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南虎坊橋路口，沿著騾馬市大街西行，走過二三百米，路北是一條南北小巷，名曰魏染衚衕，中國現代新聞史上大名鼎鼎的京報館便坐落於此。
沿巷口往北，衚衕不寬，有樹木扶疏，少鬧市喧囂。不一會兒便能看到路旁佇立著一座民國風格的二層樓房，在一片青磚灰瓦的四合院中間，頗顯醒目，門楣上赫然鐫刻著三個大字：京報館。抬眼望去，狹長的灰色樓體被清理得整潔肅穆，兩根廊柱高大挺拔，猶顯精神。
北京市政協委員、華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副院長王潤澤告訴筆者，1918年10月，邵飄萍創辦《京報》，這是民國時期著名的進步報紙，與上海的《申報》齊名，當年具有很大的影響力。同時，《京報》也是中國北方惟一擁有自建館舍的報紙。
進入京報館大門，沿著古舊的木製樓梯拾級而上，二樓右手第一間便是邵飄萍的社長辦公室。走進室內，歲月悠長，時光穿梭，好似看到他的身影，或凝神沉思，或奮筆疾書。身處那樣一個年代，邵飄萍怎能不為國家和民族的命運而奔走呼號呢？
1918年10月，邵飄萍擔任了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副會長兼導師。1919年5月3日晚，在北京大學法科學堂舉行的各高校集會上，邵飄萍登臺振臂高呼：“現在民族命運繫於一髮，如果我們再緘默等待，民族就無從挽救而只有淪亡了，北大是全國最高學府，應當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學發動起來，救亡圖存，奮起抗爭!”
從5月4日開始，邵飄萍主持的《京報》連續對五四運動進行報道，抨擊和揭露北洋軍閥和官僚投靠帝國主義的罪行，聲援學生和工人的愛國運動。他秉筆直書，高聲吶喊“大禍臨頭，忍無可忍”。《堅持到底》《萬眾一心》等40多篇署名評論，如雪片般飛上報端，激盪士氣，鼓舞人心。
在北大新聞學研究會授課期間，邵飄萍還與作為學員的毛澤東結識，且交往甚密。1936年，毛澤東在延安向美國記者斯諾介紹自己的生平時，專門提到了邵飄萍：“特別是邵飄萍，對我幫助很大”，並贊邵飄萍是“一個具有熱情理想和優良品質的人”。這段話，被斯諾記述在《西行漫記》中。1949年4月21日，毛澤東還親自批覆了追認邵飄萍為烈士的請示檔案。
正在佈置的邵飄萍生平事蹟展中，將陳列邵飄萍撰寫的馬克思主義書籍、《京報》“紀念馬克思誕辰105週年專版”、“批覆確認邵飄萍為中國共產黨員”等珍貴史料，充分展現他作為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風采。
五四運動後，《京報》被反動軍閥政府查封，邵飄萍被迫流亡日本。在日本期間，邵飄萍如飢似渴地從日文馬列著作中吸收新思想、新知識，並出版專著《綜合研究各國社會思潮》《新俄國之研究》，客觀而系統地宣傳科學社會主義、讚頌革命。其中《新俄國之研究》被毛澤東辦的“湖南自修大學”列為教學參考書。
1920年，邵飄萍自日本回到北京後，就開始與李大釗、鄧中夏、羅章龍等中共早期領導人接觸來往。毛澤東的同鄉好友、曾任中國革命博物館顧問的羅章龍回憶說，邵飄萍是由他和李大釗介紹入黨的，因為邵飄萍有很大的社會影響力，故而隱藏其黨員身份。1986年7月，中共中央組織部在批覆浙江省金華市委的報告中，承認了邵飄萍的黨籍，入黨時間為1925年。
京報館附屬的兩個四合院是當年邵飄萍和家人生活的場所，冬日裡的小院灑滿了Sunny，處處顯得安詳美好。
據工作人員介紹，在故居經過整修後，院門口的影壁上將會鐫刻四個大字：鐵肩辣手。原句出自明朝嘉靖年間名臣楊繼盛（字椒山）的詩句“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邵飄萍非常推崇這兩句詩，他揮筆大書，懸於報社牆上，用於自勉，也勉勵同仁。
這四個字，充分體現了不畏強暴、敢於鬥爭的飄萍風骨。五四運動、二七大罷工、五卅運動、三一八慘案……自創立《京報》開始，每一次愛國運動，邵飄萍都藉助《京報》猛烈發聲。
邵飄萍對軍閥張作霖通過出賣國家主權和民族利益來換取日本帝國主義支援的卑劣行徑極為不齒。1925年11月，當國民軍領袖馮玉祥與奉系進步將領郭松齡共同發動“倒張戰爭”後，邵飄萍在《京報》上揭露張作霖的滔天罪行，有力配合了郭、馮的軍事行動。馮玉祥為此誇讚道：飄萍一支筆，勝抵十萬軍。
