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是一座具有光榮革命傳統的城市。辛亥重九起義、護國首義，昆明都扮演了輝煌的角色。

　　西南聯大南遷昆明，愛國師生和愛華人士聚集，帶來了三所著名大學的學術自由，帶來了求實精神和民主風等優良傳統。隨著抗日民主運動的發展，使昆明逐漸發展成為抗日大後方的“民主堡壘”。

　　西南聯大在昆明建校辦學八年，高舉“民主”與“科學”的兩面大旗。濃厚的民主與科學精神，形成聯大“以其相容幷包之精神，轉移社會一時之風氣，內樹學術自由之楷模，外來民主堡壘志稱號。”

　　一、雲南當局熱情歡迎聯大入滇

　　當年，國民黨最高當局之所以批准決定聯大西遷入滇。一則考慮昆明地處西南，距抗日前線較遠；再則滇越公路鐵路可通海外，採購圖書裝置比較方便，而且雲南當局方面也熱情歡迎。

　　據北京大學出版社《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史》記載：“由平津南遷的三所知名大學在昆明建立聯合大學，雲南各界人士都表示歡迎，並一次次協助解決校舍問題，不僅使聯大在雲南能安心上課，而且辦學規模還有所發展。”

　　雲南自1916年首倡“護國運動”後，其政治地位，在全國受到尊重，是西南地區國民政府軍政勢力直至抗日戰爭時期都未能進入的地方。

　　處於正義以及對強權獨裁的抵制，雲南地方當局對戰時流亡昆明辦學的西南聯大，不僅表示歡迎，而且主動承擔起保護其安全進行教育的責任。

　　二、“雲南王”龍雲讓出公館給聯大使用

　　抗戰時間的“雲南王”龍雲，對西南聯大的支援，就是其中很重要一件。

　　據《昆明文史資料選輯》第二十八輯載：《抗戰期間龍雲讓出公館供西南聯大使用》。當時，聯大剛到昆明，總辦公處設崇仁街46號，但該處地方狹小，不夠用，龍雲慷慨地將威遠街公館騰出一部分供聯大使用（作為聯大總辦公處）。

　　1940年聯大新校舍（今雲南師大校本部）建成，聯大總辦公處遷回學校，財盛巷2號又成為北京大學的辦事處。哪裡還有住房，一些教授住在哪裡。

　　1944年，聯大的兩位男女同學還在龍雲公館舉行婚禮，一時傳為佳話。

　　聯大常委、北大校長蔣夢麟也曾在財盛巷2號住過。龍雲還將一部深藍色的福特牌轎車供蔣夢麟專用。

　　從這些方面說，龍雲對聯大也是盡力支援，而且不遺餘力。

　　三、龍雲與中共聯絡並“秘密”入盟

　　抗戰期間，龍雲對聯大的支援與他當時的政治態度分不開。

　　一是龍雲與朱德、葉劍英都是雲南陸軍講武堂的先後同學。

　　二是抗戰爆發後國共合作，蔣介石在南京召開最高國防會議。時任國防委員會副主席的龍雲，乘飛機經西安飛南京。中共代表周恩來、朱德、葉劍英也從西安搭乘龍雲的專機同往。

　　三是在南京期間，龍雲表示願與中共保持聯絡，約定以後用無線電聯絡，中共還專門從延安派一位地下黨員來做龍雲的譯電員。

　　1943年，中共地下黨員華崗以雲南大學任教為掩護，受中央南方局得派遣，專門來昆明做龍雲的聯絡與統戰工作，並幫助民盟在雲南建立組織。

　　第二年，1944年，龍雲秘密加入民盟，雖不能公開活動但儘可能支援民主運動。

　　龍雲還派他的次子龍繩祖加入民盟。父子兩人都是民盟的秘密成員。

　　四、楚圖南親自為龍雲之子入盟監誓

　　據楚圖南在《民盟工作的片段回憶》中記載：

　　“我們商量，對龍繩祖這樣的舊軍隊和雲南地方實力派涉足很深的人加入民盟，一定要給他留下一個深刻印象。

　　經商量，龍繩祖加入民盟需要履行宣誓手續。我記得宣誓的地點是在城郊的龍雲住宅的大廳裡，我和聞一多、馮素陶是監誓人。”

　　楚圖南迴憶文中所指龍雲郊區住宅，指西郊的靈源別墅，亦稱“靈源精舍”。現被昆明市政府西山區列為文物保護單位。門上懸有龍雲題寫的匾額，文曰：“健體清心”。

　　五、龍雲同情民主運動讓昆明成“民主堡壘”

