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朝結束時，國庫還剩多少銀子，應該以乾隆退位時的數字為標準，因為“乾隆退位”和“乾隆駕崩”並不是同一個時間和概念的問題，就拿嘉慶四年“和珅倒臺”事件來說，和珅起碼就為嘉慶的國庫貢獻了至少一億兩白銀的鉅額財富。
在乾隆六十年時，乾隆按照自己的計劃宣佈退位，皇位禪讓給十五子顒琰，自己退居幕後當“太上皇帝”（比太上皇的權力要高），這一年乾隆的內心是滿足的，因為他留了一個最“富足”的國庫給嘉慶，他臉上有光。
對比起父祖，乾隆留給後代的家底屬實是厚。
康熙六十一年，康熙駕崩時，那一年的國庫存銀僅是2716萬兩，而雍正十三年，雍正駕崩時，那一年的國庫存銀僅比康熙駕崩時增長了737萬兩，可是乾隆六十年的時候，國庫就增長到了將近7千萬兩白銀（具體是6939萬兩白銀），這其中乾隆還花了很多錢完成了許多“壯舉”，此等功績，很難不讓他沾沾自喜。
但這“厚厚的家底”，卻沒讓嘉慶有多少開心，他反而愁得不行，因為權力他拿不到，甚至他的話還沒有和珅的管用，朝廷真正的“老闆”，還是太上皇帝乾隆。
最重要的是，在他的年號中，在他是皇帝的名義的幾年時間裡，大清爆發了一場“內亂”，國庫存銀在乾隆六十年，還是6939萬兩，可在第二年的嘉慶元年，就跌到了5658萬兩，最離譜的是第三年，直接再次暴跌，變成了2792萬兩，這意味著在嘉慶二年，大清經濟國庫直接倒退七十多年，回到康熙末年的水平。
這場內亂就是嘉慶年間著名的“白蓮教起義”。
白蓮教起義乃是清朝有名的一次內部農民起義，又稱“川楚”教亂，波及數省之地，給大清的統治來了一次震感極強的撼動，而白蓮教起義，則是讓嘉慶欲哭無淚，因為白蓮教起義的時候，乾隆已經擺脫皇帝身份了，這一筆“過”，是記在嘉慶頭上的。
其實在乾隆四十年的時候，在河南就有一個著名的“混元教起義”，不過那時候朝廷力強，混元教很快就被鎮壓了，事實上混元教就是白蓮教的一個分支，所以白蓮教的“起事”乃是很多年前就有預謀的。
只是讓嘉慶沒想到的是，他剛登基，就背上了這個大黑鍋。
嘉慶元年，白蓮教將起事時間定在“三辰”（辰年辰月辰日），這個時間，正好是嘉慶元年三月初十，嘉慶年號剛改不久，民間百姓的“祝福”沒有迎來，迎來的是百姓們對清王朝不滿的武器和憤怒。
而“白蓮教”本身，就是“康乾盛世”背後陰暗真實的一個“凝聚物”。
早在白蓮教爆發之前，白蓮教的存在便已經讓朝廷給“感知”到了，最明顯的特徵就是在“四川”、“湖北”兩地的稅收，連續幾年非常低下，但是這兩個地方的人口，卻是在乾隆後期大量湧入，一方面是暴增的轉移人口，一方面是反而降低的稅收數量，這些人想做什麼，朝廷怎麼可能感覺不到。
之所以四川和湖北會出現這樣的情況，根子還是在於“土地兼併”。
就拿湖北來說，在順治剛入關的時候，湖北地區的農民百姓人均擁有的土地數量還能達到“一百二十畝”，可是到了乾隆五十年前後（這其中一百多年的歷史），湖北的人均擁有量才僅是“三畝”，縮水了超過九成之數，可見人地矛盾已經很大了。
