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需要！

高血壓的主要危險因素有：1.高鈉，低鉀飲食。2.體重超重和肥胖。3.飲酒。4.其他，如工作壓力過重，心理因素，高脂血症，遺傳，性別，年齡等。

從高血壓的危險因素來看，大部分屬於可控制的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血壓過高，對人的危害比較大，這一改變可以讓血壓及早控制在合理的範圍內。如果我們儘早注意改善自己的生活方式，就會讓高血壓的危險晚一天到來，但如果依然任性不控制高鹽，高油，高糖飲食，讓脂肪在體內堆積；依然酒場連連，飄飄做酒仙，讓穿腸的酒精損傷自己的胃和肝，那麼，一旦高血壓到來，你後悔都來不及！

其實中國的高血壓指南對血壓標準原本就是經過多次修訂的。大陸高血壓指南也還會不斷修訂的，會不斷應用新的臨床研究成果為改善高血壓治療提供指導。

1979年，中國對高血壓的診斷標準是按照1978年WHO專家委員會的標準制定的，是≥160和（或）95mmHg。1993年後和1999年WHO和國際高血壓學會（ISH）將血壓≥140和（或）90mmHg作為高血壓診斷標準，中國高血壓防治指南委員會1999年採用此標準並沿用至今。

而降壓的目標值一直是有爭議的。前些年國際上和中國指南對於合併各種慢性疾病如糖尿病、冠心病、心力衰竭、慢性腎臟病、腦卒中後患者，降壓治療的目標值都定為＜130/80mmHg，但近年來多國指南把這一目標值回撥到＜140/90mmHg。原因就在於，很多大規模臨床循證研究結果證實，血壓降到＜140/90mmHg時患者確實可以從降壓治療中獲益；而降低到＜130/80mmHg，不同的研究得出的結果不同，還不能證實血壓降到＜130/80mmHg更獲益。

然而，2015年美國發表了 “收縮期血壓干預試驗”（ SPRINT）研究結果，顯示對於年齡較大、存在心血管疾病危險因素且無糖尿病的高血壓患者，將血壓控制在 120 mmHg 以下較 140 mmHg 以下可顯著降低心血管事件（30%）及全因死亡（25%），又引起了對降壓目標值的討論。由於強化降壓帶來顯著獲益的同時也可能伴隨著嚴重不良事件（低血壓、電解質紊亂、腎功能損害）增加，而且該研究樣本人群有所限制，所以這一研究結果並沒有得到普遍認同。

中國高血壓防治指南（2017 年修訂版）關於高血壓的降壓目標值是：（1）一般高血壓：＜140 / ＜90 mmHg（部分 130/80 mmHg 上下）；（2）老年（65～79 歲）： ＜150 / ＜90 mmHg。如患者可耐受，則可降至＜140 /＜90 mmHg； （3）80 歲以上： ＜150 / ＜90 mmHg；（SBP 140～150 mmHg）。

現在美國指南修改了血壓標準，中國是否修改？應該不會馬上修改。因為中國除了參考國外的研究結果外，還會依據中國自己的臨床研究結果。

中國指南之會所以參考國外的標準，並不是“崇洋媚外”，而是因為美國、歐洲等制定標準時要參考大量的循證醫學研究證據，這其中也不乏中國的參與和貢獻。比如2007年ESH/ESC（歐洲）高血壓指南就引用了中國劉力生教授牽頭、中國獨立完成的隨機多中心臨床研究“中國非洛地平事件減少研究（FEVER）”、中國醫學中心參與的“高血壓最佳治療研究(HOT) “、“中國高齡老年患者降壓治療的研究（HOT-CHINA）”。還有其他如對比替米沙坦和雷米普利長期治療對心血管終點事件影響的“ONTARGET研究”，“糖尿病和心血管行動”的（ADVANCE）研究（培哚普利2mg+吲達帕胺0.625mg固定複方製劑減少糖尿病患者總死亡、心血管死亡及腎臟疾病發生風險）等，都有中國眾多醫療中心和患者的參與。ADVANCE研究還驗證了試驗結果沒有發現種族差異，可以被中國借鑑。

相對歐美而言，以前中國大規模的循證醫學研究較少，但近些年來已經逐漸開展多了。比如侯凡凡院士的“貝那普利對晚期慢性腎功能不全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研究、霍勇教授的中國腦卒中一級預防研究（CSPPT，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癥高血壓患者降壓同時補充葉酸治療減少心腦血管事件），都為臨床提供了很好的依據。

其實，血壓與心血管疾病和死亡的風險是呈線性相關的。從115/75mmHg到185/115mmHg，收縮壓每升高20mmHg，舒張壓每升高10mmHg，心腦血管病發症的風險倍增。把高血壓的診斷標準定為140/90mmHg，只是給予一個診斷和治療的切點。在總體的降壓治療目標值範圍內，血壓降得低一點，好一些。當然也不是越低越好，具體到個體，需要根據患者情況調整。

還有，美國雖然對高血壓診斷標準作了修改，但對於血壓水平130～139/80～89mmHg的高血壓患者治療仍以改善生活方式為主，所以，對總體的藥物降壓治療影響並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