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晚清和北洋的借款償還方式是不一樣的，但是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出賣國家主權，而且越往後出賣得越厲害，因為借的錢越來越多。

一、甲午戰爭前

甲午戰爭前，清政府的借款償還主力是海關關稅。在左宗棠西征之前，借款數額不大，直接從海關關稅撥付就能償還。但是從西征開始，海關關稅就不夠用了。西征借款分六次，共1500多萬兩。清政府採用以關稅做抵押的方式借錢，外華人控制下的總稅務司許可權增大了，關稅主權幾乎可以說完全喪失了。

（大清海關總稅務司赫德及其夫人）

二、甲午戰爭到庚子事變前

甲午戰爭開支浩大，加上戰敗的賠償，借款數量急劇膨脹，還款的週期也非常長，達到了20年。海關關稅抵押也不夠了，開始以厘金做抵押。這就使得清政府在大陸徵稅的主權都開始被侵害了。

三、庚子事變後

庚子賠款是史上數額最大的一筆賠款，清政府根本無力支付，只能選擇借款。光靠海關關稅和厘金也不足以抵押了，開始用路權和礦山做抵押了。由於賠款被攤派到各省，地方上也不得不借款，地方借款是以糖捐、酒捐、煙捐，甚至是地皮做抵押。

四、辛亥革命後

清政府在嚴重的財政危機之下垮掉了，但是北洋政府面臨的情況更加糟糕。由於辛亥革命時，各項借款被暫停支付，列強利用掌控海關的便利條件，直接將海關關稅劃撥到幾家銀行，然後成立了一家委員會，專門負責劃分還款。也就是說北洋政府連海關關稅都沒了。

可是北洋政府依然要借錢哪，不然政府就倒閉了。北洋政府在賣主權方面做得更加厲害了，比如袁世凱的善後大借款，是以鹽稅做抵押，直接讓外華人來徵收鹽稅。後來段祺瑞的西原借款，直接從日本獲得了1.45億日元的借款。這筆借款非常神奇，日本為了控制北洋政府，居然不要擔保。但是不要擔保就意味著白白借出，段祺瑞將東北三省的採礦權、練兵權、財政監督權、兵工廠分辦權、鐵路修築權等等都給了日本，為日本後來全面佔領東北埋下了禍根。不過這筆錢段祺瑞壓根沒想還，因為也還不起，段祺瑞甚至說了一句“到時候一瞪眼就完了”。

（民國首任國務總理唐紹儀）

（袁世凱與各國公使）

1909年，英法德美組成了著名的四國銀行團，專門負責對接中國政府的大額政府貸款，核心金融機構和是匯豐，東方匯理，德華，花旗等外國銀行。

南京臨時革命政府成立後，財政拮据，進行了多次對外貸款接洽，著名實業家“南通狀元”張謇就任臨時政府實業總長後，以自己主辦的江蘇鐵路公司出面，和日本大倉組建立了三百萬日元借款合同，以上海至楓涇的鐵路資產為擔保，其中50萬給了江蘇都督程德全，其餘250萬給了南京臨時政府財政總長陳錦濤。

另外，袁世凱在北京就任大總統之後，北洋政府的財政狀況也很窘迫，新任國務總理唐紹儀出面和四國銀行團開始談判，後者答應在三個月內墊款700萬兩救急，此時，袁世凱還大方地從中拿出200萬，透過上海匯豐銀行給了南京臨時政府，算是一份南北議和，兩府合併的見面禮，這筆墊款以輪船招商局所有的商船為抵押。

然而就在此時，北京的北洋軍因欠軍餉而發生兵變，這個事件的直接後果就是，四國銀行團感覺中國政治局勢不穩，終止了後續墊款的支付，並暫停借款談判。

此時，一直苦於無法進入對華借款銀行團的沙俄出手了，以華比（利時）銀行出面，與唐紹儀開始接觸。華比銀行的後面，則是大名鼎鼎的華俄道勝銀行。

在俄國的斡旋下，唐紹儀與華比銀行駐華負責人德弗斯開始談判，最終達成了一筆高達1000萬英鎊的商業借款，相當於白銀一億兩有餘，換算成大洋，也有1.4億元，幾乎等於當時北京政府歲入的七倍，宣統時期前清朝廷歲入的70%多。

然而此時袁世凱和唐紹儀一方面和華比銀行繼續談判，一方面和四國銀行團中的美國財團代表司戴德開始勾兌，沒想到兵變結束後，四國銀行團對袁世凱北京政府的前途轉為樂觀，不僅同意繼續墊款，還同意立刻重開談判，另外，袁世凱為了安撫四國銀行團，還和四國銀行團達成了一個君子協定，不接受銀行團以外國外金融機構的借款。於是，一個借款問題，不僅構成了唐紹儀和袁世凱的矛盾，也讓北京政府的信用產生了裂痕：

1912年3月14日，唐紹儀不等袁世凱點頭，就命令度支部和華比銀行簽約，根據合約，華比銀行立刻支付100萬英鎊，實際到賬79萬英鎊，擔保物是京張鐵路，摺合800萬兩白銀，其中230萬兩跟著唐紹儀到了南京，作為遣散南京周邊革命新軍的費用。

這一下，惹火了英法德美四國，四國公使直接找到袁世凱，指責袁世凱縱容唐紹儀違背了君子協定，與華比銀行借款，更嚴重的是，既然是政治借款，就應該有明確的用款方案和預算，以及各項款項使用的監督機制，唐紹儀帶到南京的230萬兩，以上措施一項也沒有，所以後來四國公使提出，日後所有中國政府之大宗政治借款，必須由四國銀行團選派審計組進駐監督，用於借款的抵押品，也必須由四國選派專業人士進行管理與改革。

對於這種條件，財政窘迫的北京政府自然也沒什麼調價還價的餘地，於是同意了六國（四國加日俄）銀行團的要求，簽訂了墊款章程，銀行團宣佈從5月開始，分三次給予北京政府900萬兩的墊款。唐紹儀因借款事件，上任三個月後即黯然去職。

第二年，英、法、德、俄、日五國銀行團和北洋政府代表於1913年 4月26日在北京簽訂了善後借款合同21款和附件6號。借款總額2500萬英鎊，年息5釐，按84%實交，47年償清，本息共計67893597英鎊，以鹽稅、海關關稅為抵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