城南虎坊橋路口，沿著騾馬市大街西行，走過二三百米，路北是一條南北小巷，名曰魏染衚衕，中國現代新聞史上大名鼎鼎的京報館便坐落於此。
沿巷口往北，衚衕不寬，有樹木扶疏，少鬧市喧囂。不一會兒便能看到路旁佇立著一座民國風格的二層樓房，在一片青磚灰瓦的四合院中間，頗顯醒目，門楣上赫然鐫刻著三個大字：京報館。抬眼望去，狹長的灰色樓體被清理得整潔肅穆，兩根廊柱高大挺拔，猶顯精神。
北京市政協委員、華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副院長王潤澤告訴筆者，1918年10月，邵飄萍創辦《京報》，這是民國時期著名的進步報紙，與上海的《申報》齊名，當年具有很大的影響力。同時，《京報》也是中國北方惟一擁有自建館舍的報紙。
進入京報館大門，沿著古舊的木製樓梯拾級而上，二樓右手第一間便是邵飄萍的社長辦公室。走進室內，歲月悠長，時光穿梭，好似看到他的身影，或凝神沉思，或奮筆疾書。身處那樣一個年代，邵飄萍怎能不為國家和民族的命運而奔走呼號呢？
1918年10月，邵飄萍擔任了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副會長兼導師。1919年5月3日晚，在北京大學法科學堂舉行的各高校集會上，邵飄萍登臺振臂高呼：“現在民族命運繫於一髮，如果我們再緘默等待，民族就無從挽救而只有淪亡了，北大是全國最高學府，應當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學發動起來，救亡圖存，奮起抗爭!”
從5月4日開始，邵飄萍主持的《京報》連續對五四運動進行報道，抨擊和揭露北洋軍閥和官僚投靠帝國主義的罪行，聲援學生和工人的愛國運動。他秉筆直書，高聲吶喊“大禍臨頭，忍無可忍”。《堅持到底》《萬眾一心》等40多篇署名評論，如雪片般飛上報端，激盪士氣，鼓舞人心。
在北大新聞學研究會授課期間，邵飄萍還與作為學員的毛澤東結識，且交往甚密。1936年，毛澤東在延安向美國記者斯諾介紹自己的生平時，專門提到了邵飄萍：“特別是邵飄萍，對我幫助很大”，並贊邵飄萍是“一個具有熱情理想和優良品質的人”。這段話，被斯諾記述在《西行漫記》中。1949年4月21日，毛澤東還親自批覆了追認邵飄萍為烈士的請示檔案。
正在佈置的邵飄萍生平事蹟展中，將陳列邵飄萍撰寫的馬克思主義書籍、《京報》“紀念馬克思誕辰105週年專版”、“批覆確認邵飄萍為中國共產黨員”等珍貴史料，充分展現他作為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風采。
五四運動後，《京報》被反動軍閥政府查封，邵飄萍被迫流亡日本。在日本期間，邵飄萍如飢似渴地從日文馬列著作中吸收新思想、新知識，並出版專著《綜合研究各國社會思潮》《新俄國之研究》，客觀而系統地宣傳科學社會主義、讚頌革命。其中《新俄國之研究》被毛澤東辦的“湖南自修大學”列為教學參考書。
1920年，邵飄萍自日本回到北京後，就開始與李大釗、鄧中夏、羅章龍等中共早期領導人接觸來往。毛澤東的同鄉好友、曾任中國革命博物館顧問的羅章龍回憶說，邵飄萍是由他和李大釗介紹入黨的，因為邵飄萍有很大的社會影響力，故而隱藏其黨員身份。1986年7月，中共中央組織部在批覆浙江省金華市委的報告中，承認了邵飄萍的黨籍，入黨時間為1925年。
京報館附屬的兩個四合院是當年邵飄萍和家人生活的場所，冬日裡的小院灑滿了Sunny，處處顯得安詳美好。
據工作人員介紹，在故居經過整修後，院門口的影壁上將會鐫刻四個大字：鐵肩辣手。原句出自明朝嘉靖年間名臣楊繼盛（字椒山）的詩句“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邵飄萍非常推崇這兩句詩，他揮筆大書，懸於報社牆上，用於自勉，也勉勵同仁。
這四個字，充分體現了不畏強暴、敢於鬥爭的飄萍風骨。五四運動、二七大罷工、五卅運動、三一八慘案……自創立《京報》開始，每一次愛國運動，邵飄萍都藉助《京報》猛烈發聲。
邵飄萍對軍閥張作霖通過出賣國家主權和民族利益來換取日本帝國主義支援的卑劣行徑極為不齒。1925年11月，當國民軍領袖馮玉祥與奉系進步將領郭松齡共同發動“倒張戰爭”後，邵飄萍在《京報》上揭露張作霖的滔天罪行，有力配合了郭、馮的軍事行動。馮玉祥為此誇讚道：飄萍一支筆，勝抵十萬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