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了整劇，關於苦難與社會，關於被苦難逼出的淋漓盡致的人性，關於溫情與理性，當然，也關於車到山前必有路，苦盡甘來的光芒。

記得在贊因極力阻止父母賣掉妹妹時，母親帶著嘲諷的語氣說了一句：你想當英雄人物是嗎？

在我來看，他從不是“想”當英雄，而是骨子裡“住”著一位英雄。

就整劇看來，相比嗜菸酒成性，脾氣暴躁，賣掉孩子毫不猶豫的父親，和將苦難歸咎於命運，不斷遷怒於於孩子的母親，贊因用瘦弱的身體，從影片開頭將一個人扛著煤氣罐，搖晃著身體幹活，照顧弟弟妹妹，到幫助父母撒謊賣毒品原料，街市上賣果汁，卻從未妥協於生活，沒有半句怨言，保留著內心的善良與人性的溫情。

他是全片中最理性之人，沒有因苦難遷怒任何人，深知大多苦難來自於父母的不節制生育，也是全片中最瘋狂之人，不顧母反對設計妹妹逃跑計劃，自己離家出走，知道自己疼愛的妹妹死於他人傷害時，相較於父母懦弱不敢言，將刀子伸入施害者的身體。如此相較於他的父母，確實是英雄人物般的存在。

本片既體現了戰爭下外逃難民沒有合法身份，卻懼怕被遣送回戰爭國，苟且度日的艱苦生活，也體現了不服從於命運的反抗鬥爭精神(沒有像父母一樣，對艱苦的生活聽之任之，而是反思原因，並以行為抗爭)。

在這之後，有小小的認識，其實很多時候，讓我們潸然淚下的，難以忘懷的，是那些我們人們始終不願意面對的，久久以來回避的，原本很重要卻一直為我們忽視的角落。

描述是蒼白的，簡單舉幾個例子就會清晰。

比如東野圭吾的《虛無的十字架》，探尋死刑的意義：是將犯人處以死刑但兇手至死不悔更可行，還是用盡餘生贖罪卻逃過死刑更有意義；

比如人們關於同性戀的看法，社會對他們的輿論壓力，男同與艾滋病緊密的聯絡，大部分人對LGBT人群的偏見；

而何以為家也是這樣，黎巴嫩的貧民的故事也許我們從未關注過，孩子站在法庭起訴父母的畫面多數人也從未設想過。可這部電影真實的、血淋淋的將這些事實擺在我們面前，猝不及防。

“你為什麼要起訴你的父母？”

“因為生了我。”

這是在影片的開頭，法官拋給十二歲的贊恩的問題，也是電影拋給觀眾的問題。

1. 孩子的命運。

贊恩的家庭是典型的“越生越窮，越窮越生”，在這裡，最苦最悲者當屬孩子們。贊恩的一個哥哥入獄，一群兄弟姐妹擠在地板上睡覺，父母就在用布隔開的另一側做愛，在這裡，性與性別都是畸形的。

孩子們則被大人動輒打罵，被迫去販賣毒品。在他們的人生裡，上學只是奢望。他們的臉上，幾乎從未出現過歡笑與幸福，那些不屬於他們。他們幾乎跨過成長，直接成熟，成熟中又夾雜著無數的哀傷與悲涼。

2. 女性的命運。

這樣惡劣的情況下，儘管贊恩從未被愛過，可他仍然擁有愛人的能力。他發現了自己的妹妹內褲上的血跡，他暴力的在水龍頭下將他洗淨，並讓妹妹把自己的汗衫墊上，還去超市偷了衛生巾。

贊恩也只有十二歲，這樣的環境下，他並不懂得為什麼女生到了年紀內褲就會出現血跡，但他知道這不是好兆頭，一旦被發現，妹妹就會“被帶走“。

可贊恩終究沒能留住自己的妹妹。她還是豬崽一般的被帶走了，而後懷孕、難產而死。人人可悲，孩子可悲，女孩子，尤為可悲。

3. 大人的命運。

在電影很多時候，大人是禍害的存在，他們越窮越生，生而不養，是悲劇的製造者。可是僅僅是這樣嗎？悲劇最悲之處永遠不在他本身，而在於他的輪迴。如果贊恩和他的兄弟姐妹們是一代悲劇，那麼他們的父母其實也只是悲劇的上一代。他們代代相傳，沒有源頭，沒有結束。

電影並沒有剝奪這對夫妻的話語權。在法庭上，母親詰問法官：“我這一生都在做奴隸，你還敢批評我？你有什麼權利批評我，你有我這種處境嗎？你永遠不會，因為你活不下去，你連做噩夢都活不下去，換成你是我，你早就已經上吊自殺了。為了讓孩子活下去，我願意犯下千種罪，他們是我的孩子，沒人有權批評我，我是我自己的法官。“

父親陳述嫁出年幼女兒的原因：“這是為了讓她擺脫痛苦，和我在一起，她沒有希望，她連睡覺的床都沒有。“

這場悲劇依然沒有結束，贊恩的母親懷孕了。

電影中，贊恩的兩次哭泣也讓人五味雜陳。第一次是在妹妹名為出嫁，實則被交到一個畜生手上送死時。二是在贊恩為了籌錢，不得不將如同自己親弟弟的小嬰兒賣給人販子時。是的，贊恩把他賣了，為了錢，儘管當初他極力阻止母親賣出自己的妹妹。

悲劇，永不停止。

電影的最後，贊恩擠出了笑容，可那笑容只是隧道中的一點光，為了給人們繼續前進的動力，避免就這樣再也逃不出隧道。可貧困，戰爭，愚昧，不會隨著這個笑容消失。而這些總總，足夠給電影一個高票房。足夠給這個真實的故事，這些真實的演員，一點點關注與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