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備：劉備善於用人，功於心計，敏於政事。例：在四川攻略中可以看出。

諸葛亮：被人們看成智慧的化身，忠誠，政治能力極強。例：蜀國是三國裡治理的最好的。

按照《三國演義》中的設定，諸葛亮剛一出山，就成了劉備勢力名副其實的“當家人”，軍政大事都是諸葛軍師說了算。劉備死不死，對蜀漢勢力影響沒那麼大。

這只是小說。實際上劉備軍事能力、用人能力和魄力均在諸葛亮之上。蜀漢勢力在劉備當權時期，和劉備託孤之後的諸葛亮時代，具有迥異的不同。

諸葛亮和劉備最大的不同：依法治國

劉備頂著宗室頭銜，出身窮人家庭，帶著幾百人的鄉下義勇軍開始討伐黃巾，血盆裡硬生生砍出來一片江山，其果決、敏銳，天下屈指。他沒有鬍子，長相醜陋古怪，但在醜陋古怪的皮囊下面的風骨，卻是霸氣十足，為他帶來了超凡的人格魅力。劉備為人豪邁，快意恩仇，從骨子裡噴發出無盡的熱情。和他打交道的人，有的對他厭惡，比如袁術；有的對他迴避，比如劉巴，但更多的則心甘情願地投奔到他的麾下，忠心耿耿，陪他共同患難，出生入死，建功立業。

劉備這種執政模式是不可複製的，因為其他人沒有他那麼強的氣場，罩不住架子。因此當劉備跑成都待著時，荊州就出事了——糜芳士仁等投降東吳，直接導致了關羽的敗亡。

因此也就不難理解，當223年劉備去世之後，作為新的執政者，諸葛亮要想維護劉備留下這個攤子，還要加以開拓，是多麼艱難的一件事。

諸葛亮和劉備最大的不同：依法治國

相對劉備這種自帶氣場的英雄，諸葛亮身上文人氣更重一些，當時他的名望和魅力也不能和主公相比。因此，諸葛亮不可能繼續劉備這種純性情的執政風格。他要創立自己能夠駕馭的模式。

這個模式大致包括兩層準則：從公上，嚴肅法紀，遵規守矩；從私上，與人為善，一塵不染。看似簡單，堅持並不容易。

嚴肅法紀，遵規守矩，就是制定合理而有效的法律法規，並且督促大家遵守這些法規，對違規行為加以懲治。在今天這幾乎就是廢話，很多時候卻又變成空話。相對來說，制定法紀容易，遵守法紀就難。因為每一次違反法紀的都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體的人。有人就涉及利益、關係，就容易給執法者帶來誘惑或壓力。於是徇情枉法，下不為例也就成了常態。

在劉備時代，諸葛亮只是“大管家”。最高權柄還是在劉備手中，諸葛亮的執法也並非全然不受約束，對於朝廷的高官，他就沒有處分權。所以法正同志在蜀郡太守的任上飛揚跋扈，報復殺人，諸葛亮也只能幹看著，不可能把他繩之以法。

現在情況不同了，諸葛丞相本人成為實權掌握者，也就可以痛痛快快地貫徹依法治國的路子了。

諸葛亮和劉備最大的不同：依法治國

嚴肅法紀，雖然會觸犯部分群體或個體的利益，也會招致怨恨，但歸根結底來看，是與國家和民眾利益一致的，也有利於政權的穩定。諸葛亮在蜀漢當了12年一把手，在這12年中，很多高階官員都曾受到他的懲處。其中有的是和諸葛亮很親密的人，比如馬謖；有的是地位很高的人，比如曾與諸葛亮同受劉備遺詔的李嚴。面對這些人的錯誤，諸葛亮都是毫不手軟，依法懲治。他的這些行為，在當世會引起非議，在後世也會引起爭論。但至少，“秉公執法”的大原則得到貫徹。相比魏、吳兩國，皇帝經常動用特權，徵發民脂民膏以供享樂，甚至隨意殺戮下臣，蜀漢的政治情況卻一直相對良好。這其中，諸葛亮立法執法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

封建時代的朝廷法制，還有“赦罪”的慣例，就是法外施恩，免除刑罰。尤其遇上皇帝結婚的喜事，或者天災疫病的禍事，往往對天下的罪人加以赦免。而諸葛亮當政時代，極少赦罪。有人就此事給諸葛亮提意見說：“您這樣是不是太冷酷了？那些犯人好可憐哦，這麼多年都沒有特赦機會。”諸葛亮回答：“太平盛世，靠的是大仁大德，而不是小恩小惠。法制公正，民眾犯罪少，社會自然安定。要是頻繁地赦免罪犯，對那些罪犯倒是有恩德了，對國家和大部分良民有什麼好處？”

《三國志》作者陳壽這樣評價諸葛亮對蜀漢的治理：

法律制定嚴明，賞罰都必然嚴格遵循規則，沒有做了壞事不懲治的，也沒有做了好事不表彰的。這使得官吏不再奸猾，所有人都能自勵自律，道不拾遺，強不侵弱，整個國家的風化也為之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