而且人地矛盾還不是重點，重點是在乾隆後期，乾隆對待政治偏懶散，手下的貪官汙吏幾乎沒有被整治過，所以其他地區的百姓一旦遇到災難就只能逃難，久而久之都集中到了四川和湖北地區，如此一來還加劇了人地矛盾，他們最終都被白蓮教吸納。
其實白蓮教也沒有太神秘的地方，所謂的口號和願景，本質都是一種信仰引導罷了，在農民運動中，這種手段是常見的，所以白蓮教本質就是乾隆朝留下的致命隱患，是乾隆的統治不當引發的“雪山隱患”，只要一聲巨響，那麼便會發生大面積崩塌。
或許乾隆“退位”就是那聲巨響，讓白蓮教的火焰迅速點燃。
約定好的“三辰”時日到了後，白蓮教起義的省份紛紛響應，爆發了對清王朝的痛擊，一時之間，清朝廷內部一片紊亂，嘉慶欲哭無淚，乾隆還愣在原地，回過神後，太上皇帝下令鎮壓農民起義，可他沒想到，救火的速度遠遠趕不上星火燎原的速度。
白蓮教迅速蔓延到了其他地區，一共有五省的“白蓮教”一起行事，面對來勢洶洶的白蓮教，清朝的精銳八旗卻尷尬了，優渥的生活和已經扔下多年的“武功”讓他們和最初建國的八旗彷彿是兩種人，已經腐朽的大清朝軍隊無力鎮壓十數倍甚至是數十倍的農民起義軍，多個地區的守軍“敗訊”蜂擁而至。
這注定了清朝廷要和白蓮教開始拉鋸戰了，而拉鋸戰，就是需要錢。
忽如其來的暴動讓嘉慶很擔憂，整個朝廷唯恐他倒黴到底，明明當了皇帝，可是卻沒有太多的實權，最讓他欲哭無淚的是，如果一旦輸了這場內戰，那麼大清的“亡國皇帝”就不是乾隆而是他嘉慶了。
有趣的是，面對白蓮教起義，嘉慶還不能做些什麼，因為掌握大權的還是乾隆，鎮壓白蓮教的命令下達者還是乾隆，可乾隆已經很老了，這種種因素都給了白蓮教擴張的空間。
嘉慶元年，光是這一年，大清朝廷稅收收入的一千萬兩白銀就填進了鎮壓白蓮教的戰爭之中，而且這還不夠，國庫中還得抽出一千三百萬兩白銀來支撐平定內亂，這是自乾隆三十三年以來，朝廷國庫第一次由國庫年年都有一點盈餘，變成巨大的“赤字”。
這還不是巔峰的虧損，在嘉慶二年，白蓮教的動靜引起了大面積的生產癱瘓，大清朝廷能收上來的稅收少了，而白蓮教的掌控地區多了，也更強了，這就是一個此消彼長的局面，所以這一年，國庫中又搬出了近三千萬兩白銀來支援平定內亂，這一年大清為了鎮壓白蓮教，已經花進去了至少四千萬兩白銀。
或許乾隆都沒想到，他竟然在有生之年看著自己留給嘉慶的“家底”被自己用來平息農民起義而打光，所以為什麼歷史上的白蓮教起義都說對清王朝造成沉重的打擊，不說太細的方面，就光是稅收和國庫的盈虧來看，都能看到很明顯的差別。
隨著白蓮教把大清朝廷拉入這個沼澤越來越深，乾隆都有心無力了，嘉慶更是很著急，他無時不刻紅著眼睛盯著和珅，因為朝廷快沒錢了，可是和珅這個“錢袋子”起碼還有數億白銀的資產，就連鎮壓白蓮教時候的大量花銷，和珅都敢伸手貪汙。
這也是為什麼在嘉慶四年，乾隆駕崩半個月不到，嘉慶立即處理了和珅，就跟年三十做團圓飯的廚子一樣，起鍋燒油，準備吃一頓硬菜療養一年的傷痛。
和珅一倒，嘉慶吃飽，和珅被嘉慶清剿的財富高達數億兩白銀，很多史料都說和珅的資產等於是清王朝十幾年的國庫收入，可都語焉不詳，因為和珅的錢還沒捂熱乎，也不可能捂熱乎，立即就得拿出去打仗了。
