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以黨的領導體現革命屬性。
紅色金融在各個時期面對著不同的問題和考驗，採取了不同的發展政策，但始終不變的是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道路，這兩個堅持就奠定了紅色金融的革命屬性。中國共產黨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黨的宗旨，把實現和維護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發點，因此也使得紅色金融活動在實質上都是維護了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晉察冀邊區銀行行歌》的歌詞寫道：“在工作裡挽救邊區的貧困，用腦和手製造民生的繁榮，伸出金融的力量打擊敵人，替邊區裝上一付鐵的神經，像個戰士工作，儉樸而認真像個統帥。在經濟戰線上挺進，邊區銀行工作者來自大眾，為大眾我們不怕任何犧牲。”革命鬥爭中，這些類似的創作還有很多，它們也從側面彰顯了當時抗戰金融的工作使命和金融工作者的革命精神。
(二) 施普惠政策堅持群眾路線。
中國革命的特點之一就是敵人異常強大和殘酷，而革命力量長期比較弱小。無產階級的先鋒隊要領導革命取得勝利，就需要紮根於群眾之中，緊緊地依靠群眾，團結群眾。在長期的奮鬥中，黨不僅在指導思想上堅持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的群眾觀點，而且在實際工作中形成了一套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體現在紅色金融之中，就是把“普惠”作為金融政策的制定原則，在金融活動中堅持群眾路線。
比如根據地銀行把支援農業放在首位，在貸款中以生產貸款為重點，採取不以盈利而以扶持生產為目的的低利政策。當時晉察冀邊區銀行規定農業貸款最低為四釐，工業為五釐，商業為六釐。陝甘寧邊區銀行放款利率為一分二釐，最高為一分五釐。據不完全統計，1939—1945年，冀南銀行放款總額中農業放款佔38.09%。北海銀行放款總額中農業放款佔62. 5%，晉察冀邊區銀行其放款總額中農業放款佔34.9%。在戰時物價上漲的情況下，低利政策是政府對得到貸款的貧農一種貼補，這些普惠措施對發展邊區的農業生產、活躍市場、穩定物價、保障軍民需要和支援抗日戰爭，起了積極作用。因此低利政策等普惠措施，不僅僅是紅色金融機構的一種經營決策，也具有中國共產黨的階級路線的內容。
(三) 憑靈活策略應對變化局勢。
隨著敵人政策、自身實力和主要矛盾的不斷變化，中國革命的金融戰場在不同的革命階段，也要面臨不同的挑戰和任務。堅持從實際情況出發、堅持在實踐中總結經驗教訓，堅持創新性與靈活性兼備的金融政策，是紅色金融始終能充分發揮其優勢和持續為革命事業作貢獻的精髓所在。
抗日戰爭時期，邊區自己發行的貨幣尚未建立流通訊譽，市場接受度遠不如預期。表面上政策要求使用邊幣，不允許使用法幣，但實際上拿邊幣通常買不到東西。針對上述情形，時任陝甘寧邊區銀行行長的朱理治就想了一個既能集聚民眾存款、又能提升邊幣信譽的兩全之策：開辦有獎儲蓄。這一創造性金融措施實踐下來收效甚好，不僅克服了邊區通貨膨脹和發展經濟、打破封鎖的矛盾，更重要的意義在於提高了民眾對銀行發行邊幣的信任度。
在毛澤東主席的倡導下，根據地銀行均全力支援農業發展，加大了對農業生產貿易的放款力度。但是革命初期，金融機構的資本實力並不強，在現有資金的基礎上，紅色金融機構陸續推出了以折實方式發放耕牛、農具等形式的農業貸款，即按市價將貸款折成糧食或棉花等實物放出，農民收穫後交還等價實物。這個極具靈活性的放貸模式不僅幫助農民解決了困難，促進了生產，也使得根據地銀行的經營狀況得到了改觀。
(四) 用金融之力鑄造革命後盾。
戰爭比拼的是實力，包括人力、物力和財力的綜合實力，一方缺失就會造成被動或失利的局面。要取得革命的勝利，絕離不開槍桿子、筆桿子和錢袋子，看得見的是有形戰場的廝殺，看不見的是經濟、文化領域的激烈對抗。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紅色金融，不僅在各個時期的金融戰場都出色完成了維護革命地區穩定、恢復和發展生產的任務，還為中國革命軍在正面戰場的奮鬥提供了經濟保障。
紅色金融機構的經營宗旨始終是開展支援抗戰和生產為目的的信貸活動。如晉察冀邊區銀行，1938—1940年主要是發行邊幣，肅清偽券雜鈔，停止法幣流通，確立邊幣市場，代理金庫，墊付財政款；1941年，開始辦理水利貸款和農工商業貸款以及合作、救災貸款，發揮銀行調劑金融，支援生產的作用。還有地處後方、環境相對穩定的陝甘寧邊區銀行，從1937年到1940年， 其主要業務是吸收機關的部分存款、經營光華商店，積累和壯大金融機構的資金力量,後來建公營工廠後，陝甘寧邊區銀行直接投資各公營工廠，並隨時給予資金週轉。
毛澤東主席曾預測解放戰爭需要五年左右的時間，後來只用了三年時間就徹底打垮了國民黨反動派，勝利的結果固然離不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和人民革命軍的英勇奮戰，但紅色金融也發揮了其不可忽視的作用，可以說紅色金融的支援與最終的抗戰勝利有著莫大的關係。
