寵日隆》

那麼天啟皇帝對魏忠賢有多好呢，魏忠賢年輕時也是個潑皮無賴，因為家境貧窮，整天混跡於街頭，雖然他不識字不過精通射箭與騎馬，尤其喜歡賭博，特別迷戀於酒色，這些技能也為他日後飛黃騰達儲備了商務手段，這個時候的魏忠賢由於賭博欠下了不少錢財，我們的魏老二也是個狠人，自己給自己淨身了，賄賂了宮中主管領匯入宮做了正式員工，魏忠賢入宮以後靠巴結奉承(具體情節我們可以參考鹿鼎記前期韋小寶做太監時如何巴結奉承），解釋了當時還是皇太子的天啟皇帝的乳母的對食魏朝，後面魏忠賢悄悄巴結上了客氏，打壓了魏朝，魏忠賢和客氏受天啟皇帝的寵愛，魏忠賢的哥哥魏釗為錦衣衛千戶。魏忠賢不久從惜薪司升任司禮監秉筆太監兼提督。本來由於魏忠賢不識字，按例不能進司禮監，但因客氏的緣故，他得到皇帝允許破例進入其中。魏忠賢更是炮製“梃擊”、“紅丸”、“移宮”幾個案件排除異己，副都御史楊漣彈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皇帝居然因為乳母求情就在第二天打回楊漣的奏疏並且對他痛加斥責。

《老龍評說》

總結:天啟皇帝對魏忠賢這麼寵幸，漠視他殘害東林黨人。

第一:是皇帝乳母客氏的原因，畢竟某種程度上來客氏是天啟皇帝的養母，養育之恩大於天嘛。

第二：就是魏忠賢個人商務手段高超，從一個街頭小混混，沒有背景的情況下，靠自己混成了“九千九百歲”。

第三：迷惑皇帝手段高超，打壓政敵手段狠毒，天啟皇帝少年為帝，玩心重，他就整日蠱惑皇帝遊園騎射，天啟皇帝愛好木工，他就說皇上手藝勝過魯班，每次有事兒彙報，就趁皇帝痴迷木工無心理會時彙報，大興舉報，動則下獄，更有剝皮等酷刑，人人自危，更別說舉報了。

第四;天啟皇帝個人性格有關，作為一個皇帝可以說是懶惰無為，上位之初朝廷東林黨的政治鬥爭讓天啟皇帝心煩無心理會。

我是長得很帥很老的老龍---求關注。

可能諸位不知道的是，天啟皇帝是文盲。

作為皇帝，他必須面對龐大的行政事務，可惜他又最喜歡木匠手藝，痴迷程度很深。所以他需要一個人來代理皇權，這樣的人選除了貼身的大伴魏忠賢，還有誰更得信任？

明代中期之後，東林黨冒升，而代表東南工商業主、茶商鹽商利益的東林黨迅速變質，結黨營私，要求朝廷不得與民爭利，實質就是連朱元璋定下的5%工商稅都不願繳納。

大家知道，明代後期乾旱、叛亂、外患接連不斷，如果廢黜工商稅是什麼後果？

魏忠賢在維持帝國財政方面有卓越成就，所以壓制東林黨才沒有遭到天啟皇帝反對。

後面的事實證明魏忠賢是對的。崇禎上臺消滅魏忠賢，東林黨全面執政，廢黜工商稅，財政收入縮減到不足300萬兩，與後金作戰、鎮壓叛亂所需軍費只能壓榨農民。

畝加十文也，然後，明王朝就沒有然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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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關於崇禎時期的財政局面。

1、天啟三年，在魏忠賢主持下，帝國財政收入的主要特徵是，轉向了！

對，就是豁免部分農業稅，向特權、資本、商業收取稅金。

在維持萬曆朝每畝加派九釐稅制下減免100-150萬兩，也就是雖稅制不變，但對於區域性困難區域減免加派賦稅。

關鍵是，免稅是在天啟元年瀋陽，遼陽，廣寧相繼失守，防衛預算大增的前提下進行的！

天啟三年雜項總共181萬兩。而雜項主體是向既得利益者，資產，資本徵稅！

“優免丁糧”和“督撫軍餉、巡按公費”，“馬伕祇候”是對特權階級徵稅，共74.3萬兩。

“房產稅契”和“典鋪酌分”是對資本徵稅，共39萬兩。

其他雜項，則多少都是從既有的利益鏈裡搶食。

此外，鹽稅關稅等等也增加10-30萬不等，這是對商業徵稅。

天啟五年到七年，雜項一直保持在110萬-120萬兩之間。

2、東林黨主持下的國家財政

崇禎年戶部尚書畢自嚴說：“以雜項論，天啟二年原坐派銀一百八十餘萬，而省直承認者僅及其半，接年題留銀二十七萬三千二百兩，毎歲所入雜項僅六十餘萬”。

所以，崇禎元年，雜項從天啟朝181萬降為82.5萬，而實際收上來的也由上一年（天啟七年）的110萬直降為60萬兩。

就是說，東林黨上臺幾個月就豁免權貴與富商們50萬兩的上一年稅金。

雜項中，最得罪權貴的“優免丁糧”這塊大頭在崇禎元年直接廢掉，崇禎三年因為軍費吃緊又徵三年，崇禎五年又廢掉！

農業賦，萬曆朝末期一直是在原有基礎上加派九釐（原有大概是一畝0.075-0.125兩，加收九釐就是多0.009兩）。但崇禎三年，因入不敷出，又在萬曆朝基礎上加收三釐，也就是總共加派12釐。此外，天啟三年免除加派一百多萬兩銀的北直隸八府又重新加派了6釐。