有了和珅的“援助”，大清朝廷終於佔據上風，一直到嘉慶九年，徹底平定了白蓮教起義，而嘉慶九年的國庫，在年末統計出了一個讓嘉慶手抖不已的數字：
2165萬兩。
雍正朝的“國庫”巔峰在雍正八年，存量高達6218萬兩白銀，在他登基八年的時間裡，國庫就增長了三千多萬兩白銀，這一切都是雍正堅持“反貪”的成果。
康熙朝中前期整體的國庫存量都是在“盈餘”的，可是在康熙後期，因為康熙本身所推崇的“奢靡之風”，讓康熙朝後期的國庫年年虧損，雖然只是小虧損，可苗頭已經顯露出來了，因此雍正朝，雍正要做的事情一定是反貪。
即便在雍正九年開始，一直到雍正十三年，國庫年年都要虧，這都是因為“外戰”的因素，在大清內部來說，吏治和官場環境已經被雍正大程度肅清、改善了，只要戰爭結束，大清朝廷就能迅速恢復過來。
可誰知道，他的兒子乾隆皇帝，又開始學康熙皇帝那一套，大搞奢靡之風。
乾隆皇帝的瀟灑自然不用多說，而乾隆皇帝的思維也是十分奇特的，他自己享樂還不說，仍不忘記慷慨地讓下面的官員也一同享受，這種風氣就漸漸養成了，最要命的是，乾隆還特別長壽，雍正皇帝所建立的“反貪體系”，都給乾隆給帶垮了。
和珅就是乾隆朝最典型的一個貪汙人物，最離譜的是，和珅還是乾隆最頂級的心腹，也是貪得最多的人。
乾隆的國庫總量迅速增長期在乾隆三十三年開始，一直到乾隆四十二年，最巔峰的白銀存量達到8100多萬兩，這是清朝最頂峰的資料，所以乾隆四十二年，就是“康乾盛世”的最大成果。
只可惜，這個數量暴增的背後，乃是“人口迅速增長”客觀事實的推動，比如在乾隆初期，乾隆六年的時候，天下總人口的數量才是一億出頭，但到了乾隆五十八年，人口卻突破了三億，這其中將近兩個億的增幅，對經濟的推動不是一般的大。
所以人口暴增也是白蓮教起義“大規模”爆發的基礎。
一方面是人口暴增，一方面是乾隆所推行的奢靡之風，另一方面則是連續不斷的中小規模起義，這就無可避免地展現了乾隆時期的統治問題，是存在極大的缺陷的，所以乾隆的“國庫”，註定註定短時間保持好看的數字，即便沒有農民起義來消耗國庫，遲早也會被整一個貪腐系統所吸乾，最終還得需要一個反貪的皇帝才能從頭到尾肅清，恢復正常。
所以說，乾隆朝是大清的巔峰，也同樣是大清由盛轉衰的時期，這個“由盛轉衰”，正是一種習慣，一種政治體系內部崇尚“貪腐”的習慣，正是這種習慣，讓大清彷彿被頑疾附骨，一直纏到大清朝毀滅。
乾隆自詡“十全老人”，他的確是有功績的，但有些事情確實也沒做好，這都是客觀事實，假如他願意按照雍正的路線往下走，那麼大清朝在他的手上，將是一個蛻變，甚至是走向世界的局面，只可惜，最終還是演變成了“內鬥”。
在歷史上，關於盛世的標準，一是“國庫充盈”，另一個就是“百姓安居樂業”，可真正的盛世，還包括了“藏富於民”。
國庫充盈，這是朝廷有錢，但是一個朝廷想有錢的辦法很多，光是朝廷有錢並不能夠說明民間的百姓就過得好。
只有百姓既能夠“安居樂業”，家裡又還有存量，這才是真的盛世，如果只是朝廷有錢，那根本就不是百姓的盛世，那僅僅是中央皇權加強的背後，對百姓和民間的進一步剝削，很顯然，乾隆朝數十年光景，人口暴增將近兩億且國庫充盈的背後，就是一場場“收割”。
