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日維新”失敗之後，清政府指責康有為犯有“謀圍頤和園，劫制皇太后”的罪名，並加以通緝追捕。那麼，是康有為確實策劃過“圍園劫後”密謀，還是清廷事後的誣陷？至今令研究者費解。
光緒二十四年（1898）的“百日維新”，以光緒皇帝被囚禁南海瀛臺完全失去自由宣告結束，倡導變法維新的主將康有為、梁啟超被迫逃往日本；以譚嗣同、林旭、楊銳、劉光第、楊深秀、康廣仁“戊戌六君子”慘遭頑固派的殺害。
事後，清政府指責康有為犯有“謀圍頤和園，劫制皇太后”的罪名，並加以通緝追捕。關於圍園劫後密謀，當事人留下的史料很少。
最先披露這一密謀的是清政府在處死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之後，於光緒二十四年（1898）八月十四日釋出的一道有關康黨罪狀的上諭。
然而，到底有沒有“圍園劫後”密謀，學術界則意見紛呈，莫衷一是，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種意見：
其一，康梁否認。
倡導變法維新的主將康有為、梁啟超在公開場合從未承認過兵圍頤和園的密謀。
據金梁在《四朝佚聞·德宗》記載，他曾親自問過康有為關於“兵劫頤和園事”，康有為“怫然曰：‘烏得有此？我朝以孝治天下，小臣面對，誰敢妄言？此皆榮、袁輩不學無術，藉危詞以邀權勢耳！’”
梁啟超在《戊戌政變記》卷三《政變前紀》中記載了初三日說服袁世凱勤王事，但未提到兵圍頤和園，而說：當時維新黨人“意上位危險，諒其事發在九月閱兵時耳”，說袁世凱勤王，“冀其於閱兵時設法保護”。
在卷六《譚嗣同傳》中詳細記述了譚嗣同夜說袁世凱時的談話：“初三日夕，君徑造袁所寓之法華寺，直詰袁曰：‘君謂皇上如何人也？’袁曰：‘曠代之聖主也。’君曰：‘天津閱兵之陰謀，君知之乎？’袁曰：‘然，固有所聞。’君乃直出密詔示之曰：‘今日可以救我聖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則救之。’又以手自撫其頸曰：‘苟不欲救，請至頤和園首僕而殺僕，可以富貴也。’袁正色厲聲曰：‘君以袁某為何如人哉？
聖主乃吾輩所共事之主，僕與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護之責，非獨足下，若有所教，僕固願聞也。’君曰：‘榮祿密謀，全在天津閱兵之舉，足下及董（福祥）、聶（士成）三軍，皆受榮所節制，將挾兵力以行大事。
雖然，董、聶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變起，足下以一軍敵彼二軍，保護聖主，復大權，清君側，肅宮廷，指揮若定，不世之業也。’袁曰：‘若皇上於閱兵時疾馳入僕營，傳號令以誅奸賊，則僕必能從諸君子之後，竭死力以補救。’……君曰：‘榮祿固操、莽之才，絕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袁怒目視曰：‘若皇上在僕營，則誅榮祿如殺一狗耳。
因相與言救主之條理甚詳，袁曰：‘今營中槍彈火藥，皆在榮賊之手，而營哨各官，亦多屬舊人，事急矣，既定策，則僕須急歸營，更選將官，而設法備貯彈藥，則可也。’乃丁寧而去”。
