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議的形式可以分為君臣共議、臣下受詔而議、宰輔召集議事、非常時期的集議等幾種。

百官集議制度，古已有之。因為無論任何時期與任何朝代，要決定、處理、解決一些重大或者疑難問題，一般的情況下，通常都要在一定的範圍之內，召集臣僚，集思廣益，然後執政者最終決策。

這種百官集議制度的雛形，最早當在漢代出現。而其最完善、最進步的施用此制度，當屬於有宋一朝。

史稱“宋人好議論”，而在有宋一朝，多種形式並存的集議型別可謂是五花八門，應有盡有。

其一，御前集議

這個“御前集議”是當時宋朝最核心、最主要的一種王朝決策形式，宋朝的皇帝不但會親臨會議，而且親自主持。其中所議定的問題一般都在大的國是方面，如規立法度，和戎之策，戰守方略，財稅收付，主官任命，對外對內用兵等等。

一輪集議結束之後，皇帝還要在偏殿再度接見個別臣僚，對一些軍機大事再行忖度，重新釐定、掂量。這些，已然屬於朝政的一部分，也被臣僚們視為常態。

其二，朝堂集議

朝堂集議最大的一個特徵就是宋朝皇帝不參與其會。而且，主持朝堂集議的人也不固定。那麼，由誰來主持朝堂集議呢？第一種情況就是由皇帝詔旨指定的大臣主持其議。第二種情況就是在沒有皇帝指定主持人的情況下，則按照參加朝堂集議的官員的官階大小來決定主持之人。

朝堂集議參與的成員，首先還是按照皇帝的詔旨辦理，因為需要集議之事廣博，有時候甚至涉及軍事、政治、經濟等諸方面，參與臣僚人數真的就達到百人。

很有名的一件事，在宋嘉定元年，為了平息契丹遼國的憤怒，主戰派韓侂冑被殺害，之後，是否要把韓侂冑的首級裝在木盒子裡送到契丹遼國，傳首北遼，以示宋朝的和議誠心。這件事，成為一個議題，就在朝堂集議上出現了。而且，真的就通過了此議，宋朝函送韓侂冑之首，送到契丹遼國，以表示對主戰派韓侂冑已經嚴懲，希望與遼國透過和議，維持和局。

其三，都省集議

在此這個都就是指宋朝宰相辦公的所在“都堂”，而省則指尚書省。尚書省在宋朝屬於行政權力的最高機構。宋朝有關朝廷行政上的大事一般都在尚書省議決。

同樣，都省集議皇帝不會參加，在都省集議當中，參與者當然不僅僅是尚書省的人，這樣的行政集議，參與者多是涉及到的部門官員參加。

其四，二府集議

北宋初年，對於政治、軍事是兩相分離，中書門下省主政，樞密院掌軍。軍政分開，互不相干涉。

後來，隨著邊事緊張，軍事鬥爭應對上壓力極大，而且，軍政相互保障難以分離。在這種情況之下，宋仁宗傳下詔旨，規定在樞密院之內，中書門下另設一廳，專門負責與樞密院會商協調邊事。再後來，宋英宗治平三年，皇帝詔旨規定，在溯望之日定期兩府集議。這種二府集議，共掌軍政大權的局面一直到史彌遠為相時，專權跋扈，軍政權柄盡收歸己，才徹底的毀掉了有宋一朝的兩府集議制度。

其五，近臣及臺諫集議

所謂的近臣，就是指經常能夠在皇帝身邊參與決策的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等參議、秘書累臣僚，這兩類官員也被稱之為兩制。而御史臺與諫官則合稱臺諫。

兩制也經常集議，或者參與其它放集議。由於臺諫官有彈劾權，所以被朝廷所重視，以是故，臺諫集議也經常外延到其它當中。

其六，定題集議

宋朝的集議制度極其備細，有鑑於皇帝與大臣不可能面面俱到，事無鉅細的掌握纖毫明細，所以，對一些具體問題，就採取先令相關部門把自己的處置意見上報有司，比如，刑事案件先交付刑部、大理寺，經濟問題交付三司，禮儀之事先置於禮院、太常寺。

如果出現重、特大相關事件，皇帝就會責成專門人員與高階臣僚一起集議，北宋神宗朝之時，有“阿雲之獄”一個案件出現，社會影響很大。當時就經過司馬光、王安石議，呂公著、韓維、錢公輔議。其事論證若干年才底定。

其七，地方集議

在北宋時期，根據其《職制令》規定；諸州通判，幕職官，縣丞、主簿、縣尉、並日赴長官廳議事，那麼，何謂幕職官呢？即籤判、司理、司法、司戶、錄參、節推、察推、節判、察判等。

按照規定，這些北宋地方的下級官吏們如果在司法、獄判當中遇到疑難問題，或者同僚之間一件不能夠達成一致的時候，可以按規定進行相關集議。

上述種種，的確也體現了有宋一朝的“事無大小，一聽於法”的理事原則。

宋朝宋人以好議論著稱於世，這種社會現象的出現，恰好體現出宋朝政治清明，政權穩定，經濟繁榮，以至於出現言論寬鬆的良好氛圍。

在古代中國，一個王朝的禮樂制度是衡量其正統性的明確標識，而當時的北宋王朝所承接的正是五代十國時期的戰亂不斷，禮崩樂壞的現實局面。

對於如何重新建立其一套北宋王朝自己的禮樂制度，以樹立起大宋王朝的正統權威，以及重新構建起一套有別於五代十國叢林法則的社會秩序，北宋王朝建立之初，對此煞費苦心。

而在北宋一朝的百官集議當中，所議做多的事物，既不是政治，也不是經濟，又不是軍事，卻是如何建樹起正確的禮樂制度。甚至具體到北宋皇帝與王公的諡號必須要經過集議。

宋代的百官集議對提高行政效率，提振議政風氣，優化合理的出臺中樞決策都起到了極好的促進作用。

宋代的百官集議恰好客觀上防止和抑制了皇權的泛濫性蔓延，使得集議與皇權合力，無形中推動了王朝政治的開明化，使得社會諸階層都對國家之興衰榮辱開始關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