白蓮教起義，就是這個客觀事實最好的證明。
而皇權加強，乃是整個大清封建歷史的主流命題，乾隆不論是在經濟上，還是在政治上，都的確做到了皇權所能做到的頂峰，如果乾隆後期少些奢靡的玩樂，多些勤政，那麼大清的歷史必將不同，但乾隆卻不是如此，六下江南以及“千叟宴”的花銷，就讓乾隆的“消費”達到了歷史君王之最，花過錢的皇帝，是很難回頭的。
因此在乾隆朝之後的統治者，一方面又在竭力對朝廷亂象進行回到正軌的拉扯，一方面也難以消除這種皇權集中帶來的“奢靡”習慣，再加上不久之後的外國侵略者攪局，國內太平天國起義等因素，大清正式積重難返，最後的光景裡，也只是皇族和西方侵略者互相妥協下的苟延殘喘罷了。
只用一個皇帝的時候，就將一個王朝的“盛衰”都經歷一遍，在古代歷史上，這種事情是少有的，唐朝有唐玄宗，清朝就有乾隆皇帝。
但唐玄宗時代不同的是，唐朝民間百姓心向唐玄宗，即便是安史之亂都仍然如此，唐朝由盛轉衰也是因為兵禍，而不是民亂，這都是因為唐玄宗時期，實實在在做到了藏富於民，國庫的存銀數量體面好看，百姓還有大量的盈餘。
相比之下，大清統治者顯然是更加追求奢靡，而乾隆一朝最遺憾的是，乾隆破壞了雍正所奠定的朝廷發展路線和基礎，不僅讓雍正的反貪功虧一簣，回到了康熙後期的貪腐破敗環境，而且還愈演愈烈。
所以乾隆眼睜睜看著自己攢著的那些白銀猶如流水淌走，這隻能說是他的因果罷了。
乾隆朝結束時，國庫還剩多少銀子，應該以乾隆退位時的數字為標準，因為“乾隆退位”和“乾隆駕崩”並不是同一個時間和概念的問題，就拿嘉慶四年“和珅倒臺”事件來說，和珅起碼就為嘉慶的國庫貢獻了至少一億兩白銀的鉅額財富。
在乾隆六十年時，乾隆按照自己的計劃宣佈退位，皇位禪讓給十五子顒琰，自己退居幕後當“太上皇帝”（比太上皇的權力要高），這一年乾隆的內心是滿足的，因為他留了一個最“富足”的國庫給嘉慶，他臉上有光。
對比起父祖，乾隆留給後代的家底屬實是厚。
康熙六十一年，康熙駕崩時，那一年的國庫存銀僅是2716萬兩，而雍正十三年，雍正駕崩時，那一年的國庫存銀僅比康熙駕崩時增長了737萬兩，可是乾隆六十年的時候，國庫就增長到了將近7千萬兩白銀（具體是6939萬兩白銀），這其中乾隆還花了很多錢完成了許多“壯舉”，此等功績，很難不讓他沾沾自喜。
但這“厚厚的家底”，卻沒讓嘉慶有多少開心，他反而愁得不行，因為權力他拿不到，甚至他的話還沒有和珅的管用，朝廷真正的“老闆”，還是太上皇帝乾隆。
最重要的是，在他的年號中，在他是皇帝的名義的幾年時間裡，大清爆發了一場“內亂”，國庫存銀在乾隆六十年，還是6939萬兩，可在第二年的嘉慶元年，就跌到了5658萬兩，最離譜的是第三年，直接再次暴跌，變成了2792萬兩，這意味著在嘉慶二年，大清經濟國庫直接倒退七十多年，回到康熙末年的水平。
這場內亂就是嘉慶年間著名的“白蓮教起義”。
乾隆末年的白蓮教起義：讓大清國庫回到康熙朝。
白蓮教起義乃是清朝有名的一次內部農民起義，又稱“川楚”教亂，波及數省之地，給大清的統治來了一次震感極強的撼動，而白蓮教起義，則是讓嘉慶欲哭無淚，因為白蓮教起義的時候，乾隆已經擺脫皇帝身份了，這一筆“過”，是記在嘉慶頭上的。
