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原因是一戰前英國屬於協約國陣營，與同盟國陣營敵對

英國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發起方，主要原因是柏林和巴格達鐵路要正式開建，德國要在中東修建港口完成中東+港口的戰略設計，這影響到英國的戰略利益

英國1914年參戰的原因，最為重要的一點是要注意其長期政策的連續性。這是由於自19世紀末以來，英國一直試圖透過轉換外交立場、保持行動自由以維持現狀，而1914年的危機可被看作是英國上述外交政策調整的最後一幕。

　　19世紀後期的英國外交政策目標可被概括為“防範戰爭爆發的同時保護英國利益不受其他列強尤其是德國與俄國損害”。此後，儘管英國在海軍軍備競賽中獲勝，在大國博弈中維持著總體優勢，但其政策選擇餘地越來越小，英國領導人曾長期採取的“安全方針”逐漸不敷使用。在Continental國際格局日益兩極化的條件下，出於保衛龐大帝國、加強軍事建設以及在民族主義與和平主義之間保持平衡的需要，英國不得不在儘量保持行動自由的前提下部分放棄了以往的（光輝）孤立政策。它轉而要麼透過與一些大國（俄、美）達成和解以消除另外某些威脅，要麼不惜冒戰爭風險對其他一些國家（法、日）承擔義務以換取對方保衛英國的某些利益。對英國而言，英法協約起初僅包含極為有限的義務。此外，部分出於對抗德國野心，部分出於與俄國合作的需要，英國在1912年只對法國承擔了部分海上義務，儘管英國始終不願與法俄建立正式軍事同盟，但是三國協約中蘊含的精神與邏輯被後來的歷史證明意義重大。無論如何，一戰前英國外交政策的變化事實上揭示出，沒有任何國家無所不能，英國也不例外。

　　英國的外交政策調整還說明，在20世紀的新環境下，英國以往的一些既得利益，如在巴爾幹地區和黑海海峽的利益已變得相對不那麼重要。同樣，工商業衰落且同時要面對其他大國挑戰這一事情本身對英國而言恐怕也不見得有多麼糟糕。回顧歷史，20世紀初崛起的三強——美國、德國和日本，其中美國並非英國的真正威脅並最終成為盟友；日本在當時是英國在遠東的夥伴；對英國外交真正構成挑戰的其實是企圖打破歐洲均勢並追求世界霸權的威廉德國。尤其在1905年俄國（在日俄戰爭中）戰敗和摩洛哥危機後，雖然專制體制下的俄國在歐洲之外繼續給英國製造麻煩，但德國威脅已變得昭然若揭——它的海軍建設直接挑戰英國海權的基石，它的世界政策引發廣泛的恐懼。直到1912年英國贏得了海軍軍備競賽，德國不再有能力威脅英國，加之英俄關係再度惡化，英德關係緩和才一度變得具有可行性。

　　然而英國外交部堅信，德國的野心及其令人迷惑、變化無常的行為方式使之難以成為合作的物件，因此為了獲得世界範圍內的安全保證，英國必須給予三國協約以最大程度的重視。在這以後，無論何時爆發危機，無論威脅是來自德國還是英國的協約國夥伴，英國都會本能地一再重申三國協約的重要性。而三國協約的性質——無論它是反德工具抑或是英法俄內在緊密聯絡的產物，已無關宏旨。換言之，無論英國持哪種理解，它都很難不在1914年支援法國。這一支援充分揭示出英國近代以來追求行動自由的政策已無法捍衛其利益，反而在20世紀初塑造出一個英國刻意要規避的局面。隨著1914年8月德國入侵比利時，威脅英國本土安全，英國別無選擇，不得不承認三國協約的軍事同盟性質。

　　縱觀一戰前的英國外交政策變遷，不難看出，三國協約原本只是一個實現有限目標的新合作方案。但是，照此執行所帶來的外溢效應與外部突發事件，在事實上改變了環境，其產生的新壓力迫使英國不斷對其政策進行微調，從戰略模糊逐步走向戰略清晰，最終將有限的外交調整轉變為外交革命。在遙遠的巴爾幹發生的一起刺殺事件所引發的蝴蝶效應，將英國拉入一場檢驗其承壓極限的大戰之中。

一戰導火索是塞爾維亞人在薩拉熱窩刺殺了奧匈帝國王儲費迪南大公夫婦，於是奧匈帝國在德國的支援下對塞爾維亞發動戰爭，但是，塞爾維亞與俄國、法國、英國、等國是盟友（協約國），當時俄國最先投入戰爭，西方那時候還有濃重的騎士精神，在這種精神的誘導下，法國不情願地參戰了。英國也是同樣，再加上當時德國的軍力十分強大，協約國必須團結起來再能共同生存，恰好當時德國想借道比利時進攻法國，於是英國以保持比利時中立國地位的名義向德國施壓，在德國斷然拒絕後，英國正式向德國宣戰，同時登陸歐洲大陸，在西線與法國形成英法聯軍。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的英國女王與德國國王威廉二世是親戚，威廉二世桀驁不馴，處處向英國挑釁，甚至大力發展海軍挑戰英國引以為豪的海上霸主地位，因此，英國參戰對英國來說不失為一個遏制德國發展的好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