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7·26”重要講話中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在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發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基礎上，黨和國家事業發生歷史性變革，中國發展站到了新的歷史起點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我認為，這是一個重大的政治判斷。認真學習領會這個政治判斷，對於我們切實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講話精神上來，並以此指導和推動各項工作，增強“四個意識”，自覺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抓好各項決策部署貫徹落實，以優異成績迎接黨的十九大勝利召開具有重要意義。

黨的十八大以來的五年，中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文化實力、軍事實力不斷增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安全感、幸福感不斷提升。歷史性的成就，意味著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實現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性飛躍，意味著社會主義在中國煥發出強大生機活力並不斷開闢發展新境界，意味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提供了中國方案。這份實實在在的成績單，會極大地激勵全黨和全華人民繼續奮勇前進。

歷史性變革的根本原因是黨的堅強領導和黨的創新理論的正確指引。具體地講，就是有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堅強領導，有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和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的正確指引。

大時代需要大格局，大格局需要領導核心。習近平總書記以一個無產階級政治家的胸襟和氣魄，以一個大國領袖的氣度和風範，以愛民為民的歷史責任擔當，以捨我其誰的英雄氣概，帶領全黨全華人民攻堅克難，砥礪前行，在重要的時刻擔負了重要責任，在關鍵的時候起了關鍵作用，展示了治國理政的雄才大略。鄧小平同志說：“任何一個領導集體都要有一個核心，沒有核心的領導是靠不住的。”恩格斯在《論權威》中曾深刻形象地論述過這個問題。歷史唯物主義認為，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人民群眾對歷史發展起著決定性作用。同時，傑出的領袖人物也對歷史產生著重要作用。這個作用的具體表現就是順應時代潮流、代表人民意願，對歷史發展起著加速的推動作用。習近平總書記在當今中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正是起了這樣一個不可替代的重大關鍵作用。

時代是思想之母，實踐是理論之源。我們黨是高度重視理論建設和理論指導的黨。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迅速變化的時代中，以更寬廣的視野、更長遠的眼光來思考和把握黨和國家面臨的一系列重大戰略問題，在理論上不斷拓展新視野、作出新概括。五年來，我們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和時代特徵相結合，在繼承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的基礎上，與時俱進、開拓創新，形成了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和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和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最新成果，是21世紀的馬克思主義，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我們進行偉大斗爭、建設偉大工程、推進偉大事業、實現偉大夢想的科學指導思想和行動指南。

在新世紀中國進入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的發展階段。進入新世紀，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建立和逐步完善，中國經濟發展迅速，充滿活力，日益開放。與此同時，也要求我們進一步認識和掌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點和內在規律，以使我們制定和實施方針政策時符合客觀經濟規律，有利於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傳統的計劃經濟最大的不同點，在於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有根本的區別，前者起基礎性作用，即主要調節者作用；後者則不起作用或只起很小的作用。按照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說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價值規律是社會生產和流通的主要調節者；而在傳統計劃經濟中，價值規律不起調節作用，調節社會生產和流通的，是國家的指令性計劃。

根據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2021年起中國進入新發展階段。這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之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進軍的發展階段。

進入新發展階段，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程序的大跨越，在中國發展程序中具有里程碑意義。

核心要點：“新的歷史起點”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的前提，這一概括，內涵豐富，意蘊深遠，既是對過去取得成就的自豪表達，也是對當前形勢的清醒判斷，更是面向未來的新展望新要求。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的歷史發展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