其實在乾隆四十年的時候，在河南就有一個著名的“混元教起義”，不過那時候朝廷力強，混元教很快就被鎮壓了，事實上混元教就是白蓮教的一個分支，所以白蓮教的“起事”乃是很多年前就有預謀的。
只是讓嘉慶沒想到的是，他剛登基，就背上了這個大黑鍋。
嘉慶元年，白蓮教將起事時間定在“三辰”（辰年辰月辰日），這個時間，正好是嘉慶元年三月初十，嘉慶年號剛改不久，民間百姓的“祝福”沒有迎來，迎來的是百姓們對清王朝不滿的武器和憤怒。
而“白蓮教”本身，就是“康乾盛世”背後陰暗真實的一個“凝聚物”。
早在白蓮教爆發之前，白蓮教的存在便已經讓朝廷給“感知”到了，最明顯的特徵就是在“四川”、“湖北”兩地的稅收，連續幾年非常低下，但是這兩個地方的人口，卻是在乾隆後期大量湧入，一方面是暴增的轉移人口，一方面是反而降低的稅收數量，這些人想做什麼，朝廷怎麼可能感覺不到。
之所以四川和湖北會出現這樣的情況，根子還是在於“土地兼併”。
就拿湖北來說，在順治剛入關的時候，湖北地區的農民百姓人均擁有的土地數量還能達到“一百二十畝”，可是到了乾隆五十年前後（這其中一百多年的歷史），湖北的人均擁有量才僅是“三畝”，縮水了超過九成之數，可見人地矛盾已經很大了。
而且人地矛盾還不是重點，重點是在乾隆後期，乾隆對待政治偏懶散，手下的貪官汙吏幾乎沒有被整治過，所以其他地區的百姓一旦遇到災難就只能逃難，久而久之都集中到了四川和湖北地區，如此一來還加劇了人地矛盾，他們最終都被白蓮教吸納。
其實白蓮教也沒有太神秘的地方，所謂的口號和願景，本質都是一種信仰引導罷了，在農民運動中，這種手段是常見的，所以白蓮教本質就是乾隆朝留下的致命隱患，是乾隆的統治不當引發的“雪山隱患”，只要一聲巨響，那麼便會發生大面積崩塌。
或許乾隆“退位”就是那聲巨響，讓白蓮教的火焰迅速點燃。
約定好的“三辰”時日到了後，白蓮教起義的省份紛紛響應，爆發了對清王朝的痛擊，一時之間，清朝廷內部一片紊亂，嘉慶欲哭無淚，乾隆還愣在原地，回過神後，太上皇帝下令鎮壓農民起義，可他沒想到，救火的速度遠遠趕不上星火燎原的速度。
白蓮教迅速蔓延到了其他地區，一共有五省的“白蓮教”一起行事，面對來勢洶洶的白蓮教，清朝的精銳八旗卻尷尬了，優渥的生活和已經扔下多年的“武功”讓他們和最初建國的八旗彷彿是兩種人，已經腐朽的大清朝軍隊無力鎮壓十數倍甚至是數十倍的農民起義軍，多個地區的守軍“敗訊”蜂擁而至。
這注定了清朝廷要和白蓮教開始拉鋸戰了，而拉鋸戰，就是需要錢。
忽如其來的暴動讓嘉慶很擔憂，整個朝廷唯恐他倒黴到底，明明當了皇帝，可是卻沒有太多的實權，最讓他欲哭無淚的是，如果一旦輸了這場內戰，那麼大清的“亡國皇帝”就不是乾隆而是他嘉慶了。
有趣的是，面對白蓮教起義，嘉慶還不能做些什麼，因為掌握大權的還是乾隆，鎮壓白蓮教的命令下達者還是乾隆，可乾隆已經很老了，這種種因素都給了白蓮教擴張的空間。
