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於1926年12月13日在漢口召開特別會議。出席會議的有陳獨秀、張國燾、彭述之、瞿秋白、項英、李維漢及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鮑羅廷。

陳獨秀在會上作了以中國共產黨同國民黨關係為中心內容的政治報告。

他承認對國民黨和蔣介石的右傾，但把共產黨內的“左”傾看成是造成聯合戰線危機傾向的主要原因，並認為只要蔣介石繼續反軍閥反帝國主義，哪怕是壓制工農運動，同無產階級爭奪領導權，中共依然可以同他繼續合作。

會議通過了《關於政治報告議決案》《關於國民黨左派問題議決案》等七個檔案。

這次會議所提出的挽救危機的政策的立足點，不是放在盡力鞏固並加強共產黨自己力量的基礎上，而是把希望完全寄託在汪精衛和其他國民黨軍將領身上，幻想以退讓求團結。

這種政策實質上是犧牲工農群眾的根本利益，去遷就國民黨右派，為蔣介石和汪精衛奪取國民黨的領導權提供了方便。漢口特別會議沒有解決黨在迫在眉睫的危局中如何生存並堅持鬥爭這個極端重要的問題，反而指引了錯誤的方向，使黨內的右傾錯誤逐步發展為右傾機會主義。

這次會議的決定得到中央政治局和共產國際代表聯席會議的同意，這是導致大革命失敗的一個重要的主觀因素。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

卜意義：八七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次重要會議，它在中國革命遭受嚴重挫折後，總結了失敗的經驗教訓，結束了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在黨中央的統治，確定了黨在農村領導武裝暴動、開展土地革命的鬥爭方針。

這次會議對於挽救大革命失敗所造成的危局，實現黨的戰略轉變起了重要作用。但由於共產國際及其代表的“左”傾錯誤觀點和中國共產黨內的“左”傾情緒相結合，使八七會議在反對右傾錯誤的同時，卻為“左”傾錯誤開闢了道路，主要表現在對當時的革命形勢缺乏科學的、實事求是的分析，不是組織正確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卻，藉以儲存和聚集革命力量，而是容許和助長冒險主義和命令主義的傾向（特別是強迫工人罷工）。

在組織上則開始了宗派主義的過火的黨內鬥爭，過分或不適當地片面強調領導幹部的純工人成分的意義等。總之，八七會議在我黨歷史上是一個轉折點。它給正處在思想混亂和組織渙散中的中國共產黨指明瞭新的出路，為挽救黨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貢獻。這是由大革命失敗到土地革命戰爭興起的歷史性轉變，黨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轉向農村。

但是，八七會議在反對右傾錯誤的時候，沒有注意防止“左”的思想的出現，使“左”傾情緒在黨內滋長起來，給後來的中國革命造成很大的危害。1927年8月7日，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中共中央在湖北漢口召開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

會議的主要目的只有七個字：挽救革命，挽救黨。會議首先由共產國際代表羅米納茲就召開這次會議的重要性和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作報告。瞿秋白代表中共中央臨時常委會作報告。會議徹底清算了大革命後期陳獨秀的右傾錯誤，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並選出以瞿秋白為首的中央臨時政治局。

八七會議是我黨歷史上一個重要轉折點，它在中國革命的緊要關頭，堅決糾正和結束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改組中央領導機構；確立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方針，決定發動農民舉行秋收暴動。八七會議後，中國革命掀開了嶄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