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緯祿，1916年生於安徽蕪湖，“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獲得者，中國著名火箭與導彈控制技術專家和航天事業的奠基人之一，中國著名火箭與導彈控制技術專家，是中國水下核潛艇固體潛地戰略導彈和陸上機動車固體戰略導彈的總設計師，開創了中國固體戰略導彈先河，為中國導彈技術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為航天事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一定要把中國的導彈搞出來
1943年，黃緯祿在中央大學機電系畢業以後到英國進修。黃緯祿在英國一家無線電工廠實習期間，有一天德國的一枚V-2導彈落在了他所實習的工廠，由於黃緯祿是實習生，可以比正式員工晚半個小時上班，才躲過一劫。
但這一劫卻給他帶來很大震動：如果中國有導彈，就不會受日本侵略者的蹂躪。一次偶然的機會，他去參觀一個展覽，平生第一次看到了導彈。那是英國繳獲的一枚德國導彈，配以解剖圖。黃緯祿看了展覽之後對導彈產生了濃厚興趣。從此，他和中國的“兩彈一星”事業結下了不解之緣。
1957年，在剛剛成立一年的中國導彈研製機構——國防部五院，黃緯祿開始了他的“導彈人生”。
中國導彈的研製是從仿製開始的。但是，正當仿製工作進入關鍵時刻，蘇聯單方面撕毀協議，撤走了全部專家，給中國的導彈科研工作造成了無法想象的困難。黃緯祿和他的戰友們下定了決心，一定要搞出自己的“爭氣彈”，爭華人民的志氣!
從此，黃緯祿和他的戰友們以“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兒”的鐵律，腳踏實地、刻苦攻堅，開始了導彈研製的新徵程;以“生在永定路，死在八寶山”的誓言，自力更生、默默奉獻，描繪出共和國導彈事業的新畫卷。
黃緯祿擔當起了導彈的“中樞神經”——控制系統負責人的重任，“飛得穩，打得準，主要靠控制系統”，正是深知控制系統的重要性，他很清楚自己肩負的責任有多重。
可是，中國導彈的基礎是一窮二白，一切必須從零開始。然而，黃緯祿並沒有望而生畏，“幹什麼工作，只要去幹、去學，總是可以學到手的。就像爬山一樣，在山下，看著山頂那麼高，不要被嚇住了。要一個臺階、一個臺階地向上爬，上一個臺階並不困難，上一個臺階就離山頂更進一步。只要堅持不懈地往上爬，最後，總是可以爬到山頂的。”
黃緯祿帶領的團隊為此付出了巨大心血。身為控制系統的負責人，黃緯祿要確保導彈的“頭腦”在整個試驗過程中都是清醒的，能夠準確控制彈身的飛行姿態和軌跡。他從基礎學起，把自己已有的經驗和技能想方設法轉化過來，同時吸納新的知識和技能。
首枚導彈運往基地前，黃緯祿和戰友們在午夜燈火通明的生產車間裡，連續奮戰好幾個晝夜，把每一個環節重新仔細地檢查了一遍;在冬季滴水成冰的基地廠房裡，對每一個電路單元都進行了反覆的除錯，不放過任何一個小細節。他們要向世人證明，華人靠自己的力量也能造出導彈來。
1960年11月，中國第一枚導彈——“1059”(東風一號)發射成功，實現了中國軍事裝備史上導彈零的突破!
1964年6月，“東風二號”取得圓滿成功，翻開了中國導彈發展史上自主研製的新一頁!
1966年10月27日，中國首次由導彈運載發射的原子彈在核試驗預定地點成功爆炸，中國導彈研製試驗成果震驚了世界!
