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自古以來有方言同時也有共同語言。根據歷史記載，春秋時候孔夫子時代管共同語叫雅言。雅言以洛陽雅言為標準。孔夫子有三千多徒弟來自當時的各地，古代也有方言，各地的學生都講自己的方言，孔夫子講課的時候怎麼能夠讓來自各地的學生都聽得明白呢？因為當時有共同語叫雅言，所以孔夫子在講學的時候用雅言，這樣交際沒有什麼障礙。

　　在漢代，共同語有了進一步的發展，當時把共同語叫做通語。各地講不同方言的人可以用通語進行交際。從漢末到唐末藩鎮之亂，黃河沿岸的中原人陸續向南方遷移，把河洛古語帶到東南沿海。

　　晉代五胡亂華、衣冠南渡以後，中原雅音南移。不同的政權都按照其首都的語言為標準。北方朝代一般以洛陽話為標準音，南方一般以建康話為標準音。洛陽話和晉代前的漢語已經有很大差別，是北方遊牧民族學習漢語的產物，而建康話是南遷的晉王室的語言和當地語言融合形成的，也是今天吳語的源流。漢族知識分子主流上以南方的建康話為正統。隋朝統一中國定都長安，編著《切韻》，音系為建康話為主。隋朝末期，揚州成為中國經濟最繁榮的地區，因此，當時的揚州話由於接近建康話和《切韻》，在當時社會上很流行。當時的揚州話也是今天吳語的源流之一。

　　唐代在《切韻》的基礎上，制定《唐韻》作為唐朝標準音，規定官員和科舉考試必須使用唐韻。另外，江南開始成為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因此蘇州話和當時的首都長安話一道，也成為一種通行語。宋代著《唐韻》的基礎上，制定《廣韻》。元代以首都大都話為標準音

　　明代的時候，南京由於戰爭等動亂，南京話從吳語（南方雅言）轉變為江淮官話。明代以南京話為正統，南京話也是南方官話的代表。後來遷都北京，北京話也有一定通行度。明代北京話是在元大都舊北平話的基礎上，和移居北京的南京移民的南京話融合後形成，到清代又受到滿語的影響。江南的吳音開始以蘇州白話為主要代表。吳音繼承了南方雅言的地位，並且以當地強大的經濟實力成為中國通行的語言之一。王士性在《廣志繹》中說：“善操海內上下進退之權，蘇人以為雅者，則四方隨之而雅，俗者，則隨而俗之。”，吳音最流行的時候，上至士大夫，下至歌妓以說蘇白為榮。和官方“普通話”京白相對而言，蘇州白話在當時社會地位相當於民間的“普通話”。當時越南劇、崑曲、評彈都以蘇白為標準音，甚至一開始的京劇都曾使用過蘇白。

　　清代一開始，仍然以南京官話為正統。雍正年間（1728年）清設正音館，確立北京官話為官方地位。到了19世紀末也就是清朝末年，中國的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受到西方學術思想的影響，特別受到日本的影響。日本在明治維新前後大力推廣日本語的共同語，日本人把日本語的民族共同語叫做國語。國語這個詞本來是中國古代一本書的名字，日本人把國語當做民族共同語的名稱。19世紀末中國的文化生活發生很大變化，國語這個名詞得到傳播。 由於太平天國的戰爭，江南經濟開始衰落，吳音開始失去了標準音的地位。這樣，北京白話開始成為唯一的標準音。民國初期，北京官話被定為國語。

　　辛亥革命之後，為了發展中國的經濟、文化，在中國也開始推廣國語。國語這個詞在民國時期得到當時政府的承認，成為民族共同語的一個正式稱呼。1920年國語推行不到兩年就爆發一場當時名之為“京國之爭”（指京音和國音）的大辯論。問題的起因就在於國語標準音。支援國音和支援京音的分成兩派。國音是主要以江浙派為主，雖然概括為“以京音為主，兼顧南北”，但是也有人後來說，這個只不過是一個幌子而已，實際上是以江浙吳語為基礎音的國語。京音是“純以北京話為標準”，但是也有人表示，支援京音的一派也有把自己方言的語音加入京音的。兩派爭吵非常厲害。於是張士一發表文章，主張“注音字母連帶國音都要根本改造”，應“先由教育部公佈合於學理的標準語定義，以至少受到中等教育的北京本地人的話為國語的標準”。這個主張得到許多人的支援，特別在南方引起了強烈的反響，紛紛開會響應，甚至透過決議：“不承認國音，主張以京音為標準音”，“請教育部廣徵各方面的意見，定北京語音為標準音”。後來，1913年“讀音統一會”擬定的國音就被修改為京音了。1932年根據新國音編纂的《國音常用字彙》由民國政府教育部公佈，在《字彙》的序言中又對國音以北京音為標準的含義做了進一步的說明，即“”所謂以現代的確北平音標準音者，係指‘現代的北平音系’而言，“並非必字字尊其土音”。

　　近代的“普通話”一詞，是朱文熊於1906年首次提出的，後來瞿秋白等也曾提出“普通話”的說法，並與茅盾就普通話的實際所指展開爭論。經“五四”以來的白話文運動、大眾語運動和國語運動，北京語音的地位得到確立並鞏固下來。

