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宋儒真德秀《四書集編》點校本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作為責編，我常想到這句話：書比人長壽。

書自然比作者長壽。《四書集編》已傳748年，真德秀享壽58歲。

《四書集編》二十六卷，真德秀手定《大學》《中庸》兩卷，建寧府（真德秀故里浦城為建寧府屬縣）府學教授謝侯善從真德秀子真志道處求得手稿，1272年（鹹淳八年）“命工刻之於郡庠”。真德秀未完成的《論語》《孟子》集編工作，由建寧府學正劉承據真德秀《文集》《衍義》《讀書記》等書補輯，1273年刊刻完成。這就是最早的宋建寧府刊本《四書集編》，主持刊刻者建寧府同知劉才之。時已宋末，距真德秀去世38年了。

元代前後89年間，是否重刊《四書集編》，未見記載。明初《文淵閣書目》、明後期焦竑《國史經籍志》、清初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均載有《四書集編》，但未註明版本。直到清中葉瞿鏞的《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才明確載“字畫清勁，明刊本之最精者”的《四書集編》。由此推斷，明代應有重刊《四書集編》。鐵琴銅劍樓所藏明刊本，可能在咸豐年間戰亂中亡佚了。

清初納蘭成德刊《通志堂經解》，收錄《四書集編》，當時所用底本是徐乾學藏“未盡善”的明李中麓抄本，可推知當時不但宋刊本，即便是明刊本，已不易得。對於一本南宋末年初刊的書來說，不必論宋元本，連明刊本都沒有流傳下來，實可慨嘆。

《四書集編》流傳不絕若線。初刊至今748年，現存最早的通志堂經解本，初刊於1680年（康熙十九年），也已歷341年。時間大河中的書厄，兵燹、水浸、蟲蝕，林林總總，湮沒散佚之書何其多，我們今日仍能讀到《四書集編》，實為幸事。

《四書集編》作者真德秀，一生58年，22歲入仕，37年間兩次“去國十年”，外放地方，身處中樞不到一年即去世。《宋史》本傳稱：“正學遂明於天下後世，多其力也。”真德秀更多因其尊崇性理之學以及羽翼朱子學的著述而傳世，學者稱西山先生。物質層面的身體自然不及紙質書久遠，而由精神層面，西山真氏其人與書同壽，共其不朽。

真德秀《四書集編》，書已經典，一代代讀書人，或藏或校或抄或刊，不斷接力，已傳748年，此確然不易之事實。面對過往偉大的為書續命史，古籍編輯如果選擇參與其中，去對抗未來的偶然性，就必須謙之又謙、承重以赴。

偶然性是盲目的，不僅造成善本的亡佚，也在促成惡本的留存。或許可以將一書是否長壽歸之命運的偶然，但古籍總要有人整理刊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責任。大程子說：“儒者只合言人事，不得言有數，直到不得已處，然後歸之命，可也。”未到不得已處，不窮盡庸常之可能性，古籍編輯總還是要努力謀一書之長壽。

如何謀自己所責編的古籍版本之長壽？這是古籍編輯一日三省的大問題。

我們編校古籍，精選底本，讎校眾本，全式標點，正、乙、刪、補，是期望最大限度恢復古籍原貌，以期為學界提供可資學術引用的版本。《四書集編》整理者做了很多工作。該書現存版本，都與通志堂經解本有或近或遠的關係。在無更早或另一系統版本校勘的情況下，如何逼近宋本原貌，這是個問題。好在《四書集編》屬於集疏性質，文獻主要來源於朱子的《語類》《文集》《或問》，還有二程、程門高弟、張栻著作，真氏《大學衍義》《西山讀書記》等。而這些多有宋元本留存，可以之校勘。

姑舉一例。本書《大學章句序》，《四書集編》引述朱子語：學問須以《大學》為先，次《孟子》，次《論語》，次《中庸》。

查明成化本《朱子語類》作：學問須以《大學》為先，次《論語》，次《孟子》，次《中庸》。

朱子說：某要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

依朱子，當先《論》後《孟》，《集編》之序似不妥。然《集編》文字實淵源有自，與今存北韓古寫徽州本《朱子語類》文字同。這既反映了朱子語錄初期更為口語化的樣貌，也提醒我們注意，在《語錄》定型為《語類》過程中持續的義理規範。所以，整理者在此處不改原文，出異文校，特別謹慎周全。

編輯《四書集編》，我深深體會到與古人“同情”的重要性，我們要以極為謙卑的態度，嘗試進入古人世界——這裡的“古人”不只是作者，還有刊刻者——他們所處的時代及其學問氛圍，才能更好地理解、尊重古籍中的每一個字。

書，經由一代代讀者閱讀，生生不息。也只有閱讀，古籍方能不孤。我們閱讀《四書集編》，在真德秀導引下，透過他引證的文字以及“愚案”的旁白，體貼朱子所下注釋的精審，如“性，即理也”“心，統性情者也”，如其所是地進入朱子的義理世界。又經由朱子勾勒的思想之路，通向孔、曾、思、孟。作為普通讀者，我們得以面對偉大的諸心靈，置身傳統，而傳統亦如巨川，洶湧澎湃而來，在我們的生命中激盪。

古籍非古董。當孔子說“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當聞夫子之志“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我們亦興發感動。讀古書，更多時候並非著眼於知識之增益，而是反躬自省，意、必、固、我損之又損，直至應其所是、理所當然之地。

閱讀，讓我們與古人、與自己心意相通，書也因之長壽。

有儲存價值的書籍，承載著思想，浸潤著文化，是永存的，最大年齡是無限的。

如果不是焚書坑儒，不是經歷文字獄，在正常儲存的情況下，書確實比人要長壽。

愛書之人對於書格外珍視，捨不得汙損，捨不得外借，更捨不得隨便丟棄。讀完之後，放在書櫃中，力求纖塵不染。即使買來沒來得及閱覽，也會保持封面完好，待到有時間再讀。藏書家更是愛書如命，一旦訪得有珍本、善本問世，即刻馬不停蹄去購買，一旦入眼，即使花費昂貴也在所不惜。很多書到了這些人手裡，就是進了佛堂，紙張得以保全，思想得以流佈，文化得以綿延。

有些作者寫出書以後，就去世了，而他寫的書因為有儲存價值，得以善存，流傳下去，有的書可以儲存上百年，有的甚至可以儲存上千年，就是那些竹簡木簡、帛書等書籍也可以得以保全。從這個意義上說，書確實比人長壽。

而那些沒有儲存價值的，思想見地不入流的書，就會被遏制，被銷燬。這不算書的悲劇，但是如果審查者是個混蛋的暴君，或者專制主義者，為了鉗制思想、摧殘文化而銷燬書籍，那麼，書籍就會經歷人類文化史上的浩劫，葬身火海。只是，書籍並不是那麼容易銷燬的，書籍燃燒迸發的星星之火，勢必燎原，書籍的生命在烈火中得以永生。

從這個意義上說，書比人長壽，是因為書籍承載著思想，浸潤著文化，是任何統治者都燒不盡的，也是任何強權者禁燬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