嘉慶元年，光是這一年，大清朝廷稅收收入的一千萬兩白銀就填進了鎮壓白蓮教的戰爭之中，而且這還不夠，國庫中還得抽出一千三百萬兩白銀來支撐平定內亂，這是自乾隆三十三年以來，朝廷國庫第一次由國庫年年都有一點盈餘，變成巨大的“赤字”。
這還不是巔峰的虧損，在嘉慶二年，白蓮教的動靜引起了大面積的生產癱瘓，大清朝廷能收上來的稅收少了，而白蓮教的掌控地區多了，也更強了，這就是一個此消彼長的局面，所以這一年，國庫中又搬出了近三千萬兩白銀來支援平定內亂，這一年大清為了鎮壓白蓮教，已經花進去了至少四千萬兩白銀。
或許乾隆都沒想到，他竟然在有生之年看著自己留給嘉慶的“家底”被自己用來平息農民起義而打光，所以為什麼歷史上的白蓮教起義都說對清王朝造成沉重的打擊，不說太細的方面，就光是稅收和國庫的盈虧來看，都能看到很明顯的差別。
隨著白蓮教把大清朝廷拉入這個沼澤越來越深，乾隆都有心無力了，嘉慶更是很著急，他無時不刻紅著眼睛盯著和珅，因為朝廷快沒錢了，可是和珅這個“錢袋子”起碼還有數億白銀的資產，就連鎮壓白蓮教時候的大量花銷，和珅都敢伸手貪汙。
這也是為什麼在嘉慶四年，乾隆駕崩半個月不到，嘉慶立即處理了和珅，就跟年三十做團圓飯的廚子一樣，起鍋燒油，準備吃一頓硬菜療養一年的傷痛。
和珅一倒，嘉慶吃飽，和珅被嘉慶清剿的財富高達數億兩白銀，很多史料都說和珅的資產等於是清王朝十幾年的國庫收入，可都語焉不詳，因為和珅的錢還沒捂熱乎，也不可能捂熱乎，立即就得拿出去打仗了。
有了和珅的“援助”，大清朝廷終於佔據上風，一直到嘉慶九年，徹底平定了白蓮教起義，而嘉慶九年的國庫，在年末統計出了一個讓嘉慶手抖不已的數字：
2165萬兩。
大清朝的國庫存銀在乾隆朝走上巔峰，可錢多隻是表象，裡子壞了才是真相。
雍正朝的“國庫”巔峰在雍正八年，存量高達6218萬兩白銀，在他登基八年的時間裡，國庫就增長了三千多萬兩白銀，這一切都是雍正堅持“反貪”的成果。
康熙朝中前期整體的國庫存量都是在“盈餘”的，可是在康熙後期，因為康熙本身所推崇的“奢靡之風”，讓康熙朝後期的國庫年年虧損，雖然只是小虧損，可苗頭已經顯露出來了，因此雍正朝，雍正要做的事情一定是反貪。
即便在雍正九年開始，一直到雍正十三年，國庫年年都要虧，這都是因為“外戰”的因素，在大清內部來說，吏治和官場環境已經被雍正大程度肅清、改善了，只要戰爭結束，大清朝廷就能迅速恢復過來。
可誰知道，他的兒子乾隆皇帝，又開始學康熙皇帝那一套，大搞奢靡之風。
乾隆皇帝的瀟灑自然不用多說，而乾隆皇帝的思維也是十分奇特的，他自己享樂還不說，仍不忘記慷慨地讓下面的官員也一同享受，這種風氣就漸漸養成了，最要命的是，乾隆還特別長壽，雍正皇帝所建立的“反貪體系”，都給乾隆給帶垮了。
和珅就是乾隆朝最典型的一個貪汙人物，最離譜的是，和珅還是乾隆最頂級的心腹，也是貪得最多的人。
乾隆的國庫總量迅速增長期在乾隆三十三年開始，一直到乾隆四十二年，最巔峰的白銀存量達到8100多萬兩，這是清朝最頂峰的資料，所以乾隆四十二年，就是“康乾盛世”的最大成果。
只可惜，這個數量暴增的背後，乃是“人口迅速增長”客觀事實的推動，比如在乾隆初期，乾隆六年的時候，天下總人口的數量才是一億出頭，但到了乾隆五十八年，人口卻突破了三億，這其中將近兩個億的增幅，對經濟的推動不是一般的大。
