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發生，可能讓平日胸有成竹的我們突然感到手足無措和人生無常。病毒很小，卻給我們帶來了極大的不安全感，在某種程度上也誘發我們思考，面對未來可能的突發情況，我們應防患於未然還是水來土掩？
新冠的爆發讓我們回想起，應對2003年SARS流行和2009年H1N1大流行時若干的決心和信誓旦旦，要改善收入不平等、公共衛生地區差異，研發疫苗和治療藥物，以及要提升我們對威脅來臨前的及時洞察能力和網路建設等。
從時間來看，從SARS到H1N1，再到這次新冠疫情，可能並不是我們遺忘了威脅本身，而是中間間隔的時間有點兒長，導致我們會形成一種應答式的應對方式（Crisis-Response）：威脅來襲時，我們會過度反應並全力應對，當威脅解除後，我們就會逐漸淡忘，甚至會忘記威脅曾經來過，然後重複老路。如何打破這個“驚恐—忽略”的應對迴圈呢？
在面對威脅時，多數人會在“驚慌失措”的同時，一面暗自發誓“以後我一定要怎樣……”，一面突擊應對；而忽略平時一些制度建設、體系完善和能力準備以提升防患於未然的主動性。就是，事情發生時傾力應對，但沒事時也不準備。
拿此次新冠疫情來看，對於普通、正常人來說，單一的口罩的防護作用比較有限，而能自由使用口罩的狀態會產生一種特有的心理優勢，這種心理優勢會進一步促使我們去獲得甚至“囤積”口罩，但卻忽略了我們的行為可能會促發一個連鎖反應——大眾對口罩這一基本防護物資的獲得佔有，導致一線醫護人員防護物資的缺乏，容易發生醫護感染，產生疫情救治不理想甚至救治狀態惡化，繼而使我們這些當前的正常人可能形成連帶受損。
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的階段，流行病正規化從急性、傳染性疾病轉向慢性、非傳染性疾病轉變，在一定程度上會麻痺研究者與主政者，甚至是普通老百姓對自身健康決策的靈敏度。
比如，美國的特朗普上任後，就解除了白宮層面預防大流行的部門職能，該決策的弊病在此次新冠爆發得以凸顯，如CDC搞砸了第一批下發的檢測試劑，並且反應遲緩，沒有和FDA一起及時調動研究機構參與到疫情的及時檢測診斷中，以補充其現有檢測能力與實際需求之間的差距。
當然，目前來看，國際上仍有機會將新冠疫情有效控制，在缺乏疫苗和有效治療藥物的時候，採取世界衛生組織推薦的非藥物干預手段——自我隔離（quarantine）或強制隔離（isolation），這是一個證明有效的經典防控措施。從目前來看，此項措施對疫情本身的控制來講，取得了卓有成效的階段性防控成果，但也展示了未來醫療體系建設需要重視的問題。
常規醫療需求保障：解決主要矛盾——控制急性疫情的同時兼顧需要穩定持續接受治療的慢性病患者、其他急性非傳染性疾病患者的醫療需求。
特殊人群的基本保障：隔離期間，對一些沒有固定工作收入群體的基本保障，如城市中大量的鐘點工等，不出去工作就沒有收入，可能就無法支付房租或購買食物等。如果這些不能得到很好的保障，即便有不舒服，他們可能選擇繼續出去工作。
如何保障這類特殊人群“安心”隔離以實現抗擊疫情的防控目標呢？不中斷基本治療，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等措施是未來公共衛生政策需要考量完善的。
2003年SARS期間，新加坡就為需要隔離的個人和機構提供了一定的經濟援助以保障“隔離效果”，並隨後將“經濟援助”作為一項公共政策納入其公共衛生應急體系，此次新冠疫情隔離期間同樣生效，保證了隔離效果，並極大降低了因“隔離”導致的其它“繼發事件”。
隔離期間，發生流感樣症狀時如果能透過完善的遠端、分級診療系統進行確診篩查，而不必都到醫院。或者一些慢性病所需的持續治療，也可以透過分級家庭醫生予以治療藥物的處方並電子配送。這樣可以大大減輕各類患者擁擠到醫院給醫療系統帶來的壓力和資源短缺，並避免擁擠到醫院產生的可能繼發事件，如交叉感染，或其它疾病治療被耽誤等。3月6日的“科學”雜誌就提到，隔離政策使得北韓大量結核病患者面臨治療中斷的情況。