　　龍雲在《抗戰前後我的幾點回憶》（見《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七輯）一文中說：

　　“抗戰期間，在昆明的愛國民主人士多，尤其是西南聯大教授和我都有接觸和交談的機會。談到國家大事，所見都大體相同。對於蔣介石的集權獨裁政治，大家都深惡痛絕……所以我對昆明洶湧澎湃的民主運動是同情的”

　　據龍雲的秘書——劉宗嶽在《我所知道的龍雲》一文中介紹，因為他對龍雲瞭解頗多，他對龍雲與民盟的情況講得比較具體：

　　當時，蔣介石的特務，千方百計迫害進步人士。龍雲是雲南省主席，對雲南的學者教授，安全上給他們一些保障。經濟生活上……龍雲給他們一些照顧，因此很多高階知識分子和龍雲交朋友，地下黨的華崗和民盟的羅隆基就是和龍雲交往最密切的兩個。

　　所謂龍雲“洋賬房”廖嘉銘（廖雲臺），由於和羅隆基都是留美生的關係，曾經居間過話，有“三人小組”之稱。同時，由於雲南地方勢力與國民黨中央之間的矛盾，結合西南聯大在雲南的一些進步活動，抗戰勝利前昆明就號稱“民主堡壘”。

　　六、民盟和龍云為昆明的民主運動發揮重要作用

　　據《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史》中《西南聯大與雲南》章節中記載：自1941年“皖南事變”以後，龍雲一直抵制國民黨特務在雲南逮捕人鎮壓民主運動的企圖。1942年初，聯大學生髮動“倒孔運動”以後，康澤兩次來昆企圖逮捕學術，均以雲南地方當局抵制而未能得逞。1944年“五·四”紀念活動以後，聯大和其他各校學生多次在昆明舉行大規模的政治集會和示威遊行，均得以順利進行，也都與雲南地方當局的維護密切關係。

　　“皖南事變”以後，大後方的白色恐怖日益加重，惟獨雲南有這樣比較寬鬆的政治環境，這是聯大的學術自由得以保持，民主運動能夠蓬勃發展的主要條件。

　　西南聯大結束後五十年北京大學出版社的《國立西南聯大校史》，從歷史的高度，充分肯定龍雲這種獨特的作用。列舉主要史實並作出科學的分析和相應的結論，確認“雲南省主席龍雲與民主做運動力量建立了比較密切的關係。”

　　換言之，龍雲，以“雲南省主席”和“秘密盟員”的雙重身份，為昆明成為以西南聯大為大本營的昆明民主運動，作出特殊的重大貢獻。

　　七、龍雲是“一個光榮的愛國者”

　　共和國不會忘記，也不該忘記。

　　雲南記得龍雲，西南聯大記得龍雲，中國民主同盟一定永遠記得龍雲。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楚圖南還利用自己是雲南人的關係，積極做雲南地方勢力派的工作，秘密發展了省主席龍雲及龍繩祖、劉達夫等地方實力人物加入民盟，使昆明的民主運動經常得到地方實力派的同情和保護，蓬勃發展起來。昆明因此成為了抗戰大後方著名的“民主堡壘”。（見雲南美術出版社《楚圖南紀念文集》第58頁）

　　正是在華崗、羅隆基、楚圖南、聞一多等中共和民盟前輩與先烈的引導下，龍雲與其子龍繩祖，才“父子雙雙”“秘密入盟”。他在“第二條隱蔽戰線”上，以“特殊盟員”的身份，為黨工作，為盟貢獻比任何人都無法替代的重大作用。龍雲父子，作為一名“盟員”，他們不愧滇雲父老和堂堂華夏。正是因為他，才有西南聯大在昆明的8年光榮歷史，還有昆明“民主堡壘”的光榮稱號！

　　時間轉至上個世紀的1984年，北京舉行龍雲誕辰100週年紀念會。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的習仲勳在會上說：“龍雲先生的一生，經歷了中國從民主改革到社會主義的大變革時期。他的一生是一個光榮的愛國者的一生！”

抗日戰爭時期，延安應該是丞救國家與民族和堅強堡壘。那時侯很多愛國的知識青年紛份前往延安，尋求民族解放的道路，獻身革命，投入到了救之圖存的事業中。

尤其是在百團大戰勝利結之後，進一步增加了|全國軍民戰勝日本法西斯的信念和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