　　新中國成立後，1955年舉行的“全國文字改革會議”上，張奚若在大會主題報告中說明：

　　漢民族共同語從古至今有好幾種說法，有雅言、通語、官話、民國時期的國語。名稱不同，內容基本是一樣的。1949年新中國建立，中國走上完全新的階段，為了發展新中國的文化教育，我們也要推廣民族共同語，克服方言分歧造成的隔閡。在上世紀50年代，我們要推廣民族共同語，歷史上曾經有好幾個不同的名稱，我們叫什麼呢？

　　我們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各民族的語言文字一律平等，而民國時期的國語實際是漢民族的共同語，而不是其他少數民族的共同語。為了突出我們是一個多民族的大家庭，為了突出我們各民族語言文字的平等，所以經過深入研究，我們決定不採取國語這個叫法。如果叫國語的話，擔心會被誤解為把漢語凌駕於國內其他民族之上。

　　經過研究最後決定叫普通話。

　　1956年2月6日，國務院釋出的《關於推廣普通話的指示》中，對普通話的含義作了增補和完善，正式確定普通話“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普通話”一詞開始以明確的內涵被廣泛應用。

　　普通話的語法以魯迅、茅盾、冰心、葉聖陶等人的著名現代白話作品為規範，並且還必須是這些現代白話文中的“一般的用例”。

　　目前，普通話以《現代漢語規範詞典》為準。

目前的高古漢語和中古漢語基本靠擬音來完成，現在有好多人說閩南話客語和粵語就是魏晉和漢唐話，這是不對的，其實這些古中原話、古南蠻語和當地原有的楚音一混，早已失去原古漢語的讀法，它們只是保留了原有的聲調，而洛陽話等地方話同樣也保留了很多聲調。

讀唐詩要押韻，其實就押平上去入聲調。不能說粵語押上韻就說是唐代官話，它只是押上聲調，而且在粵語讀唐詩中也有很多字不搭調，這是北音南進本土化的改變（比如臺灣的國語），觀察南北方話的區別，主要是在歷史過程中北方話變聲母，南方話變韻母。而洛陽話不能與閩南客語和粵語爭鋒的原因大概是缺少像臺灣、香港那種經濟政治地位影響力吧！

還有很多人說是普通話受到滿語很大影響，其實是滿語的聲調比普通話更豐富，只是有少量詞彙加入了普通話，而普通話在學習過程中本身自動刪去很多粘連相近的聲調方便學習，便形成了當代漢語，這是文明的進步，不是深惡痛絕的。

中國古人十分重視各地方言的統一，於是出現了“雅言”。《辭海·雅言》條說：“雅言，古時稱‘共同語’，同‘方言’對稱。”孔穎達在《正文》中說：“雅言，正言也。”“雅言”就是中國最早的古代通用語，相當於現在的普通話。

據史料記載，中國最早的“雅言”是以周朝地方語言為基礎，周朝的國都豐鎬（今西安西北）地區的語言為當時的全國雅言。孔子在魯國講學，他的三千弟子來自四面八方，孔子正是用雅言來講學的。《論語·述而第七》中說：“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周以後，各朝隨著國都的遷移，雅言的基礎方言也隨之修正，但多數仍以京城語言為標準。

晉朝以後，先有“五胡亂華”，接下來便是長達200餘年的南北分治。北方遊牧民族入主中原，對那裡的文化和語言帶來巨大的衝擊，從周朝以來一直作為民族共同語的雅言逐漸消失。值得一提的是，在這—時期，嶺南地區保持較為穩定的局面，由中原雅言演變而成的粵語沒有發生中原漢語那樣的變化，一直保持著原來的音系。“中古之塞擦音聲母的分化，鼻音韻尾的合流，塞音韻尾的弱化和脫落、濁上歸去、入派三聲這些在許多方言普遍發生的變化都被粵方言拒絕了。”(李如龍《方言與文化的宏觀研究》)因此，雅言在今天的北方和中原已經蕩然無存，它的大量因素卻保存於今天的粵語。

粵語儲存著古代雅言的大量因素，可以透過粵語與《切韻》音系的對照證實。《切韻》是中國最早一部音韻學著作，成書於隋朝初年，所記錄的是南朝時期讀書人的音系，也就是晚期雅言的音系。以《切韻》音系跟今天漢語七大方言進行對照，可以看出，儲存這個音系最多最完整的是粵語。以古代的入聲為例，北方的漢語方言由於受遊牧民族語言影響，塞音韻尾普遍脫離，因此，現在這—帶的人們完全不知道入聲是怎麼一回事。其他漢語方言雖然儲存一些入聲，卻不完整。粵語由於拒絕了“入派三聲”這一變化規律，所以儲存著古代的全套入聲，同鼻音韻尾整齊對應。

江淮官話，中原官話，北京官話。

江淮官話是吳方言和中原官話結合的產物，江淮官話是構成北京官話的基礎。江淮官話取眾家精華，吳語之柔，北音之剛，江淮官話海納百川，兼收幷蓄，南京和揚州都是代表。

《現代漢語方言概論》:“江淮官話既有官話方言的特點，還有吳方言的特點，實質是吳方言到官話方言的過渡區。”

《顏氏家訓·音辭篇》:“南染吳越，北雜夷虜，皆有深弊，不可具論。”

江淮官話是高階大氣上檔次的尊貴語言，保留了純正的古音，詞源，沾染皇室血脈，漢人引以為傲。明清時期，以利竇瑪為代表的西方傳教士推崇江淮官話，認為江淮官話就是中國話，外華人學習的江淮官話即為漢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