所以人口暴增也是白蓮教起義“大規模”爆發的基礎。
一方面是人口暴增，一方面是乾隆所推行的奢靡之風，另一方面則是連續不斷的中小規模起義，這就無可避免地展現了乾隆時期的統治問題，是存在極大的缺陷的，所以乾隆的“國庫”，註定註定短時間保持好看的數字，即便沒有農民起義來消耗國庫，遲早也會被整一個貪腐系統所吸乾，最終還得需要一個反貪的皇帝才能從頭到尾肅清，恢復正常。
所以說，乾隆朝是大清的巔峰，也同樣是大清由盛轉衰的時期，這個“由盛轉衰”，正是一種習慣，一種政治體系內部崇尚“貪腐”的習慣，正是這種習慣，讓大清彷彿被頑疾附骨，一直纏到大清朝毀滅。
乾隆的富有：封建皇權高度集中的體現。
乾隆自詡“十全老人”，他的確是有功績的，但有些事情確實也沒做好，這都是客觀事實，假如他願意按照雍正的路線往下走，那麼大清朝在他的手上，將是一個蛻變，甚至是走向世界的局面，只可惜，最終還是演變成了“內鬥”。
在歷史上，關於盛世的標準，一是“國庫充盈”，另一個就是“百姓安居樂業”，可真正的盛世，還包括了“藏富於民”。
國庫充盈，這是朝廷有錢，但是一個朝廷想有錢的辦法很多，光是朝廷有錢並不能夠說明民間的百姓就過得好。
只有百姓既能夠“安居樂業”，家裡又還有存量，這才是真的盛世，如果只是朝廷有錢，那根本就不是百姓的盛世，那僅僅是中央皇權加強的背後，對百姓和民間的進一步剝削，很顯然，乾隆朝數十年光景，人口暴增將近兩億且國庫充盈的背後，就是一場場“收割”。
白蓮教起義，就是這個客觀事實最好的證明。
而皇權加強，乃是整個大清封建歷史的主流命題，乾隆不論是在經濟上，還是在政治上，都的確做到了皇權所能做到的頂峰，如果乾隆後期少些奢靡的玩樂，多些勤政，那麼大清的歷史必將不同，但乾隆卻不是如此，六下江南以及“千叟宴”的花銷，就讓乾隆的“消費”達到了歷史君王之最，花過錢的皇帝，是很難回頭的。
因此在乾隆朝之後的統治者，一方面又在竭力對朝廷亂象進行回到正軌的拉扯，一方面也難以消除這種皇權集中帶來的“奢靡”習慣，再加上不久之後的外國侵略者攪局，國內太平天國起義等因素，大清正式積重難返，最後的光景裡，也只是皇族和西方侵略者互相妥協下的苟延殘喘罷了。
結語：
只用一個皇帝的時候，就將一個王朝的“盛衰”都經歷一遍，在古代歷史上，這種事情是少有的，唐朝有唐玄宗，清朝就有乾隆皇帝。
但唐玄宗時代不同的是，唐朝民間百姓心向唐玄宗，即便是安史之亂都仍然如此，唐朝由盛轉衰也是因為兵禍，而不是民亂，這都是因為唐玄宗時期，實實在在做到了藏富於民，國庫的存銀數量體面好看，百姓還有大量的盈餘。
相比之下，大清統治者顯然是更加追求奢靡，而乾隆一朝最遺憾的是，乾隆破壞了雍正所奠定的朝廷發展路線和基礎，不僅讓雍正的反貪功虧一簣，回到了康熙後期的貪腐破敗環境，而且還愈演愈烈。
所以乾隆眼睜睜看著自己攢著的那些白銀猶如流水淌走，這隻能說是他的因果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