因此，未來公共衛生體系的建設，需要充分藉助科技的力量，完善分級、遠端醫療體系並配套“無接觸”的常規治療藥物配送。這就需要有關的資料儲存、共享、調取、隱私與救治平衡等管理應用體系的建立、完善和資料所有權的確認與互動機制等配套出臺。
這是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我們是喜歡扁鵲的哥哥還是更喜歡扁鵲？當有事件尤其是重大事件發生時，我們可能都會悔不當初，盼望天降“神藥”或者疫苗，儘管這些都有其自身的發展規律，需要一定的時間，更重要的是要有平時的基礎積累。但SARS過後，冠狀病毒的研究似乎都成了“冷門”學科了。
那此次的疫情，能讓我們稍稍做些轉變嗎？在風和日麗的平日，我們是否能著力在一些公共衛生體系建設方面下些功夫，提升監測預警靈敏度，做好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準備和相應儲備（能力儲備和物資儲備），確保我們主動應對突發事件的響應能力和啟動速度，以將危害降低並具有恢復經濟和社會秩序的彈性。
當然，也包括對我們普通大眾應對疫情的日常投資，如良好的生活習慣、良好的營養（食物不足或過度都需要避免）、良好的教育、良好的收入、良好的醫療保健和社會服務、可靠的資訊來源等方面的準備。這樣，在事件發生期間，普通大眾就能更好地理解事件的性質、以及個人應對所需要的知識和行為，並且不會憂慮“隔離”帶來的種種不便等。
看起來，這些可能是一個巨大的投資和浩大的工程，但無論投資和工程多麼的大，相對於“水來土掩”的應對成本，都還是個划算的投資。
其實我們的個人健康和公司治理也是如此，功夫都在平日。
個人健康方面，此次疫情期間，鍾南山院士為我們做了一個好示範，日常健身練就了他抗擊疫情的體魄。
公司治理方面，華為給我們做了很好的示範，日積月累的平日功夫賦予了其抵擋狂風暴雨的能力。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發生，可能讓平日胸有成竹的我們突然感到手足無措和人生無常。病毒很小，卻給我們帶來了極大的不安全感，在某種程度上也誘發我們思考，面對未來可能的突發情況，我們應防患於未然還是水來土掩？
新冠的爆發讓我們回想起，應對2003年SARS流行和2009年H1N1大流行時若干的決心和信誓旦旦，要改善收入不平等、公共衛生地區差異，研發疫苗和治療藥物，以及要提升我們對威脅來臨前的及時洞察能力和網路建設等。
從時間來看，從SARS到H1N1，再到這次新冠疫情，可能並不是我們遺忘了威脅本身，而是中間間隔的時間有點兒長，導致我們會形成一種應答式的應對方式（Crisis-Response）：威脅來襲時，我們會過度反應並全力應對，當威脅解除後，我們就會逐漸淡忘，甚至會忘記威脅曾經來過，然後重複老路。如何打破這個“驚恐—忽略”的應對迴圈呢？
主動應對還是被動出擊？
在面對威脅時，多數人會在“驚慌失措”的同時，一面暗自發誓“以後我一定要怎樣……”，一面突擊應對；而忽略平時一些制度建設、體系完善和能力準備以提升防患於未然的主動性。就是，事情發生時傾力應對，但沒事時也不準備。
拿此次新冠疫情來看，對於普通、正常人來說，單一的口罩的防護作用比較有限，而能自由使用口罩的狀態會產生一種特有的心理優勢，這種心理優勢會進一步促使我們去獲得甚至“囤積”口罩，但卻忽略了我們的行為可能會促發一個連鎖反應——大眾對口罩這一基本防護物資的獲得佔有，導致一線醫護人員防護物資的缺乏，容易發生醫護感染，產生疫情救治不理想甚至救治狀態惡化，繼而使我們這些當前的正常人可能形成連帶受損。
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的階段，流行病正規化從急性、傳染性疾病轉向慢性、非傳染性疾病轉變，在一定程度上會麻痺研究者與主政者，甚至是普通老百姓對自身健康決策的靈敏度。
比如，美國的特朗普上任後，就解除了白宮層面預防大流行的部門職能，該決策的弊病在此次新冠爆發得以凸顯，如CDC搞砸了第一批下發的檢測試劑，並且反應遲緩，沒有和FDA一起及時調動研究機構參與到疫情的及時檢測診斷中，以補充其現有檢測能力與實際需求之間的差距。
