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重人性，西方文化則重理智。

中國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孔子曰“愛人”，孟子曰：“仁也者，人也”。所謂人就是指人際關係，中國講究禮節，注重孝為仁之根本，注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不同等級秩序，要求臣忠於君，子孝於父母，弟尊敬兄長，等等，否則為“不仁”。

然而，西方的文化則偏重於理智、理性，認為理智應該而且能夠控制情感，人應該控制自我的慾望，用理智和道德去追求幸福，理智的份量大於人情的份量。“我愛我師，我更愛真理”這一哲理名言充分體現了西方對理智的偏重遠遠大於對人情的重視。

2、華人注重人與自然的和諧，強調“天人合一”，西方人強調“人為萬物之靈”，自然不過是人的陪襯。

西方人在處理人與自然的關係時，往往注重個人和物質利益，強調對自然的索取和征服，認為人有能力而且必須征服自然以獲取生存的條件。

而華人從先秦時代就形成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強調在處理人與自然的關係時，注重人與自然的和諧，認為“天、地、人一統於道”，老子認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德自然”。

3、從語言角度看，漢語是非形態語，西方語言為形態語。

西方文字是由單個字母組成的流線性的文字，它以形統意，透過嚴密複雜的形態變化來表達意思。在句法上只要是主謂結構都是句子，也只有主謂結構才是句子。

而漢語是以象形文字為基礎的方塊字，方塊字本身就包含了豐富的語意意思，漢語言是以意統形的，句子的句法、組織結構和語義根據所要表達的意境和內容來安排，而且在漢語中沒有主語和謂語的句子是隨處可見的，所以漢語組織以達意為主，不滯於形而以意統形。

西方流線性的語言和文字相應於西方人單向性的思維模式，他們強於分析、邏輯。中國文字是以象形文字為基礎的，講究整體性與立體性，體現了華人立體的思維模式。

4、西方重物質，中國重精神。

在西方人眼裡，物質的滿足是相當重要的，從西方的殖民史可以看出，西方人對於物質的追逐簡直不擇手段，對物質的追逐，對感官刺激的尋求，一度使西方人感覺迷茫。相反，東方文化尤其是中國文化的核心是重精神，注重精神上的滿足。

5、西方重個人主義，中國文化重集體主義。

西方自從18世紀歐洲啟蒙運動以來，自由、人權、平等、博愛等思想深入人心，西方的精神強調個體的自由，注重個體的奮鬥，個人的權利。私人的權利與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甚至會為個人的私利而不顧國家之利益。

而中國文化重集體主義。從古至今，家國思想貫穿人心，一個與眾人格格不入的人在中國是沒有出路的。尤其是新中國成立後，集體主義更是深入人心。

華人的行為注重的是以大局為重，不以自我的私利而去損害國家集體的利益，強調集體至上的原則，在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集體利益發生衝突時，必要時要犧牲個人利益而維護國家、集體的利益。

一)思維方式上方面，西方人注重思辨、理性、分析、實證，剖析整體再加以綜合;華人注重直觀、整體、經驗。在西方哲人看來，只有思辨性的東西才是最真實、最完善、最美好的。從古希臘時代起，自然科學家和哲學家們都把抽象思維和邏輯思維方式作為認識和把握事物真理的最基本手段，並把“分析學”或“邏輯學”視為一切科學的工具。這種思維方式，推動了西方科學的發展。

中國傳統的思維方式，不是透過歸納推理，演繹推導，而是基於事實，憑藉已有的經驗和知識，對客觀事物的本質及其規律性加以識別、理解和進行整體判斷。與直觀的思維方式相聯絡，華人認識世界的方式是“體知”而不是“認知”。老子首創了“體道”說。“體道”，就是以心靈體驗的方式去把握宇宙的根本之道。儒家是把認識的物件作為人類自我意識外化的倫理情感的整體來體驗的，從中尋找對主體倫理、價值規範的印證。

(二)價值取向方面，西方人注重以自我為中心，重個人、重競爭;華人注重群體、社會、和諧。西方人的價值觀認為，個人是人類社會的基點。每個人的生存方式及生存質量都取決於自己的能力，有個人才有社會整體。因此，不習慣關心他人，幫助他人，不過問他人的事，甚至把主動幫助別人或接受別人的幫助看作是令人難堪的事，以為接受別人的幫助是證明自己無能，而主動幫助別人會被認為是干涉別人私事。他們提倡每個人應表現出自己的個性，越是表現出自我個性，越能體現人生的價值。因此，人與人之間的競爭意識很強，靠競爭來取得自己的利益，實現自己的價值