(一) 以黨的領導體現革命屬性。
紅色金融在各個時期面對著不同的問題和考驗，採取了不同的發展政策，但始終不變的是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道路，這兩個堅持就奠定了紅色金融的革命屬性。中國共產黨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黨的宗旨，把實現和維護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發點，因此也使得紅色金融活動在實質上都是維護了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晉察冀邊區銀行行歌》的歌詞寫道：“在工作裡挽救邊區的貧困，用腦和手製造民生的繁榮，伸出金融的力量打擊敵人，替邊區裝上一付鐵的神經，像個戰士工作，儉樸而認真像個統帥。在經濟戰線上挺進，邊區銀行工作者來自大眾，為大眾我們不怕任何犧牲。”革命鬥爭中，這些類似的創作還有很多，它們也從側面彰顯了當時抗戰金融的工作使命和金融工作者的革命精神。
(二) 施普惠政策堅持群眾路線。
中國革命的特點之一就是敵人異常強大和殘酷，而革命力量長期比較弱小。無產階級的先鋒隊要領導革命取得勝利，就需要紮根於群眾之中，緊緊地依靠群眾，團結群眾。在長期的奮鬥中，黨不僅在指導思想上堅持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的群眾觀點，而且在實際工作中形成了一套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體現在紅色金融之中，就是把“普惠”作為金融政策的制定原則，在金融活動中堅持群眾路線。
比如根據地銀行把支援農業放在首位，在貸款中以生產貸款為重點，採取不以盈利而以扶持生產為目的的低利政策。當時晉察冀邊區銀行規定農業貸款最低為四釐，工業為五釐，商業為六釐。陝甘寧邊區銀行放款利率為一分二釐，最高為一分五釐。據不完全統計，1939—1945年，冀南銀行放款總額中農業放款佔38.09%。北海銀行放款總額中農業放款佔62. 5%，晉察冀邊區銀行其放款總額中農業放款佔34.9%。在戰時物價上漲的情況下，低利政策是政府對得到貸款的貧農一種貼補，這些普惠措施對發展邊區的農業生產、活躍市場、穩定物價、保障軍民需要和支援抗日戰爭，起了積極作用。因此低利政策等普惠措施，不僅僅是紅色金融機構的一種經營決策，也具有中國共產黨的階級路線的內容。
(三) 憑靈活策略應對變化局勢。
隨著敵人政策、自身實力和主要矛盾的不斷變化，中國革命的金融戰場在不同的革命階段，也要面臨不同的挑戰和任務。堅持從實際情況出發、堅持在實踐中總結經驗教訓，堅持創新性與靈活性兼備的金融政策，是紅色金融始終能充分發揮其優勢和持續為革命事業作貢獻的精髓所在。
抗日戰爭時期，邊區自己發行的貨幣尚未建立流通訊譽，市場接受度遠不如預期。表面上政策要求使用邊幣，不允許使用法幣，但實際上拿邊幣通常買不到東西。針對上述情形，時任陝甘寧邊區銀行行長的朱理治就想了一個既能集聚民眾存款、又能提升邊幣信譽的兩全之策：開辦有獎儲蓄。這一創造性金融措施實踐下來收效甚好，不僅克服了邊區通貨膨脹和發展經濟、打破封鎖的矛盾，更重要的意義在於提高了民眾對銀行發行邊幣的信任度。
在毛澤東主席的倡導下，根據地銀行均全力支援農業發展，加大了對農業生產貿易的放款力度。但是革命初期，金融機構的資本實力並不強，在現有資金的基礎上，紅色金融機構陸續推出了以折實方式發放耕牛、農具等形式的農業貸款，即按市價將貸款折成糧食或棉花等實物放出，農民收穫後交還等價實物。這個極具靈活性的放貸模式不僅幫助農民解決了困難，促進了生產，也使得根據地銀行的經營狀況得到了改觀。
(四) 用金融之力鑄造革命後盾。
戰爭比拼的是實力，包括人力、物力和財力的綜合實力，一方缺失就會造成被動或失利的局面。要取得革命的勝利，絕離不開槍桿子、筆桿子和錢袋子，看得見的是有形戰場的廝殺，看不見的是經濟、文化領域的激烈對抗。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紅色金融，不僅在各個時期的金融戰場都出色完成了維護革命地區穩定、恢復和發展生產的任務，還為中國革命軍在正面戰場的奮鬥提供了經濟保障。
紅色金融機構的經營宗旨始終是開展支援抗戰和生產為目的的信貸活動。如晉察冀邊區銀行，1938—1940年主要是發行邊幣，肅清偽券雜鈔，停止法幣流通，確立邊幣市場，代理金庫，墊付財政款；1941年，開始辦理水利貸款和農工商業貸款以及合作、救災貸款，發揮銀行調劑金融，支援生產的作用。還有地處後方、環境相對穩定的陝甘寧邊區銀行，從1937年到1940年， 其主要業務是吸收機關的部分存款、經營光華商店，積累和壯大金融機構的資金力量,後來建公營工廠後，陝甘寧邊區銀行直接投資各公營工廠，並隨時給予資金週轉。
毛澤東主席曾預測解放戰爭需要五年左右的時間，後來只用了三年時間就徹底打垮了國民黨反動派，勝利的結果固然離不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和人民革命軍的英勇奮戰，但紅色金融也發揮了其不可忽視的作用，可以說紅色金融的支援與最終的抗戰勝利有著莫大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