十年，黃緯祿和他的同事們發揚自力更生和勇於登攀的精神僅用了十年，便走過了從仿製到研製的自主創新之路，實現了中國導彈零的突破，使中國液體戰略導彈控制技術達到了新的水平，取得了被外電評論為“像神話一樣不可思議”的進步。
一定要把中國的固體導彈搞出來
早在20世紀60年代，中國已先後研製成功了原子彈和液體地地戰略導彈，但是液體導彈準備時間長且機動隱蔽性差，缺乏二次核打擊能力。面臨兩個超級大國的核威脅和核訛詐，中國急需有效反制手段。研製從潛艇發射的潛地固體戰略導彈勢在必行。
黃緯祿臨危受命，擔綱中國第一枚固體潛地戰略導彈“巨浪一號”的總設計師。
為了準確掌握具體情況，黃緯祿走遍了大江南北、黃河上下、大漠荒原、戈壁深處。他發現，研製條件十分欠缺，急需少花錢、多辦事、快辦事、辦成事。他心急如焚，食不甘味，無法入眠。於是，黃緯祿提出了“臺、筒、艇”三步發射的試驗程式，引起了轟動，並得到了國防科委的認可。“臺、筒、艇”就是第一步在發射臺上做試驗，第二步在陸上發射筒中打導彈，第三步在艦艇上打遙測彈。省去了投資巨大的水池，大大簡化了試驗設施，節約了大量研製經費和時間，開創了一種符合中國國情的具有中國特色的試驗程式。
1970年7月的一天，人們看到，在新建成不久的南京長江大橋中央，停放了一臺巨大的吊車，似火的驕陽下，那個白色的“大傢伙”正在被反覆地以各種姿態投入水中，並獲取了大量的有效資料。
就這樣，黃緯祿帶領這支年輕的研製團隊，勇敢地向困難發起挑戰，克服了研製起點高、技術難度大、既無資料和圖紙又無仿製樣品、缺乏預先研究等許多困難，充分利用現有資源，創造性地進行條件建設，自力更生、艱苦奮鬥，開展了大量的各類試驗驗證，反覆修正設計，終於取得了固體導彈技術和潛射技術的重大突破。
黃緯祿，1916年生於安徽蕪湖，“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獲得者，中國著名火箭與導彈控制技術專家和航天事業的奠基人之一，中國著名火箭與導彈控制技術專家，是中國水下核潛艇固體潛地戰略導彈和陸上機動車固體戰略導彈的總設計師，開創了中國固體戰略導彈先河，為中國導彈技術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為航天事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一定要把中國的導彈搞出來
1943年，黃緯祿在中央大學機電系畢業以後到英國進修。黃緯祿在英國一家無線電工廠實習期間，有一天德國的一枚V-2導彈落在了他所實習的工廠，由於黃緯祿是實習生，可以比正式員工晚半個小時上班，才躲過一劫。
但這一劫卻給他帶來很大震動：如果中國有導彈，就不會受日本侵略者的蹂躪。一次偶然的機會，他去參觀一個展覽，平生第一次看到了導彈。那是英國繳獲的一枚德國導彈，配以解剖圖。黃緯祿看了展覽之後對導彈產生了濃厚興趣。從此，他和中國的“兩彈一星”事業結下了不解之緣。
1957年，在剛剛成立一年的中國導彈研製機構——國防部五院，黃緯祿開始了他的“導彈人生”。
中國導彈的研製是從仿製開始的。但是，正當仿製工作進入關鍵時刻，蘇聯單方面撕毀協議，撤走了全部專家，給中國的導彈科研工作造成了無法想象的困難。黃緯祿和他的戰友們下定了決心，一定要搞出自己的“爭氣彈”，爭華人民的志氣!