實施隔離的體系保障
當然，目前來看，國際上仍有機會將新冠疫情有效控制，在缺乏疫苗和有效治療藥物的時候，採取世界衛生組織推薦的非藥物干預手段——自我隔離（quarantine）或強制隔離（isolation），這是一個證明有效的經典防控措施。從目前來看，此項措施對疫情本身的控制來講，取得了卓有成效的階段性防控成果，但也展示了未來醫療體系建設需要重視的問題。
常規醫療需求保障：解決主要矛盾——控制急性疫情的同時兼顧需要穩定持續接受治療的慢性病患者、其他急性非傳染性疾病患者的醫療需求。
特殊人群的基本保障：隔離期間，對一些沒有固定工作收入群體的基本保障，如城市中大量的鐘點工等，不出去工作就沒有收入，可能就無法支付房租或購買食物等。如果這些不能得到很好的保障，即便有不舒服，他們可能選擇繼續出去工作。
如何保障這類特殊人群“安心”隔離以實現抗擊疫情的防控目標呢？不中斷基本治療，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等措施是未來公共衛生政策需要考量完善的。
2003年SARS期間，新加坡就為需要隔離的個人和機構提供了一定的經濟援助以保障“隔離效果”，並隨後將“經濟援助”作為一項公共政策納入其公共衛生應急體系，此次新冠疫情隔離期間同樣生效，保證了隔離效果，並極大降低了因“隔離”導致的其它“繼發事件”。
分級、遠端醫療緩解醫療資源供給壓力
隔離期間，發生流感樣症狀時如果能透過完善的遠端、分級診療系統進行確診篩查，而不必都到醫院。或者一些慢性病所需的持續治療，也可以透過分級家庭醫生予以治療藥物的處方並電子配送。這樣可以大大減輕各類患者擁擠到醫院給醫療系統帶來的壓力和資源短缺，並避免擁擠到醫院產生的可能繼發事件，如交叉感染，或其它疾病治療被耽誤等。3月6日的“科學”雜誌就提到，隔離政策使得北韓大量結核病患者面臨治療中斷的情況。
因此，未來公共衛生體系的建設，需要充分藉助科技的力量，完善分級、遠端醫療體系並配套“無接觸”的常規治療藥物配送。這就需要有關的資料儲存、共享、調取、隱私與救治平衡等管理應用體系的建立、完善和資料所有權的確認與互動機制等配套出臺。
防患於未然還是水來土掩？
這是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我們是喜歡扁鵲的哥哥還是更喜歡扁鵲？當有事件尤其是重大事件發生時，我們可能都會悔不當初，盼望天降“神藥”或者疫苗，儘管這些都有其自身的發展規律，需要一定的時間，更重要的是要有平時的基礎積累。但SARS過後，冠狀病毒的研究似乎都成了“冷門”學科了。
那此次的疫情，能讓我們稍稍做些轉變嗎？在風和日麗的平日，我們是否能著力在一些公共衛生體系建設方面下些功夫，提升監測預警靈敏度，做好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準備和相應儲備（能力儲備和物資儲備），確保我們主動應對突發事件的響應能力和啟動速度，以將危害降低並具有恢復經濟和社會秩序的彈性。
當然，也包括對我們普通大眾應對疫情的日常投資，如良好的生活習慣、良好的營養（食物不足或過度都需要避免）、良好的教育、良好的收入、良好的醫療保健和社會服務、可靠的資訊來源等方面的準備。這樣，在事件發生期間，普通大眾就能更好地理解事件的性質、以及個人應對所需要的知識和行為，並且不會憂慮“隔離”帶來的種種不便等。
看起來，這些可能是一個巨大的投資和浩大的工程，但無論投資和工程多麼的大，相對於“水來土掩”的應對成本，都還是個划算的投資。
其實我們的個人健康和公司治理也是如此，功夫都在平日。
個人健康方面，此次疫情期間，鍾南山院士為我們做了一個好示範，日常健身練就了他抗擊疫情的體魄。
公司治理方面，華為給我們做了很好的示範，日積月累的平日功夫賦予了其抵擋狂風暴雨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