這就是說，譚嗣同夜說袁世凱，是要袁在九月慈禧太后和光緒帝至天津閱兵時採取反政變措施，保護光緒帝，而不是在北京搞政變，當然也就沒有兵圍頤和園的事。其二，圍園劫後是誣陷康梁。持這一意見的研究者指出，如果說譚嗣同夜訪袁世凱，勸其殺榮祿，代為直督，並即帶兵進京，包圍頤和園，則除非譚嗣同是白痴，才會說這樣的話。袁世凱“新建陸軍”所部只有七千人，而北洋大臣榮祿所轄，計有聶士成的“武毅軍”一萬三千人；董福祥的“甘軍”一萬一千人；宋慶、馬玉良的“毅軍”一萬二千人，加上直隸綠營二萬八千人；淮軍一萬二千人；練勇一萬九千多人，總兵力在九萬五千人以上，莫非還敵不過袁世凱的七千人？即使能夠到達京師，自永定門至頤和園，將節節遭遇攔截；即使能夠到達頤和園，但太后未遭劫制，皇帝先已被幽，那還談什麼救駕？那麼，慈禧太后是否知有圍園劫後之說呢？既然譚嗣同不曾做過這種荒謬絕倫的提議，則袁世凱何以又在他的《戊戌日記》中言之鑿鑿呢？論者指出，這是袁世凱迫不得已為求自保的手段。因此，高陽認為譚嗣同根本不會去勸說袁世凱帶兵圍園，因為這是絕對不可行的。所謂的圍園密謀，只是反對派製造的謠言，殺六君子就是為了滅口。康有為其三，確有密謀，證據為楊深秀上的附片。臺灣學者黃彰健認為，確有圍園密謀，康有為讓楊深秀上折，在附片中提出要袁世凱派兵到圓明園挖金窖，可能光緒據此給袁下了旨，儘管光緒、楊深秀自己並不知有此密謀，但袁見此並印證譚嗣同初三晚所談，以為確是讓他帶兵圍園。康有為自編年譜也說：（八月初三）夜楊漪川（深秀）、宋芝棟（伯魯）、李孟符（嶽瑞）、玉小航（照）來慰……李孟符言，英人有七艦在大沽，將與俄戰。吾未與諸公談密詔事，而以李提摩太交來瓜分圖，令諸公多覓人上摺，令請調袁軍入京勤王。據光緒二十四年十月二日《申報》報道：京友來函雲：八月初四日逆犯楊深秀上疏奏稱，圓明園有金窖甚多，請準募三百人，於初八人內挖取。都人詫為奇異。實則與康有為譚嗣同諸犯同一逆謀耳。挖金窖是為了濟練兵急需，而自八月初一起，袁世凱即奉命專門負責練兵事務。在明清兩代，朝廷常用軍人做工。建議光緒在召見袁時，責成袁派兵三百人入京挖金窖。楊深秀在戊戌年曾將康代擬之定國是摺及請獎陳寶箴等摺遞上，都得到了光緒的諭允。新黨要楊深秀八月初五日上此一附片，不過是想利用光緒對楊的信任，想騙取調袁軍入京的上諭，使袁認為此次調軍入京的真正目的不便在上諭中明白宣佈，故借挖金窖為名，並以此使袁相信譚八月初三夜所說確為皇上所授意，而照初三日康原定訂划行事。其四，確有密謀，證據是《詭謀直紀》及梁啟超密札。維新黨人畢永年在政變前到達北京，與康有為來往密切，他記有康要他參與圍園密謀的日記，後存於日本，名為《詭謀直紀》。畢永年在《詭謀直紀》中詳細記錄了康有為是如何勸說他帶兵圍園的。湯志鈞、楊天石見到此件後，認為這是確有密謀的可靠證據。據畢永年所記，政變前畢到達北京，康梁等正在緊張地籌劃政變密謀事宜，要求畢積極參加，先是要他到袁世凱的軍隊中去，畢提出自己一個生人去了沒法工作；後來又要求畢當袁帶兵包圍了頤和園後，帶領壯士進園去捕殺慈禧。其五，確有密謀，證據並非《詭謀直紀》。房德鄰考證了《詭謀直紀》，認為是畢在政變後與康梁鬧翻，根據傳聞寫的，並不可靠。而康有為的《自編年譜》卻透露了他要在北京搞政變的圖謀。康有為在其生前密不示人的《自編年譜》中這樣記載：八月初三日接到光緒帝“朕位幾不保”的密詔後，他就和梁啟超、譚嗣同等商議勸說袁世凱勤王，當晚譚嗣同即到法華寺遊說袁世凱。這裡雖然沒有說到兵圍頤和園、捕殺慈禧太后，但說到要袁“率死士數百扶上登午門而殺榮祿，除舊黨”，這樣的舉動，當然是要在北京搞政變了。如此，則兵圍頤和園劫制皇太后也應該是計劃中的事了，否則怎麼能“扶上登午門”呢？《自編年譜》又記，在譚嗣同赴法華寺的同時，梁啟超也進城到金頂廟容閎處等候訊息，而他自己則留在南海會館整理行李準備赴上海接辦官報，即《時務報》。當晚有好友楊深秀、宋伯魯、王照等來探慰，他未向他們洩漏密詔事，“而以李提摩太交來《瓜分圖》令諸公多覓人上折，令請調袁世凱入京勤王”。康有為的此項建議顯然是為配合譚嗣同夜說袁世凱要在北京搞政變。可以斷定，康有為等確實有利用袁世凱兵圍頤和園的計劃，而不是梁啟超所說僅是防備九月天津閱兵時可能發生的政變。圍園劫後，一樁驚天大事，然而有無此事竟也眾說紛紜，目前看來有的證據多一點，但即便沒有，那也足以對慈禧、光緒的關係造成極大影響。