從此，黃緯祿和他的戰友們以“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兒”的鐵律，腳踏實地、刻苦攻堅，開始了導彈研製的新徵程;以“生在永定路，死在八寶山”的誓言，自力更生、默默奉獻，描繪出共和國導彈事業的新畫卷。
黃緯祿擔當起了導彈的“中樞神經”——控制系統負責人的重任，“飛得穩，打得準，主要靠控制系統”，正是深知控制系統的重要性，他很清楚自己肩負的責任有多重。
可是，中國導彈的基礎是一窮二白，一切必須從零開始。然而，黃緯祿並沒有望而生畏，“幹什麼工作，只要去幹、去學，總是可以學到手的。就像爬山一樣，在山下，看著山頂那麼高，不要被嚇住了。要一個臺階、一個臺階地向上爬，上一個臺階並不困難，上一個臺階就離山頂更進一步。只要堅持不懈地往上爬，最後，總是可以爬到山頂的。”
黃緯祿帶領的團隊為此付出了巨大心血。身為控制系統的負責人，黃緯祿要確保導彈的“頭腦”在整個試驗過程中都是清醒的，能夠準確控制彈身的飛行姿態和軌跡。他從基礎學起，把自己已有的經驗和技能想方設法轉化過來，同時吸納新的知識和技能。
首枚導彈運往基地前，黃緯祿和戰友們在午夜燈火通明的生產車間裡，連續奮戰好幾個晝夜，把每一個環節重新仔細地檢查了一遍;在冬季滴水成冰的基地廠房裡，對每一個電路單元都進行了反覆的除錯，不放過任何一個小細節。他們要向世人證明，華人靠自己的力量也能造出導彈來。
1960年11月，中國第一枚導彈——“1059”(東風一號)發射成功，實現了中國軍事裝備史上導彈零的突破!
1964年6月，“東風二號”取得圓滿成功，翻開了中國導彈發展史上自主研製的新一頁!
1966年10月27日，中國首次由導彈運載發射的原子彈在核試驗預定地點成功爆炸，中國導彈研製試驗成果震驚了世界!
十年，黃緯祿和他的同事們發揚自力更生和勇於登攀的精神僅用了十年，便走過了從仿製到研製的自主創新之路，實現了中國導彈零的突破，使中國液體戰略導彈控制技術達到了新的水平，取得了被外電評論為“像神話一樣不可思議”的進步。
一定要把中國的固體導彈搞出來
早在20世紀60年代，中國已先後研製成功了原子彈和液體地地戰略導彈，但是液體導彈準備時間長且機動隱蔽性差，缺乏二次核打擊能力。面臨兩個超級大國的核威脅和核訛詐，中國急需有效反制手段。研製從潛艇發射的潛地固體戰略導彈勢在必行。
黃緯祿臨危受命，擔綱中國第一枚固體潛地戰略導彈“巨浪一號”的總設計師。
為了準確掌握具體情況，黃緯祿走遍了大江南北、黃河上下、大漠荒原、戈壁深處。他發現，研製條件十分欠缺，急需少花錢、多辦事、快辦事、辦成事。他心急如焚，食不甘味，無法入眠。於是，黃緯祿提出了“臺、筒、艇”三步發射的試驗程式，引起了轟動，並得到了國防科委的認可。“臺、筒、艇”就是第一步在發射臺上做試驗，第二步在陸上發射筒中打導彈，第三步在艦艇上打遙測彈。省去了投資巨大的水池，大大簡化了試驗設施，節約了大量研製經費和時間，開創了一種符合中國國情的具有中國特色的試驗程式。
1970年7月的一天，人們看到，在新建成不久的南京長江大橋中央，停放了一臺巨大的吊車，似火的驕陽下，那個白色的“大傢伙”正在被反覆地以各種姿態投入水中，並獲取了大量的有效資料。
就這樣，黃緯祿帶領這支年輕的研製團隊，勇敢地向困難發起挑戰，克服了研製起點高、技術難度大、既無資料和圖紙又無仿製樣品、缺乏預先研究等許多困難，充分利用現有資源，創造性地進行條件建設，自力更生、艱苦奮鬥，開展了大量的各類試驗驗證，反覆修正設計，終於取得了固體導彈技術和潛射技術的重大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