而崇禎三年，實際送到戶部田賦銀（農業稅）522萬兩，而天啟朝一直穩定在361萬兩！

遼餉﹑剿餉和練餉就不用說了，簡直喪心病狂。前後在農民頭上增賦1670萬兩白銀，直接把大明拖入死地。遼東戰事這麼吸金嗎？

日暮西山，其實明朝的滅亡到天啟皇帝的時候，已經不可避免。土地的不斷兼併與集中，官僚集團的腐敗不堪，軍事衛所和屯田的破壞，農民起義揭竿而起，女真努爾哈赤的不斷騷擾......社會各種矛盾交織在一起，此起彼伏。

如果天啟皇帝解決不了一些深層次的矛盾，那麼大明朝就會滑向無底深淵。

魏忠賢是天啟皇帝手裡起來的宦官，為什麼天啟皇帝要啟用一個太監？因為當時以東林黨為首的文官集團人浮於事，除了道學理學，限制皇帝思想和行為外，幾乎毫無建樹，他們名義上行的是道學理學的精神代表，實際上充當的是大地主大官僚和商賈鉅富的代言人和保護傘。

腐敗的官僚集團在皇帝之下已經沒有半點“實踐”活動，令行禁止成為一紙空文，皇帝的命令和裁決有利於官僚集團便很快執行，不利於的便不理不睬。黨同伐異，你爭我吵，東林黨人幾乎閉塞了所有通往皇帝以及皇帝命令的路。

在這樣的情況下，天啟皇帝只好啟用身邊信得過的太監，於是，魏忠賢才有了上位的機會。不得不說，明朝的文官集團因為缺乏有效的約束，儼然已經成為覆滅明朝的滔天洪水之一。

為什麼說魏忠賢對於緩和明朝階級矛盾還是有貢獻呢？

魏忠賢本是天啟皇帝的貼身太監，是非常忠於天啟皇帝的，對於朝廷的局面看得是很透的，尤其是經歷了“移宮案”後，以東林黨為首的文官集團在當時已經隨便可以左右皇帝的思想和行為了。萬般無奈之下，天啟皇帝只有依賴魏忠賢來對抗文官集團。於是，魏忠賢在天啟皇帝的支援下，大肆捕殺東林黨人。

天啟五年十月，東林黨“六君子”楊漣、左光斗、袁化中、魏大忠、周朝瑞和顧大章下獄死後三個月，天啟皇帝推出幾條改革措施：一是降低田稅負擔。二是降低百姓養馬負擔。三是恢復萬曆年間的稅監製度，派太監收商稅充當經費。四是禁止官僚集團私自從商業活動中抽分。

本來，明朝的農業稅並不高，可以說是歷代最低之一，只有三十稅一的比率，但是土地兼併的問題沒有得到解決，土地丈量無法進行，農民手裡沒有土地，故得益最大的還是大地主們，攤派在農民土地上的稅負雖有所減輕，但是受益面過小，實際效果並不明顯。

百姓養戰馬是明朝的國策，到了明朝後期，養馬的成本以及飆升，一匹馬一年的開支相當於4-5戶人家的支出，所以，天啟皇帝看到這個問題，降低養馬負擔，算是對百姓的一條有利措施。

派太監徵收商稅是萬曆皇帝的搞法，其目的就是擺脫文官集團對財政權的控制，並增加國家收入，這對當時的國家財政是有利的，況且，萬曆皇帝徵收商稅的標準也不高，基本稅率也處於三十稅一的水平。

最後一條才是狠掐文官集團脖子的招數。因為以東林黨為首的文官集團本身就是鉅富商賈的代言人，且明朝允許官員經商，官商勾結的情況十分嚴重，權力與利益輸送十分頻繁，腐敗不堪。

而要落實這幾項改革措施，就必須對以東林黨為代表的文官集團實行鐵腕手段，我要告訴大家的是，天啟皇帝不僅僅會玩木匠，而且比萬曆更強硬，更能抓住問題的關鍵和重點。

當然，天啟皇帝的改革自然也受到來自於文官集團的強烈對抗，為了報復魏忠賢和天啟皇帝，文官集團們不斷口誅筆伐，他們在蘇州織造衝擊衙門的案子，直指收稅的太監，而“黃山盜採木植案”則成為魏忠賢與地主豪強的一次典型鬥爭。如果魏忠賢鎮不住文官集團，那麼天啟皇帝就落實不了他的改革措施。

天啟皇帝所處的局勢正是“內憂外患”之時，內有農民起義，外有遼東戰事，國家正處在風雨飄飄之中，這可能是明朝皇帝最後一次力挽狂瀾之機。而國家賴以行政的文官集團又處在“東林黨”的控制之下，“東林黨”又是大地主大官僚商賈鉅富的代言人，他們幾乎完全架空了皇權，只為自己爭取利益，不顧百姓死活。

“移宮案”後，天啟皇帝只得依靠太監魏忠賢，實行鐵腕手段，打擊抗衡以“東林黨”為首的文官集團，在此基礎上，實行一系列的改革，來緩和階級矛盾。

所以，對於魏忠賢迫害東林黨官員，天啟皇帝也是睜隻眼閉隻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