“百日維新”失敗之後，清政府指責康有為犯有“謀圍頤和園，劫制皇太后”的罪名，並加以通緝追捕。那麼，是康有為確實策劃過“圍園劫後”密謀，還是清廷事後的誣陷？至今令研究者費解。
光緒二十四年（1898）的“百日維新”，以光緒皇帝被囚禁南海瀛臺完全失去自由宣告結束，倡導變法維新的主將康有為、梁啟超被迫逃往日本；以譚嗣同、林旭、楊銳、劉光第、楊深秀、康廣仁“戊戌六君子”慘遭頑固派的殺害。
事後，清政府指責康有為犯有“謀圍頤和園，劫制皇太后”的罪名，並加以通緝追捕。關於圍園劫後密謀，當事人留下的史料很少。
最先披露這一密謀的是清政府在處死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之後，於光緒二十四年（1898）八月十四日釋出的一道有關康黨罪狀的上諭。
然而，到底有沒有“圍園劫後”密謀，學術界則意見紛呈，莫衷一是，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種意見：
其一，康梁否認。
倡導變法維新的主將康有為、梁啟超在公開場合從未承認過兵圍頤和園的密謀。
據金梁在《四朝佚聞·德宗》記載，他曾親自問過康有為關於“兵劫頤和園事”，康有為“怫然曰：‘烏得有此？我朝以孝治天下，小臣面對，誰敢妄言？此皆榮、袁輩不學無術，藉危詞以邀權勢耳！’”
梁啟超在《戊戌政變記》卷三《政變前紀》中記載了初三日說服袁世凱勤王事，但未提到兵圍頤和園，而說：當時維新黨人“意上位危險，諒其事發在九月閱兵時耳”，說袁世凱勤王，“冀其於閱兵時設法保護”。
在卷六《譚嗣同傳》中詳細記述了譚嗣同夜說袁世凱時的談話：“初三日夕，君徑造袁所寓之法華寺，直詰袁曰：‘君謂皇上如何人也？’袁曰：‘曠代之聖主也。’君曰：‘天津閱兵之陰謀，君知之乎？’袁曰：‘然，固有所聞。’君乃直出密詔示之曰：‘今日可以救我聖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則救之。’又以手自撫其頸曰：‘苟不欲救，請至頤和園首僕而殺僕，可以富貴也。’袁正色厲聲曰：‘君以袁某為何如人哉？
聖主乃吾輩所共事之主，僕與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護之責，非獨足下，若有所教，僕固願聞也。’君曰：‘榮祿密謀，全在天津閱兵之舉，足下及董（福祥）、聶（士成）三軍，皆受榮所節制，將挾兵力以行大事。
雖然，董、聶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變起，足下以一軍敵彼二軍，保護聖主，復大權，清君側，肅宮廷，指揮若定，不世之業也。’袁曰：‘若皇上於閱兵時疾馳入僕營，傳號令以誅奸賊，則僕必能從諸君子之後，竭死力以補救。’……君曰：‘榮祿固操、莽之才，絕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袁怒目視曰：‘若皇上在僕營，則誅榮祿如殺一狗耳。
因相與言救主之條理甚詳，袁曰：‘今營中槍彈火藥，皆在榮賊之手，而營哨各官，亦多屬舊人，事急矣，既定策，則僕須急歸營，更選將官，而設法備貯彈藥，則可也。’乃丁寧而去”。
這就是說，譚嗣同夜說袁世凱，是要袁在九月慈禧太后和光緒帝至天津閱兵時採取反政變措施，保護光緒帝，而不是在北京搞政變，當然也就沒有兵圍頤和園的事。其二，圍園劫後是誣陷康梁。持這一意見的研究者指出，如果說譚嗣同夜訪袁世凱，勸其殺榮祿，代為直督，並即帶兵進京，包圍頤和園，則除非譚嗣同是白痴，才會說這樣的話。袁世凱“新建陸軍”所部只有七千人，而北洋大臣榮祿所轄，計有聶士成的“武毅軍”一萬三千人；董福祥的“甘軍”一萬一千人；宋慶、馬玉良的“毅軍”一萬二千人，加上直隸綠營二萬八千人；淮軍一萬二千人；練勇一萬九千多人，總兵力在九萬五千人以上，莫非還敵不過袁世凱的七千人？