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外交政治語境下的華工歷史論述

(一)中國在華工招募過程中主體地位的形塑

英、法兩國來華招工始於1916年。此時中國尚處“中立國”地位時期，作戰一方在華進行大規模的招工難免不帶有某種外交敏感性。故此，北京政府對待招工表現殊為謹慎。就法國招工而言，時任北京政府稅務處督辦的梁士詒與法國官方代表密商，由前者成立招工公司——惠民公司——為後者代招工人，北京政府表面上所扮演的角色不過是批准他們之間的合同。

到大戰結束前後，為增加外交籌碼，爭取協約國支援，尤其是當北京政府遭遇協約國對華提出的“參戰不力”的指責之際，中國方面開始主動嘗試建構其在華工招募過程中主體地位的論述。這些論述的建構形式大致分為以下兩個層面。其一是北京政府開始建構其在招募華工過程中的主體地位，該層面的論述主要立足於北京政府當初默許(未禁止)英、法在華招工這一點。其二是中方招工代理公司——惠民公司——試圖建構其在招募華工過程中的主體地位，它不僅試圖建構其與北京政府的關係，還強調公司自身的國家身份，間接重建了中方在招募過程中的主體地位。這些論述在一定程度上重構了中方包括政府與民間組織在招工過程中的主體地位，為日後華工史的敘述提供了多重可能。

(二)華工之參戰角色的形塑

1917年8月，中國政府對德奧宣戰之後，赴法華工的身份客觀上發生轉變。他們不再僅是附屬於招募國家的契約性質的勞力，而是變成中國派往協約國的“參戰代表”。到大戰結束，中國獲得戰勝國身份後，華工更被認為是國家的“功臣”。華工參戰角色的論述也由此產生。有關華工參戰角色的建構主要著眼於兩個層面，即華工的應募動機及他們對國家的貢獻。

就華工的應募動機而言，大多數華工選擇出國是為了自身和家庭的生計，但在中國參戰以後，華工不僅被認為，且自認為是中國的參戰代表，在表述上，華工的應募動機被上升到了國家層面。圍繞華工對國家所作貢獻而建構的論述主要涉及華工為中國所盡“參戰義務”。在中國舉國慶祝協約國勝利的氛圍之下，華工對國家和世界所作貢獻也為社會輿論所肯定。

然而，在1919年召開的巴黎和會上，作為戰勝國的中國實則遭遇到了“戰敗國”的待遇，當人們從戰勝的喜悅中清醒過來，華工所作貢獻也就不再為社會輿論所熱捧。正如魯迅所講：“我們那時的所以入戰勝之林者，因為曾經送去過很多的工人；大家也常常自誇工人在歐戰的勞績。現在不大有人提起了，戰勝也忘卻了，而且實際上是戰敗了。”

二、社會革命語境下的華工歷史論述

(一) 反軍閥語境下的北京政府暗賣華工說

“一戰華工”當中不乏致力於反對北洋軍閥勢力的革命人士，其中典型的代表就是吳世英。1921年7月，孫中山在廣州政府召見吳世英(吳三民)，撥助其千元經費，並“面受方略”，在上海成立駐滬參戰華工會。駐滬參戰華工會在1922年孫中山下令通緝梁士詒後，在報刊登文“痛罵”梁士詒的招工行為實為“暗賣”華工，並對之表示“深切痛恨”。另外，當駐滬參戰華工會聽聞華工某代表向北京政府僑工局請援之後，更是予以強烈反對。駐滬參戰華工會雖然反軍閥立場堅定，但並不存在反帝的取向。

(二) 反帝語境下的帝國主義壓迫、背叛華工說

1925年5月，上海發生了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並由此掀起了反對英、日帝國主義的運動。這時，《晨報副刊》連載了一篇名為《巴黎和會中之華工》的文章。該文特意描寫了華工的愛國舉動以及英國和日本對華工的虐待與鎮壓，實際隱喻的是日本夥同英國製造的五卅慘案，以此號召工友再次團結起來，進行反帝愛國的運動。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中國政府隨即以日本違背1922年華盛頓會議簽訂的《九國公約》等項國際公約，向國聯提出控告。在此背景之下，“一戰華工”又一次被提起。該次有關華工的論述主要圍繞華工與《九國公約》的關係展開。

(三) 反帝反軍閥語境下對華工命運、境遇悲劇性的揭露

反帝反軍閥話語下的華工論述主要出現在20世紀60年代，老華工白寶純在1965年出版的家史便是最好的例證。在這種語境體系之下，“華工招募”被認為是帝國主義與北洋軍閥兩個反動階級合謀販賣勞動人民的行為。這類論述對帝國主義罪惡形象的刻畫尤為深刻。應該說，在華工的組織管理方面，英、法兩國政府以及中國北京政府都存在嚴重的問題，對於這些問題產生的原因，從社會分層方面進行解釋和揭露，有一定的道理，但完全以階級對立視之，也不免過於簡單。

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戰打到膠著時，雙方的人力資源都跟不上了，誰能把後勤保障搞好，誰就能贏得戰爭。當時14萬中國勞工來到法國和比利時的前線，對一戰結局起到關鍵作用。正如雕像中所表現的那樣，當時華工從事的最普遍的工作，就是挖戰壕、運炮彈和抬擔架，試想一下，如果每名華工每天挖掘1米戰壕，就將挖出長達140公里的戰壕；如果每人每天運送1枚炮彈，就可以有14萬發炮彈砸向敵方陣地。更不用說華工的擔架從死神手中搶回了多少士兵的生命。

另一方面，正因為華工在歐洲戰場上的重大犧牲和貢獻，中國得以作為戰勝國出席“巴黎和會”，而中國在“巴黎和會”上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直接引發了改寫中國歷史的“五四運動”，從而開啟了轟轟烈烈的近代革命。

一戰期間，14萬華工因緣際會地成為中國派往世界的“使者”，來到法國參戰。華工們吃苦耐勞，心靈手巧，是挖戰壕、修鐵路的專家，甚至搏殺於前線，為中國贏得了很高的聲譽；

他們是中國國際化程序中平民參與的代表，為中國參戰和加入巴黎和會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他們還成為了晏陽初等一代中國精英的老師；他們在血染的西線戰場戴瑞士表、太陽鏡、紳士帽，交法國女朋友，為保衛自己的權益把欺負他們的美國大兵打得頭破血流，盡顯中國男兒的威風……華工們參與一戰，無疑是中國近代史上的驚天之舉，也是世界現代史上的動地之事。

一戰華工是一項重要歷史事件，其產生的歷史影響是多方面的：

首先，對一戰期間歐洲大陸而言，大批華工背井離鄉，無論是在戰火紛飛的前線，還是在後方的城市鄉間，他們辛勤勞動、埋頭苦幹，甚至付出生命，為歐洲大陸恢復和平和戰後重建作出了獨特的貢獻。

這一點，近年來隨著西方學術界對一戰研究的深入和中國國際地位的大幅度提升，西方社會無論是政府還是民間都予以了相當程度的認可。

華工的“身影”逐漸出現在許多關於一戰的官方紀念活動裡。

一些華工紀念雕像與紀念碑也已經或即將豎立在法國、比利時和英國等國的許多城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