即使能夠到達京師，自永定門至頤和園，將節節遭遇攔截；即使能夠到達頤和園，但太后未遭劫制，皇帝先已被幽，那還談什麼救駕？那麼，慈禧太后是否知有圍園劫後之說呢？既然譚嗣同不曾做過這種荒謬絕倫的提議，則袁世凱何以又在他的《戊戌日記》中言之鑿鑿呢？論者指出，這是袁世凱迫不得已為求自保的手段。因此，高陽認為譚嗣同根本不會去勸說袁世凱帶兵圍園，因為這是絕對不可行的。所謂的圍園密謀，只是反對派製造的謠言，殺六君子就是為了滅口。康有為其三，確有密謀，證據為楊深秀上的附片。臺灣學者黃彰健認為，確有圍園密謀，康有為讓楊深秀上折，在附片中提出要袁世凱派兵到圓明園挖金窖，可能光緒據此給袁下了旨，儘管光緒、楊深秀自己並不知有此密謀，但袁見此並印證譚嗣同初三晚所談，以為確是讓他帶兵圍園。康有為自編年譜也說：（八月初三）夜楊漪川（深秀）、宋芝棟（伯魯）、李孟符（嶽瑞）、玉小航（照）來慰……李孟符言，英人有七艦在大沽，將與俄戰。吾未與諸公談密詔事，而以李提摩太交來瓜分圖，令諸公多覓人上摺，令請調袁軍入京勤王。據光緒二十四年十月二日《申報》報道：京友來函雲：八月初四日逆犯楊深秀上疏奏稱，圓明園有金窖甚多，請準募三百人，於初八人內挖取。都人詫為奇異。實則與康有為譚嗣同諸犯同一逆謀耳。挖金窖是為了濟練兵急需，而自八月初一起，袁世凱即奉命專門負責練兵事務。在明清兩代，朝廷常用軍人做工。建議光緒在召見袁時，責成袁派兵三百人入京挖金窖。楊深秀在戊戌年曾將康代擬之定國是摺及請獎陳寶箴等摺遞上，都得到了光緒的諭允。新黨要楊深秀八月初五日上此一附片，不過是想利用光緒對楊的信任，想騙取調袁軍入京的上諭，使袁認為此次調軍入京的真正目的不便在上諭中明白宣佈，故借挖金窖為名，並以此使袁相信譚八月初三夜所說確為皇上所授意，而照初三日康原定訂划行事。其四，確有密謀，證據是《詭謀直紀》及梁啟超密札。維新黨人畢永年在政變前到達北京，與康有為來往密切，他記有康要他參與圍園密謀的日記，後存於日本，名為《詭謀直紀》。畢永年在《詭謀直紀》中詳細記錄了康有為是如何勸說他帶兵圍園的。湯志鈞、楊天石見到此件後，認為這是確有密謀的可靠證據。據畢永年所記，政變前畢到達北京，康梁等正在緊張地籌劃政變密謀事宜，要求畢積極參加，先是要他到袁世凱的軍隊中去，畢提出自己一個生人去了沒法工作；後來又要求畢當袁帶兵包圍了頤和園後，帶領壯士進園去捕殺慈禧。其五，確有密謀，證據並非《詭謀直紀》。房德鄰考證了《詭謀直紀》，認為是畢在政變後與康梁鬧翻，根據傳聞寫的，並不可靠。而康有為的《自編年譜》卻透露了他要在北京搞政變的圖謀。康有為在其生前密不示人的《自編年譜》中這樣記載：八月初三日接到光緒帝“朕位幾不保”的密詔後，他就和梁啟超、譚嗣同等商議勸說袁世凱勤王，當晚譚嗣同即到法華寺遊說袁世凱。這裡雖然沒有說到兵圍頤和園、捕殺慈禧太后，但說到要袁“率死士數百扶上登午門而殺榮祿，除舊黨”，這樣的舉動，當然是要在北京搞政變了。如此，則兵圍頤和園劫制皇太后也應該是計劃中的事了，否則怎麼能“扶上登午門”呢？《自編年譜》又記，在譚嗣同赴法華寺的同時，梁啟超也進城到金頂廟容閎處等候訊息，而他自己則留在南海會館整理行李準備赴上海接辦官報，即《時務報》。當晚有好友楊深秀、宋伯魯、王照等來探慰，他未向他們洩漏密詔事，“而以李提摩太交來《瓜分圖》令諸公多覓人上折，令請調袁世凱入京勤王”。康有為的此項建議顯然是為配合譚嗣同夜說袁世凱要在北京搞政變。可以斷定，康有為等確實有利用袁世凱兵圍頤和園的計劃，而不是梁啟超所說僅是防備九月天津閱兵時可能發生的政變。圍園劫後，一樁驚天大事，然而有無此事竟也眾說紛紜，目前看來有的證據多一點，但即便沒有，那也足以對慈禧、光緒的關係造成極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